汉字不除，中国必亡？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清梦

     汉字不除，中国必亡？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2019-01-16 11:19                                                   

  90多年前，有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钱玄同的身世颇为奇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大家所熟悉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二公子。

钱玄同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2岁，难怪会有一个大34岁的大哥钱恂。父亲死时，钱玄同还小，长兄为父，因此他对大哥钱恂很畏惧。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所以思想颇开放。受大哥的影响，钱玄同的思想也很开放，甚至激进，这在他后来所推崇的汉字改革中可窥见一斑。
钱玄同是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人室弟子，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在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在废弃文言文，废除汉文(字)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这不存在太多的争议，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精辟地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这得到了钱玄同的回应，他写信给陈独秀：“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从此，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空前激烈，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钱玄同的空前激烈，还有一则轶事可以证明。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古典中国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以后，可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1917年，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挟他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
1920年2月1日，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受到时人的热烈吹捧。1922年，他又问“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一份《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的联署和支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关简化字的第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之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化字324个，这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化字表。但是，这套方案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6年草草收回。抗战爆发后，汉字简化运动也不了了之——抗战救了汉字一命!此外，汉字拼音的出现对解决汉字危机也功不可没，因为用固定的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有利于人们识记汉字。
就总体而言，汉字简化和汉字注音两大方案，既不废止汉字，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汉字的识读书写和国语发音的统一，是一个比较中庸平和的汉字改革方案。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持续近30年，实际上继承的就是这一传统。
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独特的文字，也是世界上稳定性和延续性最强的文字，它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然而，在五四时期，“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不灭，天理不容”等口号甚嚣尘上，汉字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和挑战。我们今天反思“废除汉字”这个口号时，确实感受到问题之严重。显然，如果这些口号得以实施，那将是从根本上毁灭中国的文化。而事实上，因为抛弃了文言文、繁体字和传统经典，目前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和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呈断裂状态。
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是百余年来的汉字简化运动以及汉字繁简之争，人们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能衷于一是。
笔者认为，首先，汉字变化的趋势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简化，而是繁化，或造新字，或增笔画，因为新事物、新现象、新意义增多了，不得不如此——很多甲骨文或金文要比繁体字简单得多；其次，汉字简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误区，即繁体字难认、难读、难写，所以造成了中国人不识字、没文化。实际上，识字水平和文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提高有绝大关系，和字体难易程度的关系不是很大。

既然有两种“国字”，就难免会发生“繁简之争”。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时实行“繁简并用”的“双轨制”。实际上，大陆一直都在使用“双轨制”，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绝大多数都是用繁体字排版印刷。此外，一些网站如人民网、中国网等，一直就设有“繁体字”版。今后可考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语文教材的各文本原是繁体字的则繁体之，原是简化字的则简化之，使大中小学生至少能做到“识繁用简”。从长远来看，两种“国字”双峰对峙的可能性不大，但结局肯定不是要么繁体字取胜，要么是简化字占优，而是各有取舍，具体则由民众和历史来选择和检验，政府不宜做出硬性的决断和规定。
总之，笔者认为文字是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倾向于赞同季羡林老先生“汉字简化及其拼音化是歧途”的说法，因为简化字把中国文化断成了“传统”和“现代”两截。所以，笔者在此套用一句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风雨仓皇近百年，天下谁人还识君”——“君”者，不仅指繁体字，更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