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朱德为何话题经常与董必武“掐架”？

清梦

60、70年代朱德为何话题经常与董必武“掐架”？

2019年06月16日 10:40:04
来源：顾保孜

原题：朱德“一号命令”疏散广州从化，与董必武比谁活得长，就这个话题两人经常“掐架”
广州北郊山区是广州军区前方指挥所驻地。这里远离市区，一片幽静。但是1969年10月19日清晨，林彪“一号令”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驻守西南国土的大军区立刻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因为林彪指示来得十分突然．而军区指挥中枢与各大单位的通信联络还处于和平时期的正常畅通状态中。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得全军区上下一派紧张而忙碌，甚至有些手忙脚乱，直到中午才算各单位之间沟通完毕。
可是没等喘口气，中央又一个电话令军区上下再次绷紧了神经，因为这个电话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

周恩来在电话里通知军区司令员：根据战备形势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将一批在京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其中疏散到广州的有24户，是疏散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他们将于20日乘两架专机直飞广州，可安置在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招待所，为引起广州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电话里甚至亲自念了这24户老干部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名字便是朱德委员长，人称“红军之父”的朱德元帅及夫人康克清，其后便是原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还有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及夫人何素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张云逸及夫人韩碧；曾任铁道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及夫人林一；曾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奇涵及夫人卫彬等。
对如何接待安置，周恩来布置得极为细致。根据有关材料披露，周恩来对由谁去接站，在哪里吃饭，何时去驻地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还特别提示：这些老干部在广州要住较长时间，不同于已往的短期冬休，而且他们还带有家属。最后，他一再叮嘱：这是中央赋予广州军医的项光荣任务，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放下电话，军区领导犯了难。第一，自从“文革”以来，从化疗养院各种规章制度绝大部分被“砸烂”．已有几年没有接待客人，不少房子不仅陈设不全，有的房子甚至都成了危房。一般接待工作基本“瘫痪”。第二，这个接待任务史无前例地急迫，准备时间只有一天，就要将24户房子落实到位。第三，这么多高级干部云集广州军区并准备长期居住还是第一次。暂且不说职务高低，光一户拖家拉口，来了就要吃喝拉撒，这后勤也跟不上啊。
事不宜迟。通宵未眠的军区党委成员们赶紧从“紧急战备”暂时转移“主题”，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周总理交给的“疏散”安置任务。
鉴于以上三个为难之处，会上大家的心情很纠结。但再难，对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的指示还是不敢怠慢的。打开这些老干部名单，军区领导都明白他们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送来的客人”，也是他们的“领导”，其中很多人曾是军区领导的老首长，何况广州远离中苏“磨擦”地，疏散人数之多也是情理之中了。
最后军区领导还是下了排除一切困难的决心，一是通知广州市革委会，要求其所属的从化县革委会切实做好对从化温泉的副食品供应工作；二是军区派出一名副司令分管“疏散”人员住房与医疗健康工作。并组成一个接待班子专门负责此事。
当时军区司令员来广州军区时间不长，对从化温泉情况不熟悉。他怕心中无底，于当天下午亲自赶往从化温泉去“现场办公”。   
从化温泉是群山环抱的一块小盆地．由北向南流的流溪河把温泉区一分为二：河东为对外开放区，有l所疗养院和几家旅馆、商店；河西则是内部接待区，原中共广东省委在北部沿河和半山修了十几栋接待房舍，有楼房也有平房。广卅军区招待所紧邻省委宾馆，也在沿河和山脚修了七八栋接待房舍．除1栋楼房外都是平房。论环境和房舍质量，军区招待所都远不如省委招待所，“文革”前，中央领导人来广州一般都住省委宾馆，但就两个单位管理工作的现状而言，军区招待所比省委宾馆略胜一筹。经过现场办公，决定省委宾馆和军区招待所各接待一半人员。当天下午三点负责接待、医务和保卫的3个组人员便到位，
如果史书上有这一天的位置，那么应该写上：１９６９年１０月20日，战争笼罩中国之际，共和国的元帅们正在流离转徙被送往他乡——朱德飞广州；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去开封，陈毅赴石家庄；叶剑英往长沙……  

