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过眼话收藏

如云

    萧平丨烟云过眼话收藏                                                         2019-10-03 13:37                    

                          

（《罗汉图》 2010）

“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这段文字，是现代鉴藏大家张伯驹先生（1898—1982）1932年所作《丛碧书画录》序言的一部分。短短百余字，道出了书画收藏的历史逸事和他对于书画的癖嗜、收藏的艰辛及收获的怡悦和快乐。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这些稀世名迹皆经其珍藏，最终归于国家，惠于民众，这是应该载入历史的功绩，也是作为收藏家的张先生的幸事。

烟云过眼，何其洒落豁达！然而，岁月悠悠，世事变迁，珍藏难永，这又何尝不是历代收藏家的感叹。清代收藏家顾文彬（1811—1889）在苏州筑园建楼，贮藏法书名画，名其楼曰“过云楼”，其意亦正在此。顾氏子孙四代珍藏，延绵百余年，最终亦大都捐献国家，这在我国收藏史中已是甚少见的了。伯驹先生说：“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又说：“已与我相合矣”。这使我想起了陆俨少先生，他青年时在南京看了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展，便自谓“贫儿暴富”，可见中国书画名迹感人的力量。无论“长郁于胸”还是“暴富”，都是指的由视觉到达心灵，进入精神层面的收获。我想，这大约便是书画收藏的意义所在。

（2011年1月在南京大学鉴赏王齐翰名作《堪书图》）

丰子恺先生1936年有一篇“图画与人生”的讲演稿，把用以看画的眼睛与用以吃饭的嘴巴作比较，得出“嘴巴是肉体的嘴巴，眼睛是精神的嘴巴”的结语。又说，嘴巴辨别滋味，不必练习；眼睛辨别美丑。必须经过练习。所以嘴巴的味觉称“下等感觉”，眼睛的视觉称“高等感觉”。《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恐怕就在眼睛里头。丰先生在另一篇《绘画之用》的短文中作如下结论：“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这里，“有用”的绘画指的是实用美术。“无用”的中国绘画，才是我们收藏的对象。

历史上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先生所指文化，是就大文化而言的，然压缩到小文化以至于中国画——进入现代以前的中国画，其情其状，与中国的大文化相一致。

中国画是中国人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的，中国画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绘画差异甚大。中国画在其绵长的历史中，自体系完备始，不复有大的改变，显示着内部的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早已臻成熟之境。所以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是独立于东方的一株最为显赫的大树。

中国画究竟有哪些赖以独立、异于其他绘画的特征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是意象。即所谓观其大意，写其大意。既是一种思维观念，又是一种方法手段。意象，处于具象和抽象之间，即“不似之似也”！石涛诗曰：“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这便是意象的山水。齐白石说：“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黄宾虹说的更明白：“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二、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鱼目混珠，亦欺世盗名之画；三、唯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这里的“绝似又绝不似”，指对于物象外形之适当改造和抽象，使其可辨可识却不“绝似”。而重点用心于对象的神意、气息、韵律，即所谓的“忘形得意”、“遗貌取神”。

（2000年与文博界老人梁白泉、蒋赞初、罗宗真等先生相聚在南京梅花山）

其二是诗、书、画、印的四位一体。中国画家，往往兼为诗人，亦有诗人而兼画家的。宋代以来，中国画渐以文人画为主导，诗画几不可分了。诗境、画意相通，互为补充，互为延伸。书画同源、同法，书法的成熟早于绘画，它既是绘画的基础，又是绘画的先导。赵孟頫诗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中国的书法、其实就是抽象的画，那么，画就是有形的书法了。文人介入印，大约在明代中期，而大成于清代中、后期，如赵之谦、吴昌硕，他们的画作中，不但钤有自己治的印，而且笔墨中含着极浓的金石气。画中融进了诗、书、印的元素，不是数字可计的成份，而是自本根开始就生长在一起的。这样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和艺术性。“与中国戏剧融有音乐、舞蹈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潘天寿先生语）

