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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进步史中 醴陵瓷是如何成为国瓷的?(图)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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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1 11:07:51 |显示全部楼层
漫长进步史中 醴陵瓷是如何成为国瓷的?(图)

2019年08月21日 09:02:42

在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物中,毛瓷的关注度一直很高,被视为最神秘,在收藏界也享有盛名。提到毛瓷,皆会想到来自江西景德镇那批神秘的7501。其实,在这之前,毛泽东的生活日用瓷器很大部分来自于湖南醴陵。
不得不说,在景德镇瓷器名满天下的当时,醴陵瓷能走到舞台中间,伟人的力量是功不可没的。
说起来,毛泽东与醴陵也是颇为有缘。他一生曾3次到醴陵,对醴陵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在第二次来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毛泽东被前来聆听讲话的两万群众所打动,发表了热情激昂的即时演讲,并在后来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醴陵的农民运动。醴陵因农运会而名史的同时,这个地方的印象也深刻地烙在了毛泽东的心里。1956年,毛泽东到南方考察,湖南省汇报团赶到广州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主动提到醴陵的瓷业:“醴陵的釉下彩是得过国际金奖的,现在怎么样?”
其时,醴陵瓷当时刚刚经历了一个长达20余年的停产期,生产线正在恢复中。但是掩盖不了它曾经的光芒。
醴陵瓷有近两千多年历史,东汉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生产,而宋、元、明时期的古窑遗址更是遍布各地。根据出土的瓷器来看,这些醴陵瓷类型丰富,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1729年(清雍正七年)开始烧制粗瓷,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高。而来自湘西凤凰的熊希龄改变了这一切。

1904年,清朝官员熊希龄到日本考察,眼见从中国传过去的制瓷技术在日本发展非常好,产业发达且产品精良,一直想要实业救国的他深受震动。回国后到湖南进行考察后写成《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请求发展醴陵乃至湖南的制瓷工业。这篇文章上呈北京不久,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于是,熊希龄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次年创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亲任公司总经理,对醴陵瓷进行改革和创新。他大量聘请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优秀技师作为教师,教授制瓷技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从粗瓷生产到细瓷生产的转型。1906年,瓷业学堂的首批学生毕业后立即投生产产,学员吴寿祺、傅道会、游先理等人,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彭筱琴的指导下,创制出5种高火性釉下颜料——草青、海碧、艳墨、赭色和玛瑙红,次年又在传统釉下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出“釉下五彩瓷”。1910年,熊希龄亲携五彩瓷器进京贡呈给慈禧太后。慈禧大悦,赏金牌一块,并让户部每年拨库银一万两给湖南瓷业公司用于生产。

那么,让慈溪太后如此看重的釉下五彩瓷,有何特别?
釉下五彩瓷属于瓷器中的彩瓷绘,是在瓷胎表面加以彩绘的瓷器,主要有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三大类,而釉下五彩瓷正是其中烧制难度最高的釉下彩,采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瓷器,表面光亮、柔和、平滑,显得晶莹透亮、清新素雅,色彩经久不退,更为特别的是,它在绘制颜料上面加釉,从而隔绝了毒性元素。
除了彩绘,烧制技术也要求颇高。釉下五彩瓷要求要在138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成功率只有70%。而一旦成功,就会达到“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境界。由于釉下五彩的颜料包含水分,某些颜料还含有黄金等贵重金属,所以烧制成功的瓷器色彩润泽,表现出灵动、鲜活、真实的质感。

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作品

慈禧的认可为醴陵瓷打下了官瓷的烙印,“带货效应”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达官贵人。而真正让醴陵瓷走向国际的几次获奖经历。1907年—1915年间, 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先后在“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四项金奖。特别是,最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金奖让醴陵瓷惊艳了世界。
可惜,时值战乱,国内社会动荡,醴陵瓷窑也因“委任非人、开支浮滥、工商倾轧”等原因难以维继,大批优秀的瓷业彩绘技艺人员或转入湘绣,或流落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卖“字画”谋生。1929年,瓷业学堂毕业的高材生吴寿祺离开醴陵到南京谋生。次年,醴陵瓷已基本停产,名噪一时的醴陵釉下彩精品瓷器从此湮没无闻。
毛泽东的这一问,让沉寂多时的醴陵瓷重回人们视野。
新中国建立时,醴陵瓷几乎消亡。1954年,湖南决定恢复中断快20年的醴陵瓷生产,找到了当时正在醴陵农村弃艺从耕的吴寿祺重新出山,湖南陶瓷研究所、醴陵艺术瓷厂先后成立。当湖南代表团提出重振醴陵瓷业时,毛泽东当即表示很好,并详细询问了醴陵瓷业的具体情况,连瓷器烧成的温度是多少都问到了。1956年,国家投入了800万,轻工部派出专家组改进醴陵窑,成立醴陵瓷业总公司,全国惟一能烧制釉下五彩的醴陵群力瓷厂组建完成,醴瓷又开始风生水起,其中承担了为党和国家。