10月20日中午，朱德乘坐的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他最先走出机舱，往下一看，舷梯两侧等候的人绝大多数是他熟悉的老部下，笑容立刻浮现在他的脸上，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走下舷梯的是董必武。他可是广州的常客，“文化大革命”前几乎每年都来广州过冬，和军区和省革委会的领导人十分熟悉。其他人和广州或多或少都有交往，有的从历史上就和广州渊源深厚，这次“疏散”到广州，大家都没有陌生感。数十人聚集在白云机场休息室，格外热闹。当时离开北京时的不解与无奈，被久别的相逢与热烈的寒暄一扫而光。毕竟这里远离了敏感的政治气候与火药味浓郁的战争乌云。
等大家到了从化疗养院，发现这里就像一处世外桃源，处处都是与世无争的净土。尽管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成为路漫漫水迢迢，相隔千里之远的地名概念了。但大家的心情还是放松了下来。
这批老干部都曾有过辉煌骄人的往昔。如今，他们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疏散出京。而且“规矩”很多，又不知何日是归期，他们不可能没有想法的，何况环境骤变也给他们生活上带来很多不便和困难。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历经磨难的革命家，很快便适应了环境的变化，生活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是每天的必修课。
这年朱德已是84岁的老人．他患Ⅱ型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索，还患有高血压．高压能达200。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一到从化便开始发低烧，浑身无力，不愿走动，最要命的是一天到晚无端地嗜睡。医生量血压，没等量完他已经睡着了。护士给他试体温，温度计还含在嘴里，他又睡着了，怕他咬坏温度计，只好叫醒，睁开眼睛工夫不大，又合上睡着了，试一次体温，朱老总能睡着两次。
与其他一些老帅们不同，朱德从不强打精神表现“宝刀不老”。他诚实地告诉医生：我老了。精神不行了。只有多睡觉才可以少闹病。
护士给朱德打针总有些紧张。因为人老了，肌肉松弛，血管就难找，这时朱德却笑呵呵地安慰护士：“别急，别急，你们打针一点都不痛。”
经过1个多星期的调治，朱德的身体和精神便好了许多。
十天后，朱德渐渐恢复过精气神了。
一天上午，朱德忽然由康克清搀着来到距他住的松园5号有五六百米的医务室。
一进屋，康克清便高喊：“老总看望大家来了!”
医护人员都高兴地围拢了上来。老总恢复健康，医护人员有一种成就感。他们围着朱老总上下打量。是不是真的好了？
朱德提起他的手杖，左右挥动了几下，大步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双手叉腰，威风地说：“你们看，我又能走路了!”
此后，他和康克清的身影便不时出现在流溪河畔。朱德越走越来劲，后来竞能一气走到一公里之外的军区招待所，找住在那里的董必武聊天。

