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说岳全传》入迷 受到平生第一次委屈

清梦

  周恩来读《说岳全传》入迷 受到平生第一次委屈                                                         2019-06-25 16:19                    

                  

(《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的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从他的宋代始祖周敦颐到迁到绍兴的一代始祖周茂等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读书人。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周恩来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一辈子爱读书、爱用书，与各种书有着很深的情感。

周恩来读的第一本书是《西游记》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三次接受美国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周恩来小时候的阅读能力是哪来的呢？按周家祖训，男童长到5岁时即入家塾馆读书、写字。周恩来在出生8个月时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后改名宗干)为子。他过继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他的小婶母陈氏是位受过教育的女性，是在那时候不多见的能识文断字的女子。受封建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陈氏坚持为丈夫守节终生，因此她把嗣子周恩来当成“命根子”来抚养。

周恩来牙牙学语不久，陈氏就超前地教他认字了。后来，陈氏又怕儿子到院子里和别的孩子戏耍时有闪失，干脆把周恩来关在房中，直到能上家塾馆时为止。幼儿认字久了，难免会觉得枯燥和倦怠，陈氏便利用自己广博的阅历和丰富的知识为儿子讲故事、说笑话，以提高周恩来辨明是非的能力。可以说，周恩来是先听陈氏母亲讲述《西游记》而后再读《西游记》的。《西游记》就诞生在淮安，周恩来作为淮安人，第一本书读《西游记》是在情理之中的。

读《说岳全传》入迷，

受到平生第一次委屈

周恩来6岁时，因父亲周贻能和十八舅万立鉁合买一张救灾彩票中奖而举家从淮城(今淮安市淮安区)移居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河区)生母万氏的娘家万家，周恩来也随之入万家塾馆就读。

由于周恩来生母万氏彩票中奖“发财”，故她率家人回娘家时风风光光，曾给万家上下大小见人见份地买了礼物，给周恩来外婆更是送了一份厚礼。这使万老太太十分喜欢周恩来这位小外孙，特许周恩来到他的外公书房读书。时周恩来外公万青选先生已去世5年多，但他生前的书房还一直按原样锁在那里，万老太太不让任何人进去，成了万公馆大院内的一处“禁地”。周恩来外婆能把周恩来外公书房向周恩来开禁既是对女儿厚礼的答谢，也是对幼年周恩来好学上进的奖励。然而，由于周恩来痴迷的读书，也使他经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委屈。

那是1907年秋季的一天，周恩来经万家塾师同意到外公书房去看书。他看的是清人钱采写的《说岳全传》。就在他被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情节吸引而沉浸在对岳飞的敬仰之中时，忽然万家院子里传来吵闹声，而且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吵闹中还夹杂着周恩来十分熟悉的母亲的声音，他只好极不情愿地从书中情节里“挣脱”出来，跑到院中，这才发现是自己的一位舅妈和母亲在为一件什么事争吵。他听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

原来万家是个子孙满堂的人家，孩提时代的小兄弟小姐妹们在一起玩笑打闹是常有的事。就在那一天，周恩来一位才6岁的小表弟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他自己钻进一只大翻盖的木箱中，在木箱的翻盖盖下去的一刹那，外边的箱扣子也自然地扣上了。他这么一藏，小伙伴们确实是找不到他了。可是等他想出来的时候却出不来了。这位小表弟慌了，只得在箱子里拼命地哭叫。他的哭叫声最终被找他的妈妈听到，赶紧打开箱盖，抱起哭成泪人的儿子，问是谁把他关到箱子里的？孩子怕说实话挨打，就谎说是“大鸾(周恩来乳名)哥把我关进箱子的”。刚好孩子的妈妈因前两天曾向周恩来生母借钱没达到目的，心里还窝着一肚子气，听自己儿子这么一说，顿时信以为真，当场就“炸”开了。她抱上儿子找到周恩来生母就大声骂了起来：“你家大鸾有人养，没人管啦!他把他弟弟关到箱子里，是不是想把他闷死了让他来得我们万家的家产……”万氏不明究竟，只好站在那里听嫂嫂数落。直到周恩来的表哥万叙生跑来当场证明，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这件事也成了周恩来一家离开万府而去买“陈家花园”居住的原因之一。

10多年后，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还手录下他当年在万家读到的吟咏岳飞的一首诗，并发表在学校1916年4月刊出的《敬业》的《飞飞漫墨》栏目里。飞飞是周恩来当时用的一个笔名。诗云：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血泪洒英雄。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张惭失两宫。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随之，周恩来还评价说：“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可见周恩来对《说岳全传》一书的印象之深。