因为中国画具备了上述特殊性格，所以既能受到广泛的喜爱，而真正登堂入室又必经甚高的台阶。对藏家而言，就必须具有诸多方面的学养，如子恺先生所说，用以辨别的眼睛，又必须经过长久的练习。

随着中国画成熟发展的路程，它的超逸清雅的意趣，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欣赏，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津津乐道，视此为风雅的标志。广收天下书画名迹，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开始，据说汉武帝时的“秘阁”就是为此而设。之后，魏、晋、隋、唐，一代甚似一代，唐太宗李世民时，内府书画收藏激增，太宗对王羲之书法尤爱之成癖。甚至派萧翼骗取辨才和尚所藏王氏名迹《兰亭集序》。到了宋徽宗赵佶时，皇室书画收藏已达高峰，据《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所录，已达七千六百三十余卷。清代内府收藏最盛于乾隆，存世历代名迹几乎被收罗无遗，所藏已达数万件，超过了宋徽宗时期。可是随着国势衰颓，藏品也渐散失。1860年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所藏书画洗劫一空，顾恺之名迹《女史箴图》也被劫往伦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清宫，书画再遭劫难，损失更大。及至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又将一千二百多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陆续散失于东北。近一个世纪后，我们在北京的拍卖会上，还能偶尔见到那些流落的名迹。世事沧桑，即皇室的书画收藏，也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烟云过眼、浩渺难测之叹！

（《董其昌》 1995）

八百多年前，饱经忧患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其与丈夫赵明诚积三十年心血集藏的金石书画，毁于靖康兵焚之后，发出痛彻心骨的诘问：“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所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一部中国收藏史，证明着收藏家的际遇与宝物之聚散存亡，无不与国之兴亡息息相关，国家兴则收藏富，国家败则收藏散。

一九九六年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笔者有幸第一次看到了久久思念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那是台北故宫名为“中华瑰宝”的藏品展览，在拥挤的西洋观众中，我看到了它超逸文秀的面貌，躁动的心境顿时平静下来，仿佛在清晨的郊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是最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山水画名迹，从它的创作过程到流传经历，无不充满着传奇色彩，而这“传奇”正是中国收藏史的缩本。

黄公望在七十九岁上，开始为一个叫无用的和尚画《富春山居图》，由于位置经营，煞费苦心，又常在外云游，所以三四年尚未完成。但无用和尚却担心此画为别人巧取豪夺，为了让无用放心，黄公望就先在未完成的画卷后段纸上加上题记和无用的名款。大概到了八十五岁时完成了此画。画六接纸，长636.9厘米，宽33厘米，为黄公望传世作品中的最上品。

此画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明初不知流落何处，到了成化年间，则收藏在沈周家中。沈周宝爱备至，因请人题跋，被那人的儿子贪了下来。沈周懊丧不已，心中常存挂念，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六十一岁上背临一过，置诸壁上，聊慰相思。后来这卷背临本为苏州节推樊舜举所得。第二年，樊氏又意外收到《富春山居图》原本。两卷同在，不啻合璧。樊氏又请沈周在原本上题上长跋。过了八十二年（1570），这两卷又归无锡谈志伊。谈氏同年四月请文彭题记。第二年（1571）王稺登在无锡谈氏家中观赏原本，遂加题识。隔四十二年后，周天球在嘉兴项氏天籁堂并观两卷，又加题识。后来此卷归了京城一个姓周的人。

董其昌对此画早已心驰神往。在京城，董氏每朝参之暇，常至周府观赏此画。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真是“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后来，董其昌终于在一五九六年，于离京去长沙途中一个叫泾里的地方，由友人华某介绍，出重金购得此画，欢呼雀跃，如获至宝，藏之“画禅室”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真有米颠之痴。

不知什么原因，董其昌于崇祯九年（1636）将此卷抵押给宜兴吴正志，价千金。不数年，董氏病故，此卷遂为吴氏所有。吴正志死后，归其二子吴问卿。吴问卿宝爱非常，筑“富春轩”藏之，请邹之麟为其题跋。问卿常将其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倦为之爽，闷为之欢，醉为之醒。真是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这种病态的“宝爱”，使此画几遭火焚之灾。顺治七年（1650），问卿将死，竟命家人以此画和智永《千字文》为殉。前一日焚“千文”，第二日焚“富春”。其侄吴子文乘其不备，易以别卷，将《富春山居图》从火中救出，可惜已烧焦前段四尺余。

