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山 母亲是水

原汤

           父亲是山   母亲是水

   

      母亲于两千年离开人世间的，终年八十岁。父亲早母亲三年去世，没有赶上新世纪的到来。母亲去世后，兄弟几个按照老人的愿望，将二老的骨灰送至辽南老家。

     那是个山沟沟里的村子，村子的北面山上，是村子族人过世的葬地，整面的阳坡松柏林地里竖着一座座墓碑，还有很多没有墓碑不知何人的坟包。过膝的茅草中走出的小径，由山脚下弯曲的沿至山顶，父母合葬的坟墓在半山腰的一个开阔阳坡上，站在北山上向南望去，远远村子隐隐的坐落在山坳里，村子上空徐徐的冒着炊烟。北山下与村子隔有一条十几米宽，水流缓缓而澄清的小河。村里老人讲，北山是座风水宝地，青山绿水，阳光明媚，逝去的人葬在北山，能一眼望到村子，时刻看到家乡的山和水，看到这里的子孙后代日子过的怎么样？

      父母出自这个山村，同爷爷一辈的兄弟后代往下还繁衍在这里，而爷爷子孙这里已没有了，连父亲这一辈的老人也找不到几个了。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还是说老家好，一定要回到出生的地方。老家确实好，山好水好人气好，哥几个送老人回家乡，和乡亲们还是亲的不得了，真是体验了同宗的亲情，摆上几桌席，喝上几杯酒，谈谈家里家外弟兄们日子过的怎么样？回忆老人们的过去，真是连着骨头带着筋，知道了不少过去不知道的事。

      自父母葬于老家后，每年就以母亲去世的日子做为二老的祭日，这一天，兄弟几个虽说四散的都不在一个城市里，但都要按传统的民俗方式，为二老烧些以纸代钱的祭物，以表怀念。

      母亲去世的日子是六月一日，正是国际儿童节，卖烧纸的老人象个吉祥先生，说这个日子是吉日，有再生的意义，人死还能复生吗？不过是个吉祥话罢了。

      父亲是个老牌共产党，也就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而侥幸没有死去的人，革命胜利进城后掌了权，又不带清朝时的品位，只按工资级别做官领工资的人，那叫行政级别。

      父亲的级别是行政十三级，说官不大也不算小，享受到供应年代与老百姓不同的供应，凭本供应烟酒的水平。不过这个官做的不安稳，党叫去哪里打个包就得去哪里。他常说自己漂泊大半辈子，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地方做官最多三年五载，又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了！只有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才固定下来十来年。

      父亲在外飘泊，我们小时很少能见到父亲，党将他派到一个地方做官，家是不跟过去的，只有办公事经过家时，才在家里住上几天，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固定在了省城，接着文化大革命他到五七干校，我们当子女的又上山下乡，与父亲见面还是很少，直到他离休了，真正呆在家里了，才天天见面了，到了这时我们工作又很忙，能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以至我对父亲过去的了解也就很少，真正了解父亲还是在他有病直至去世这段日子里，通过整理他遗留下的一些笔记，和母亲叨咕的只言片语，再就是回到老家一些老年人所讲，才对父亲的历史有所了解。

      据老家上岁数人讲，父亲是八一五光复，日本鬼子倒台时，突然间在老家一带出了名的，他由一个镇子的学校校长，一个教书匠，突然变成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打土豪分田地的带头人，农民们很惊讶，一个教书先生竟是共产党，就连祖父祖母和母亲都惊讶了，父亲的身份很隐蔽，因身份的公开，土改后老家一带又落入国民党军队手里，父亲离开了老家，按他的话说，从此漂泊在外了。