在陈家书房，

他读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来生母万氏辞世后，嗣母陈氏的肺结核病日渐沉重。陈氏自知来日无多，就对爱子周恩来说：“我也活不长了。”并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宝应。因为她的侄儿、周恩来的表哥陈式周博学多才，也懂中医医术。陈氏妈妈回娘家也是想让侄儿看看病况，好早作安排。周恩来也就跟着陈氏妈妈一起坐上小木船顺水扬帆，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比周恩来大16岁，他是清末秀才，清废科举后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师范学堂。陈式周的国文造诣很深，后来曾当过《申报》编辑和应聘为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国文。因此，他家的藏书也颇多。周恩来到宝应陈家后就提出到陈家塾馆读书。经过表兄弟俩亲切交谈后，陈式周感觉他这位小表弟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甚至对时局、政治都已有他独到的见解，遂谦虚地说：“我的家塾馆只收一些启蒙学生，哪能教你呢？你还是到我的书房看书吧。”就这样，周恩来成了表哥陈式周书房的常客。

在陈家书房里，周恩来先读了明朝末年冯梦龙纂辑的《醒世恒言》，后来又读了《天雨花》和《西厢记》等文学书籍，还阅读了《绣像施公案传》(也叫《施公案》)等书。周恩来记忆超群，他读了这些书不仅能记得书中情节、故事，还熟知书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事先没告诉周恩来、也没同杨虎城商量好，就拉上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悄悄乘车直驱西安西郊机场，打算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周恩来在听到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久的报告后，立即驱车往机场赶。在疾驰的汽车上，周恩来最大的担心就是张学良可能会轻率地跟蒋介石飞往南京。等赶到机场时，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载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飞机已经起飞。当时，周恩来望着还在爬升的飞机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连环套》正是根据《施公案》一书中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这个戏写的就是绿林好汉窦尔墩盗得“御马”。后被黄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骗走，窦尔墩在江湖义气思想下，还对黄天霸摆队相送。当时，周恩来把这个故事和他眼前的这一幕联系起来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足见周恩来的记忆力之强。

据周恩来的最后一位秘书纪东回忆，1970年夏天，他随周恩来赴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周恩来的处境极其困难，有许多时候他都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会议开幕之前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休息，纪东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32开白纸字条，上边留有周恩来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对笔者说，这几句戏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总理当时的心情和处境。但是周总理虽注明《西厢记》，可是《西厢记》里却找不到这四句话，期望我这个淮安人能帮他查找一下。经笔者查找，发现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类似的四句话：

江南有谣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陈家书房同时读到《醒世恒言》和《西厢记》、《天雨花》等书的。因为他在陈家时间比较短，只有约3个月，他来不及反复看，几十年后，把《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误记为《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是完全可能的。

在龚家书房，

他读了《天演论》、《革命军》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来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驸马巷周家老宅。酷爱书的周恩来因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内心十分苦闷，就向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杨氏诉苦。八叔就让杨氏到家在东岳庙附近的龚家求请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帮忙让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到龚家塾馆寄读。龚荫荪对他们进行简单的面试后，只同意周恩来一个人在龚家读书。

龚荫荪是个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家里藏有大量进步书刊和报纸，一直秘不示人。但龚荫荪见周恩来好学上进，谈吐脱俗，又能博闻强记，十分喜欢他。不仅允许他在家塾馆寄读，还破例允许这个表外甥进书房读书。

在龚家书房，周恩来第一次读到了《今日中华》等进步报纸，也先后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这是清末两本重要的宣传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书籍。《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号召民众起来救亡图存，“与天争胜”。《革命军》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天演论》是周恩来少年所读书籍中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两本书。1952年秋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时任华东幼儿园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时还深情地说：“表舅(指龚志如的父亲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在东关模范学校，

他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

1910年春，周恩来“应伯父召，趋辽东”。先到铁岭银冈书院，继之到盛京(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东关模范学校有一位教国文、历史和地理的高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极富正义感而又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是因在山东济南高等学堂从事反清宣传遭清政府通缉而亡命关外的。他原名高守铭，字盘之，到东北后，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来进入东关模范学校五年级丁班时，刚好高老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周恩来入学后经过和高老师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及相互的了解，高老师感到周恩来是个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执教以来碰到的最好学生”。

高老师后来回忆，当年他在课堂上讲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时，课堂上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到。当时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泪流满面，悲愤填膺。这使高老师对周恩来更多了一层的看重。以后每遇阴雨雪天，高老师干脆留下周恩来。晚上，高老师批改作业，周恩来完成作业后看书，然后师生同床而卧，纵论国事，谈古道今，直到两人睡着为止。

为了加深周恩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高老师将自己的《史记》、《离骚》、《汉书》、《后汉书》等统统向周恩来“开放”，允许他读，允许他带回家。1973年，毛泽东在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时，他怕周恩来不理解，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一部《后汉书·刘盆子传》送到周恩来那里，并嘱总理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当时的用意很明确：刘盆子作为一名放牛娃，由于当时形势需要，被拥立为皇帝；现在也是形势需要，要将王洪文这个“娃娃”启用起来，让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周恩来在少年时期就读过《后汉书》，当然熟知刘盆子的故事。他当时也确实遵照毛泽东的意愿，对王洪文言传身教，直到最后发现王洪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又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走上祸国殃民的不归之路，这才改变了自已的看法。