毛泽东与胜利杯

从文献记载和馆藏记录来看,醴陵从1956年开始成立瓷业公司之后,便一直负责烧制国家用瓷,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毛主席专用瓷。根据记录,一直到1974年,醴陵16年间为毛主席创烧专用瓷共1555件。代表性作品包括1958年的胜利杯、1971年的釉下彩瓷餐具和烟灰、1973年带盖鱼盘,以及1974年为庆贺毛泽东82岁寿辰烧制的双面釉下薄胎五彩花卉碗。

毛瓷杯

胜利杯系列是醴陵为毛泽东首次烧制生活用瓷。这批杯子一共烧了100件,并明确编了号,1号给毛泽东专用,其余的则分给了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批杯子被命名为“胜利杯”。区别于其他瓷器,醴陵毛瓷的所有餐具都是带盖的,据说是因毛泽东工作繁忙,食无定时,加盖可以保温。其次,毛泽东喜欢梅花众人皆知,梅花是毛瓷上最常出现的图案。
82岁寿辰贺礼,是家乡人送给毛泽东一份真诚的礼物。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在省委九所住了114天,是历次回家住得最久的一次。当时毛泽东用的是江西景德镇瓷,这种瓷具很好,就是有点重。考虑到他晚年手有些抖,湖南省提议烧制一批专供主席使用的瓷器,作为他82岁生日贺礼。在下达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是毛泽东用瓷,但是对技术上做了严格要求:这批釉下五彩,内外双面都要有花;重量轻而结实耐用;保温效果好;无铅毒,不含镉,确保使用者健康;永不褪色。

醴陵瓷五彩薄胎碗

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先例。醴陵的技术人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于1974年11月烧制成功。12月23日,周恩来乘专机抵达长沙,汇报工作的同时向主席祝寿,两人一起用餐就是用的这批釉下五彩薄胎碗。据说,毛泽东看到瓷器很高兴,对瓷器上的图案非常喜欢,还拿出两个碗轻轻地相互碰了一下,连声夸赞家乡的瓷器真好。
在这批瓷器中,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全部是釉下彩双面有花,造就了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的一大独创。同时,这批在文革时期生产的薄胎釉下彩瓷碗,创下了多项制瓷纪录:制瓷泥土是采用特制的“洪江泥”,此泥土是属于国家制专用瓷的泥土,现仅存数吨,已被国家封存;绘画原料采用了氧化铀作颜料,打破了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的制作工艺手法,采用“三烧制”三次进窑;画工细致,每一朵花纹都是一致的,就是用几十倍的放大镜去看,也找不出花纹的不同之处。
景德镇生产毛瓷是在醴陵之后。1975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向设在江西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下达了一项指示,要秘密为毛主席烧制一套专用瓷器来代替醴陵毛瓷,被中央视为1975年的头号政治任务,工程代号为“7501”。“7501瓷”烧造成功已是1976年初,由于身体原因,毛泽东没有再更换日用瓷器,所以严格来说毛泽东并没有使用过“7501瓷”。根据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吴连登回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生活中一直使用醴陵瓷,直到生命的最后。

同时,醴陵还曾为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及其他政要专门制瓷,为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克林顿总统等世界国家首脑专门制瓷。因此,醴陵窑曾一度成为红色官窑,红色文化深深镶嵌在醴陵瓷器——釉下五彩之中。遗憾的是,社会对醴陵瓷的历史,大多始于巴拿马上的一枚奖牌、止于红色‘官窑’,醴陵瓷远非这些简短的定义所能涵盖,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制瓷痕迹、陶瓷技术上的突破、集全国能工巧匠之力所恢复的工艺、从工业用瓷到艺术瓷的丰富种类,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曾经供职于为醴陵瓷带来显赫荣誉的醴陵陶瓷研究所的陈志强认为,醴陵瓷高达1380℃的烧造温度对含铅、铬物质的剥离,釉下五彩所带来的含蓄内敛之美在中国人文精神上的契合,因以大球泥为原料而形成的温润如玉,都促成了醴陵瓷在红色“官窑”之路上越走越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也曾总结:“醴陵的高温釉下彩瓷达到1380℃,这一技术是绝无仅有的。其工艺之精细、难度之高,可想而知。釉下五彩瓷器其特有的无铅特点,也是举世罕见。”(文|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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