      按理说父亲的干部级别也不算太小，如果父亲不是常在外工作花钱较多，虽说我们兄弟五个半大小伙子能吃能喝的，家里的生活也还是会不错的。因父亲花消较大，家里的生活还是经常拮据，主要是粮食短缺，经常接受父亲同事和邻里的接济。穿的都是大的衣服短了，母亲改巴改巴给小的，男孩子也不挑那些，我小时只知道在吃饭时挑好吃的，母亲总是要给大家分成份，以免大家象五只小老虎一样争抢着吃，父亲偶尔在家遇到这情景，他会开怀大笑起来。父亲是个严肃的人，话语也不多，虽说很少见到他发火，可也很少见他笑，见到他开怀大笑，全家人都跟着笑。

      父亲离休后没几年就病了，主要是长期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得了脑出血，也不是没有加以控制，而是忽视了它的严重性，父亲身体除了这个问题，其它还是都不错，据他自己说是在五七干校期间落下的毛病，和父亲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他患病期间，而这段时间因脑部受损说话困难，能说清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是很困难的，有时高兴说起的事，时间和人物也是不准确的，往往要把一些发生的事说差好几年，就连我的出生日子也叫他说差了一年，当你加以纠正时，他就笑了，还很幽默的说：“这去问你妈。”

      父亲在医院期间，拉近了与父亲的感情距离，过去对父亲只是尊重，外加几分偎惧，一般情况下，说教是他的习惯，也不管你听的懂不懂，只按他自己的想法说教，他那革命思想不是谁都能听懂的，只能乖乖的听就是了，久而久之习惯叫他自说其是，他也觉得你很乖，是个好孩子了，其实不过是懂非懂，到了悟出道理时，父亲安然逝去了。

     母亲一生很苦，跟了父亲也不是自愿的，是爷爷奶奶包办的婚姻，母亲家是满族，而且是满族镶黄旗，称得上满族贵族阶级，是满族大户人家的闺女，清朝没落后，就彻底成了无产者，土改时成份定个贫农，是因家境败落的很贫困，不过也成为母亲时常说起的话题，以示和父亲的婚姻是不平等的，过去满族旗人的地位高于汉族人，母亲说我是在旗人，就是说地位高于父亲，而上辈老人定了这门婚姻。父亲说他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叫没落的阶级彻底灭亡，拿出一副慷慨激昂要打碎一切的架势。

      父亲革命成功了，时间长了母亲也就认同了，俯首帖耳了，不再提旗人的事了，到了父亲东奔西走彻底革命时，母亲只有一个人带着一帮孩子，过着艰辛的日子，一直到父亲革命成功做了官，才把母亲孩子接到城里，过上安定的日子。

      随着父亲革命成功的影响下，母亲也革命了，没有文化的母亲开始学习文化了，不过就是个扫盲班，帮助妇女解放开办的学习班，母亲好象明白了好多事，积极的去做社会活动，成了妇女工作的积极分子，被选到妇联里去工作，后来当了居委会主任，竟然比父亲还忙起来，都是些邻里的事，谁家的事都管，两口子打架都来找她，自己家里的事都没时间管了，母亲把家务事分给我们兄弟们去做，所以，我们很小就会做饭和答理家务之类的事务。

      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倒了，母亲说：“革命革来革去，把自己革了，革的连头都抬不起来。”父亲进了五七干校，一呆就是好几年不见天日，我们当子女的也觉得抬不起头，上山下乡只能跟着去，还显得革命了，这时我们对父亲的历史也有所怀疑了，是否象人家说的，是个革命的叛徒，因父亲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说父亲历史不清，他自己好几年也没说清，这叫我们当子女的能没有所怀疑吗？为什么自己还说不清？后来整理父亲笔记时，有那么一段话，才揭开这一谜团。

      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和下线，如果上线死了，就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再找到党组织就比较难了，父亲做地下工作使用的是化名，当时有个叛徒与父亲化名相同，被列进锄奸名单，后被党组织除掉了，没想到这一记载记录在伪满档案中，被造反派翻了出来，将父亲打倒了，亏了一位已当省委副书记的老领导，当时是知情的干部给做证，父亲才从干校里放了出来，如果这位老领导死了，父亲就永远说不清了，也就永远翻不了身了，这一段历史是父亲最痛苦的时期，他的高血压也就是这一段得的。