在专列上读《旅顺口》，

最终不同意苏联在旅顺塑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应已在苏联莫斯科的毛泽东召唤，乘专列前往苏联，加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中苏谈判。那时的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难得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所以，临出发前，他特意让随行的秘书何谦给他带上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以便他在专列上翻看。

《旅顺口》是被当时一些人推崇为军事历史题材小说范本的，曾在1946年获得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的一等奖。可是，周恩来刚看了一半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周恩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1950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同自己的军事秘书、毛泽东称为“洛阳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时，又系统地谈到了他出访苏联途中在火车上看《旅顺口》这部小说的感想。他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言辞，对《旅顺口》一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指沙皇俄国第一次攻占我国旅顺港——笔者注)，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

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戏演完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并和大家座谈。当剧院院长洛汀汇报说他们曾演出苏联话剧《在那一边》，戏里反映的是日寇侵略我国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时，周恩来立即警觉地问：“这出戏怎么写中国人的？”导演回答说：“这出戏没有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周恩来露出不悦的表情：“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1955年苏军从我国旅顺撤走时，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提出在旅顺建苏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城里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还提出要建当年沙俄打下旅顺口的两座方尖纪念碑和沙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铜像。周恩来经过思考，同意苏方建二次大战时打败日本关东军的两组建筑，而对苏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马卡洛夫铜像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可以说，周恩来对沙俄当年侵占我国旅顺口，而《旅顺口》却丑化中国人，宣扬侵略那一套的颠倒是非做法早已刻骨铭心。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不会因为新中国刚从废墟上诞生、处处有求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而向苏方屈服。

新中国成立，为了国计民生，

他读了许多必须要用的书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开始了他日理万机的管理国家、搞好国家建设的工作。由于工作太忙，对原来很喜欢看文艺作品的周恩来来说，看小说就成了他的奢望。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周恩来整整放了两架子书，这些书大多是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书籍，当然也备放了周恩来十分喜爱的《鲁迅全集》等书。但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我们几乎就没看到总理有空去翻看《鲁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都是大涝大灾。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苏北(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没有建省)7000多万人逃离家园，洪水夺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毛泽东、周恩来在看了灾情报告后都流下了痛苦难过的泪水。毛泽东为此挥毫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随即交给周恩来治淮的任务。为此，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政务会议，并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批准开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人工大河——苏北灌溉总渠。

在与水利专家们讨论这条河的走向时，周恩来特意让自己分管农业的秘书杨纯去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山阳县志》。山阳县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安县，在明清两朝时都叫山阳县，直到民国三年废府存县时，“山阳”这个县名因与陕西的山阳县同名才改为淮安县。周恩来这时候要看《山阳县志》，显然与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关。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恩来又以很大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他要协调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要到国际上去争取各方面支援，要调动各军兵种的备战、参战，还要为志愿军的装备、后勤供给操心。1997年笔者为淮安筹备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赴京从周恩来当年的外事秘书、后曾任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那里，征集到周恩来当年写的一张小纸条：“马列同志，请给我一本世界知识手册。”

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作为外事工作者必备和常用的工具书。周恩来在看外事文件、处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时，经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积、人口、重大历史事件等等，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

1960年周恩来即将出访欧、亚、非的一些友好国家，在出国前他到北戴河休假。是年8月的一天，暴雨狂泻。周恩来想看世界地图以了解出访相关国家的情况，就让随侍身边的卫士乔金旺给北戴河图书馆打电话，想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其他有关图书。接电话的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要用的书，就公事公办地说：“你要的这几本书只能到阅览室来看，不能外借。”

既然图书馆有不外借的规定，周恩来是不会带头破坏的。于是，他卷起裤脚，撑着雨伞，在乔金旺的陪同下冒着哗哗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图书馆阅览室。进屋时，周恩来的雨伞还在流水，裤脚也全湿透了。周恩来即请管理员将《世界地图》等几本参考书找给他看看。当管理员把这几本书捧到这位要书人的面前时，这才发现竟是周总理，连忙不好意思的对周恩来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这几本书是您要的。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淋着雨来看书，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恩来笑着回答她：“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我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说完，周恩来就翻开书，坐在桌旁认真地翻看起来。

“文革”期间，他担着风险，

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在这段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人们什么文学书籍也看不到，书店里也买不到。连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被斥之为“四旧”(指旧思想、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的东西，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不准阅读。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专门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要大家加强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其中特别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看作‘四旧’嘛!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那之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还作了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周恩来还曾坦率地问：“旧小说可能统统当做‘四旧’处理了吧？《红楼梦》、《水浒传》能算作毒草吗？”

后来，周恩来还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有关古典名著，还具体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书。

笔者还记得，当年这批书印出下销时，一个公社只能分配两部。我有幸买到我所在的席桥公社的一部《红楼梦》。这一部平装本《红楼梦》共4本，定价是2.74元钱。我作为普通农民(那时叫公社社员)根本无钱购买，为了得到这部书，我带着我的孩子走庄串户，花了个把星期去捡知了(蝉)蜕下来的壳到供销社卖了才凑齐这部书的书款。

《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