朱德与董必武两人在党内都属年纪较大，性格相同的领导人。他们原来在中南海，关系就很好，这次一起到了从化，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了。尽管他们一个住省委招待所，一个住军区招待所，中间相隔一公里的距离。但是这点距离阻隔不了两位老人相聚一起继续“掐架”的乐趣。
他们在一起总是相互谦让又相互逗乐。
他们遇到一起出席会议，或者一起外出活动，人们对朱德更为熟悉一起，朝他鼓掌的声音要大一些，主持会议的人一般请朱德走在前面。这时，朱德忽然移动着手杖后退了。他站住脚，一手拄杖，一手去拉董必武，请董必武走前边。
董必武也朝后退，用双手“送”朱德在前走。
这样无声地谦让一番，董老终于先开口了。
“不行啊，你是老总么。”
朱德下颏回缩，摇着头说：“不行啊，你是进士。”
“你是第一元帅。”
“你是一大代表。”
这时，笑声与掌声更加热烈了。无奈，两位老人只好彼此相扶，一道往前走。
但朱德和董必武生活方式却是有很大区别。
朱德喜欢野外，喜欢大自然。到从化依然如此。他天天都要外出，风雨无阻。他拄着手杖，迈着缓慢的步子，或爬山，或徜徉于田野草丛中。人们常常看到他蹲跪在树阴下，甚至匍匐于草丛中，戴着一副老花镜，仔细欣赏那大自然创造的“作品”，完全沉浸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而董必武只是在院子里进行一点必要的散步，他基本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练大字，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
董必武天天练字与别人还不一样。因为他节约惯了，写字首先要考虑节约纸张，即使是废报纸，他也要正面写罢写背面，大楷写满写中楷，再写小楷。纸全写黑了，就用毛笔沾了清水在黑纸上写。什么时候把报纸写破了，什么时候换纸。后来索性找来块玻璃板，只管写，写了擦，擦了写，最后用水一洗，再拿布来擦净，还是一块新玻璃，永远写不烂。
这时董必武会心满意足地说：“这回不会浪费了。”
练字无疑是一种内功，是一种修养，可以培养出常人没有的忍耐和海涵。但朱德见董必武老是不出门，不免有些担心，便去看望，并想用激将法把他“逼”出来。
朱德一进门没什么多余的客套，开门见山：“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可你不出门运动，怎么能够长寿呢？”
董必武不以为然，举举手中的毛笔：“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你看，我一刻也没闲着。”
朱德才不信这是运动，摇着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能一样？还得出去走。外面空气好，走走路百病全消。所以散步是最好的运动。”
董必武反唇相讥：“我每天开着窗户，外面好空气就进来了，干嘛非要跑出去闻啊。再说你的兰花不一定如我的墨香，我这里的空气你在外面还闻不着呢。”
“难怪是老进士，太保守。没听说吗，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看来，你活不过我啦。”
一说到谁活得长，两人一定会“掐架”，绝不会谦虚。
董必武反击说：“老总，我很可能比你活得长。”
朱德摇着大手：“你不运动，你不行。”
董必武抓起了笔，晃动着身体写大字：“你们那些运动都不行，我这是全身用劲！我说你别不信。写大字是最好的运动。”
“那好，你不愿出门，我教你个运动，肯定你能活的长。”朱德放下手杖，稳步走到屋中央，双腿微岔，眼皮微微下垂，一脸肃穆，收敛心神。
“站桩？”董必武问。
朱德不语，胸脯微微涨高，显然是在吸大气。然后嘴唇一撮，身体开始下蹲，与此同时，他的嘴巴里响起了口哨声。随着哨声由高到低，渐渐消失中，他不慌不忙地完成一次下蹲。
就这样，他一连吹了五声长哨，起蹲五次。这时只见朱德微微有些气喘，脸上放出了红光。
朱德拍拍手，得意地问：“怎样么？进士。”
董必武也非常欣赏朱德这套自编运动。“好好，你该坚持下去。”
“我本来就没停过，你呢？练不练？”
董必武笑了：“嘿嘿，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朱德觉得很扫兴，连连摇头。“唉，看来我得给你送花圈喽。”
董必武自然不服气：“那我们比一比。我比你还大一岁呢。”董必武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活过你了。
“比不比，你活不过我。”朱德很肯定地说。

这以后朱德每天吹他的口哨练下蹲，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省纸。最后生命长短比赛结果是：董必武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岁。朱德在1976年7月6日逝世，享年也是九十岁。正如朱德所言，为董必武送了花圈。也如董必武所说，他比朱德大一岁。两人都活了九十岁，打了个平手。
1970年7月份朱德被接回北京，他作为人大委员长，要参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尽管朱德在从化只有9个月，但让所有走近朱德身边的服务人员，都能感受到他超凡脱俗的胸怀。哪怕是造反习气很重的人，朱德都是用即温和脾气对待他们。即便是在远离北京，在异地他乡过着孤独清冷的生活，朱德都保持着“烈士暮年”的情怀，保持着他那极温和善良的天性。他从来不曾与这些不懂事的警卫发生哪怕是很小的争吵。他永远像父亲待儿子一样对待这些年轻人，带着商量的口吻和声细气地同他们讲话。
此时谁也无法想象元帅的心在寂寞中是如何煎熬的，即使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他也不会流露出来的。反而在“靠边站”的日子里寻找了很多的快乐，度过了一段特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