重新装裱后，将烧焦一段揭下，于是这卷名画分而为二。烧焦的一段名为《剩山图》，先后为王廷宾等所得。一九三八年经上海汲古阁曹友卿介绍，《剩山图》为吴湖帆所有，一九五六年征归浙江省博物馆。

焚余长卷《富春山居图》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后又辗转被季寓庸、高士奇、王鸿绪收藏。王鸿绪死后，家人欲以此图利，索值千金，可惜吴中文人无大力者。王氏家人又携此卷至扬州，辗转到了安歧手中。此期间，沈得潜两跋该卷（第二跋未书卷后）。后安氏家败，友人傅恒劝之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安氏无奈，遂经傅恒介绍，将此卷并其它古物一并卖给了清内府。想必安氏出售此卷时，心中定酸痛无比。

其时，乾隆帝弘历因为早已收入了一卷伪本《富春山居图》，并题了四十余跋，认为是真迹，现在见到了“真龙”，反而硬说是假。从此此卷冤沉海底。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剩山图》被吴湖帆买得，经研究才重新确认被乾隆定为赝品的《富春山居图》是真迹。从此这一被颠倒了一百七、八十年的事实才重新颠倒过来。

一部收藏史，凝聚着收藏者的种种心态：高雅的、病态的，上演着一幕幕人性的悲喜剧。正如一位藏家所论：“我们可以说收藏是爱、是善、是文化、是理性、是智慧、是人类高雅进步的生命行为。然而，我们说收藏是欲、是瘾、是病、是怀旧者的梦、是傻子的游戏，也没有什么不对。”

（2010年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作主题演讲）

收藏者追求的不同，导致了心态的差异。以前述《富春山居图》为例，其中追求精神者，珍视它，爱护它，甚至爱之成癖，如沈周、董其昌，他们之于收藏，即可视为“高雅进步的生命行为”。如果爱到了吴问卿的地步，当然就是病态了。追求经济价值者，如王鸿绪家人昂其值以为利者皆是，那是贪、是欲。还有一类附庸风雅者，他们并无心于藏品的文化艺术内涵，只是人玩亦玩，人云亦云。更有自以为是，以伪充真、以真为假者，那就无异于“傻子的游戏了”！

然而，不论处于何种心态，绝大多数收藏家，都为保护古物、珍护文化做出了贡献，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这场高雅进步的活动。

书画收藏活动，尤其是古代书画收藏活动，有几方面的条件是必备的：浓厚的兴趣、较为富裕的经济、相当的鉴赏能力（或具借助鉴赏能力的条件）及较好的机缘。

收藏活动的前奏是鉴赏，没有鉴赏，不辨真伪美丑，就谈不上收藏，所以许多大收藏家同时也是鉴赏家。又因为收藏活动发生于兴趣，鉴赏家的成功也离不开兴趣，鉴赏家兼而收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鉴和藏是不可分的！

收藏同时又是一种涉及经济交易的事，只有在“刻骨铭心”的经济得失中磨练，才能成就一双鉴真辨伪的眼睛。我们的许多前辈鉴定大家，大约无一例外地看中书画市场。吴湖帆、张大千先生与徐邦达老师的鉴定经历，大约都是从购买第一幅古书画开始的。

书画市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锻炼目力的好去处，尤其是频繁的拍卖预展，数以千百计的书画作品，或古或今，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这种机会，大学里没有，即使博物馆也无如这般丰富。

收藏在精神方面有多个层次：了解、认识到欣赏是一个阶段；从欣赏到研究，即进入了第二阶段；考证至于发现，应是最高阶段了。收藏的快乐，也是伴随着这些阶段逐步深入的。

烟云过眼，给我们带来了片时的愉悦，久久的思念和一生的滋养。我们如果从中得到启示，有所思考和发现，惠及社会，那才是收藏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