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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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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9 00:27:11 |显示全部楼层

苏轼: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2019-08-18 10:22                    

                          

苏轼留给世间的究竟是什么

苏东坡,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真是他想要留给这个世间的吗?苏轼留给世间的究竟是什么?

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总算有了交待:“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他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放浪领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但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与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白马换妾的“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的墨迹。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与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更多的生命与文化焦点,琳琅满目,触处生春。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目之。神仙在尘世间可以幻化诸相,诸相非相,苏轼的本真总令人琢磨不透。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却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苏轼在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正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就是说,要让你忙得不可开交,更不可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施宿《东坡先生年谱》),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

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就是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苏轼却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将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且完成得极为潇洒。据《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分争辨讼,谈笑而办”,完事后与僚吏剧饮,傍晚则乘马以归,道路两旁灯火通明,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

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训练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杂志》道出了根本原因:

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

原来东坡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这些工作日志在南宋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

关心民瘼,勤政为民,不怠政,不懒政,即使没有那些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还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安乐坊”,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将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徐州发洪水的时候,他几十天过家门而不入,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不是在抗洪前线慰问性的“走一遭”而已,而是住在城墙上两个多月,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徐州富贵人家准备逃难而去,苏轼硬是拦在城门口,劝说他们留下。奋战四十五天后,洪水终于退却。他在黄州还成立“救儿会”以改变当地溺婴的陋俗,又募捐钱款,向那些应允养育婴孩的贫苦家庭给予资助。

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佛祖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给知州献策,建议他用竹筒将二十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又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黄庭坚说,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

自其变者而观之

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他接受的儒家教育,更有他的人生哲学作支撑。他最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平衡在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

苏轼所推崇的《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答滕达道》)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书义》)

“物化”“应物”当然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而是一种无执的心灵,不固执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现时刻、现阶段乃至现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然而超越并不是拒绝、否定、逃避,苏轼是在接受、顺应、调整中逐步实现超越的。“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么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要歇息就当下歇息,何必非要到松风亭去呢?已脱下衣服准备睡觉了,但月光忽然照进窗户,那就“应物”而行吧: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荒山大江的黄州在苏轼眼中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应物”哲学是死亡逼出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苏轼的心灵已死过一次。“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标题清晰地写着:“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他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一番锻打淬砺,世上还有什么事情再能让心灵扭曲?从此,便可以“谈笑于死生之际”(《与李公择》)了。

“应物”的过程中,第一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将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牛羊肉吃不起,就买些老百姓吃的猪肉,谁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后来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但他突然发现将羊蝎子蘸盐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酿,苏轼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步,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聊胜于无”毕竟是一种有,稻草虽弱却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使感到“无复生还之望”了,苏轼仍然是先做事:“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外”。

第二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这几部书稿没有副本。苏轼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却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苏轼曾用蚂蚁的故事来阐明这个道理: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为一笑。 (《东坡志林》)

“水到渠成”也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

造物者之无尽藏

“应物”的生命永不枯寂,苏轼的世界总是丰赡而多彩。

晚年从海南贬所归来,虽然苏轼说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但从《邵氏见闻录》来看,苏内翰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千万百姓观瞻苏轼,这让我们想起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扬州平山堂挥毫写词的场景,当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惠洪《跋东坡平山堂词》)。

应物,所以要接受天地万物的不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堂记》)。苏轼在《周易》注解中说:“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使物各安其所,然后厚之以仁”。被秦观视为苏轼最高成就的“性命自得”,即顺应万物而不执于一。苏轼最不满意王安石之处,就在于后者拒绝万物不齐,喜好并强迫他人随同自己:“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

应物,所以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才如此丰富。苏轼总善于在极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掩埋尸体这样的琐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

轼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宋代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苏轼却将写作视为一种乐趣,一种时常发作的瘾:“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后来袁宏道承苏轼之语说:“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

不可否认,即使万斛泉源的苏轼,在文艺创作上也必然会花费精力时间,人生光阴总有限,创作不可避免会妨碍其他事务。苏轼采取的方法,是取消文、道之间的二元对立。钱塘有一少年僧人思聪,醉心文艺,弹琴、书法、作诗,样样精通,亦爱研读《华严经》。苏轼对思聪说,对于修道而言,《华严经》也不过是一种暂供休憩的“蘧庐”而已,琴棋书画更微乎其微。然而“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斫轮,伛偻承蜩,苟可以发其巧智,物无陋者”,悟道不能从虚空入,还是要从实践入手。苏轼说人生问题的解决,只有“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即凡心即超越,即色即空,“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因此,人生的各种社会实践就无所谓“陋”,制车匠人与粘蝉老人也可能是得道高人,一如金庸小说中的扫地僧。苏轼毫无保留地驰骋遨游于文学与艺术天地,尽凡心于其中,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境界:诗、文开宋代新貌,词开豪放,书法开尚意,绘画开文人。

苏东坡既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是如同造物者无尽藏一般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

“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

宋人说“东坡多雅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用苏轼弟子秦观的话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韩立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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