      那段时间我最惦记的是母亲，父亲的问题母亲跟着上火，但她并不知父亲的问题所在，说她也未见得明白，我从农场放假回家见母亲两须班白老了许多，也跟着上过一段火，对母亲相劝也无济于事，回到农场很久也过不来劲，因惦记母亲心事加重的吃不下饭。再以后得到消息，父亲官复原职了，心情才好起来，再接着我也回城了，回到家里只听父亲说：“冤假错案，全是冤假错案。”并没说错在哪里，这一时期是见到父亲笑容最多的阶段，那时冤假错案很多，大家又都忙起工作来，也就没人细问他的冤假错案了。

      我们兄弟五个没有姐妹，父母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是从革命的角度说他的道理，要想革命还得男的，需要时能冲上去，实际那不是道理，有很多出名的革命者都是女性。母亲是说女的不顶个，还得是小子好养活还是帮手，我是母亲的好帮手，因没有女孩儿，我出生后父母给起了个近视女孩的名字，有时家人都在一起时，不定哪位哥哥常拿我开玩笑说小时母亲给我留过小辫子，把我当女孩对待，是乎我真的有些女孩的性格，比其他哥哥们都文静些，显得好象挺懂事的，家务事做的比较多，实际是不做不行，总是要有人去做，母亲忙的把事分下去，别人都跑出去玩，撂着事不做母亲回家要生气，为此我就硬着头皮去做，就这一点我还是占着便宜，哥哥们淘气惹祸了常挨母亲的笤帚疙瘩，而我很少挨这种惩罚，犯错的事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只要我说不是我做的，母亲是很相信的。

      要过年了，母亲买的糖悄悄藏在壁柜的上边，这哪里难得住这帮弟兄，连小弟都能踩着凳子偷拿糖块，我也会乘没人发现偷吃糖块，母亲发现后就要抡起笤帚疙瘩挨个的审问，为躲避惩罚就得咬牙不承认，往往都能躲过一劫，几十年过去，母亲已行动不便时，我伺候她洗头洗脚和母亲聊起过去的事时，说起偷糖吃的事，母亲说她知道我也偷过，那是平时吃不到东西，谁能放过偷糖的机会呢？只是舍不得打我，她真把我当姑娘对待了。

     我找媳妇的事让父母着实费了不少心思，都二十七八了我还不急着找媳妇，原因是我心里想着青梅竹马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关系也相当不错，她父亲也是我父亲一个机关的老同事，两家实在太了解了，反而遭到两家的强烈反对，以至于成为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产生了抵触情绪，干脆就不找对象了，同学与别人结婚了，我也不去找对象，别着劲一晃好几年，眼看三十了，可把父母急坏了，我还第一次见父亲为我的事着急，而且亲自出马叫老同志帮着相对象，介绍的人排成了队，母亲那边大姨大婶帮着相对象的也象走马灯似的闹腾，我就是很冷漠的好象没那回事。最后还是父母说我现在的媳妇挺好，姑娘也愿意，就这样把我的婚事给定下来了。

       实际在我们哥们中，最受父母疼爱和偏爱的是我，操心的也是我，按母亲说：我有些太老实，从小身体也不太好，经常有病，也就多操不少心。而父母老了最指望的儿子也是我，因我一直在他们身边，伺候老人自然落在我和弟弟身上，加之我们有那份孝心，又有着很好的耐心，自然父母比较满意。

      父亲是个不太表露情感的人，即使他心里有很深的感受，他也要装出一副尊容来，本来挺重要的事，他说出事来也显得平平淡淡，家人听后还都要乖乖照做，因为他在家里已经形成了权威性，哥几个都很畏惧他，也是母亲在哥几个心里树立起父亲的形象，哥哥们淘气惹祸了，母亲在挥舞笤扫疙瘩时嘴上一定要说，看不告诉你爸的？实际多数时候是不告诉的。家里一般事都是母亲说了算，大事还是要按父亲的指示做，这在家里已成为了惯例。  

      在父亲患病后，有次在医院里他说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好好照顾你妈，她没享着什么福”。因那时母亲已有多种疾病，脑萎缩的迹象也很明显，说话做事糊了糊涂，眼前的事说完就忘，父亲在自己那种情况下还想到母亲需要照顾，多数病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有病了心里都很脆弱，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还能活多久，他有病了先想到安排好母亲以后的事，说明父亲是很重感情很有责任心的人，只是不太外表上表露。

      父亲和母亲的一生如同千千万万各家庭一样，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也是平凡的人，但他们的一生有着不平凡的故事，每每想起和追忆起来也会立目再现。尤为父亲的正直和母亲的善良，在我心灵的教诲，终身鞭策着我的人生之路。

     但愿父母的在天之灵，永久的得到安息！

wanxia

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日子里，为逝去的亲人祈祷吧，愿老人家在天之灵好好安息，你的孩子记着你。

老琴

先祈祷先人故人享受天堂之乐。

看了这么好的文章很是钦佩。

按说袁兄应该是封建旗人血统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结合的后代，我觉得你的家庭组合和父母的经历蛮有意思的，特别是你的父亲当过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长，我的老家当年恰恰是被土改的对象，不免让我对你的父亲产生几分惧怕的同时带点愤恨之意。毕竟土改把我太爷爷挑着我爷爷闯关东过来后，自己刨土啦咔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半积攒的家底，还有所谓解放战争国共拉锯战时，一些人抽白面赌博后低价卖出的家产被我太爷和我爷爷给买到手的土地房产，当做地主剥削的财富给分了。

呵呵……袁兄千万别怪我这么说，您如果生气就当我是开玩笑，因为在我懂事接受被动教育时就告诉我，当年农村的地主着实的可恨，尤其是当我小时接受阶级教育洗脑时，也曾经对周扒皮、刘文彩这样的地主恶行产生了极大地愤慨，甚至还背地里偷偷地观察过我的奶奶是不是地主婆的样子。那时小啊，人咋说就咋是。

不过现在我更有点看不懂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是执政党的打击对象，他们是为民做主为民除害。当下的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父辈们所为，若与当年宣传的地主资本家的恶行相比，似乎有点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对不起，有点跑题了，那也得说。

我十年前也曾经回过自己城西老家，当我以一个陌路人，在村头大树下与村里的人打听道的身份闲聊起来，当聊到我的地主太爷爷和爷爷的时候，村里的几个个老者竟然把他们称赞一番，说当年他们父辈曾经在我的地主太爷爷家里打过长工，还说那时吃的真好，说我太爷爷家一点都不抠，农忙时猪肉炖粉条高粱米饭随便造？这就让我想起曾经当知青下乡时，队里找老贫农忆苦思甜教育，老爷子话匣子打开之后，也整出类似上面我老家几个老者的那样的嗑。弄得会议组织者啼笑皆非。不过我想农民一般都是比较实惠的，他们说的也许是真话。

说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觉得当年您老爸他们的革命工作开展的真是不容易啊！更不容易的是老人家自己后来在文革时还被差点打成了叛徒，本是在组织的人，还被组织上给误解，这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悲催的事儿了，可老人家的一片赤诚之心还是昭昭可见，从这点上看，我十分佩服这位老革命老前辈他的执着和耐力。

没错，当初认识袁兄的时候，就说过，你的名字咋像个女人名字。现在知道了，原来是你父母为了要个女儿才给你起了这个像女人的名字啊。

眼下正是清明时节，别让我的瞎说八道影响了袁兄的情绪。

还是给袁兄一个祝福吧，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相信老爹老妈们在天堂里舒服着呢！

老哥

那个年代，那些事呀！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