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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虫小技写人生,妙笔生花传禅理,晚明董其昌的书法世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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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3 14:58:2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雕虫小技写人生,妙笔生花传禅理,晚明董其昌的书法世界                                    

            

        2019-12-23 07:55                    

                          书法智者始于观展,走进鲁博,对话董其昌。

山东省博物馆,是一个与书法有着密切关联的博物馆,新馆建成时还因馆名的草书而闹过误会。不过这误会的产生多半因为我们书法修为浅薄。绯闻止于智者,对我们而言,增广书法见识十分必要。山东博物馆书法收藏较为丰富,近来举办“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中国赞]”(展览时间:2019年11月16日——2020年2月16日;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11号展厅),展示董其昌及其时代前后的书法名家书作,如文征明、文澎父子,直观的传递明清之际书风转变和董其昌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

(董其昌行书册页)
有明一代,书坛虽未有齐肩二王者,但妙手代不乏人,前有二沈,中有文征明,后有董其昌。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生在晚明,起身书香寒门,科举之路一波三折,无奈依靠舌耕卖字度日,寂寥悲苦,无人赏识,一跃龙门,仕途坦荡,善书之名鹊起。

(董其昌小像)
一、靖康难,董家迁
董其昌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是江南文化的代表。其实,他本是中原人士,祖籍东京汴梁,就是包拯做官判案的地方。
国家不幸,董家也不幸。靖康难,金人南下,北宋灭亡,董其昌先祖举家南迁,定居华亭(今上海松江)。据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自称“ 余家厥初为汴人,自扈宋南迁,更居华亭”。在朝代鼎革之际,董家举家南迁,足见当时有较大势力。
董其昌家族定居上海后,又再次兴旺起来,登科及第者众多。何良俊在《董隐君墓表》中曾云:“ 董氏,上海之望族也。”董其昌之父董汉儒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家族世代簪缨,诗书传家,董其昌耳濡目染,成长成才有先天优势。
二、写好字科举成功一半
从少小开始读书时,长辈就会教导我们要写好字,字写得好,考试能拿高分。这是人生经验的传授。这样的经验传授从通过纸面书写选拔人才之时就有了。目力所及,隋唐开科取士,书法工整与否是重要考查标准。马宗霍《书林藻鉴》有言:“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看字取士的标准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得到延续。换言之,科举要成功,一定要写字好。后来,有誊录制度,就是有专人把举子的试题答案再重新抄写一份用作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字不重要了,因为在进士登科后,吏部铨选官员时,看“ 身、言、书、判”,“书”,就是“ 书取其楷法遒美”。字好对科举成功的价值不言而喻。

科举考试图
董其昌或许没有听从长辈的教诲,没练好字,在乡试时文章写得很好,但卷面分很差,被知府衷贞吉撸掉了第一名,降为第二名。更刺激他的是,侄子拔得头筹,心想自己唯一不及侄子的就是字。知耻而后勇,自此董其昌昼夜奋战,努力写就一手好字。是年董其昌十七岁。《画禅室随笔》云:“ 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熙,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

(董其昌草书《试墨帖》)
幸运的是,董其昌碰到了诗文、书法皆工的莫如忠(字子良,号中江)。《容台文集》卷二载:“ 仆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从曩时读书莫中江先生家塾。
莫如忠书法以二王为宗,在董其昌眼中,书法了得,“ 吾乡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自谓得之圣教序,然与圣教序体小异。其沉著逼古处,当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三年后,董其昌小有所成。在字好的助力下,董其昌在三十四岁时登科及第。写字写得好,并不是漫无目标。明代帝王文士深受赵孟頫书风影响,在科举考试中也以之判优劣。
力有余而学画。万历五年(1577年),他拜陆树声为师,学习丹青之法,四月一日,第一次点毫作画。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卷三识云:“ 予学画白丁丑四月朔日,馆于陆宗伯文定公之家,偶一得之。
董其昌一心跃龙门,不出意外会专门学习赵孟頫一路的书风,在当时被称作“台阁体”。这一书风在艺术价值上,多被打入世俗一列。这对于究心于写字好的士子而言,心知肚明,但董其昌应该更清楚的认识到科举成功最紧要,练就好台阁体是最关键。
三、超越前人,自成一家
宋代文人苏子美尝言:“ 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日常写字,在古代士人生活中,不仅是为了五斗米,还是一种修养心性,书写自我的雅事。
在唐太宗推重王羲之后,王羲之父子成为书家偶像,入晋人之室是书家毕生事。董其昌写好字,本就与书法有着紧密关联,只要稍加留意,便会成为艺术。毛笔写字,成为书法家有天生优势,这也是而今书法难以望古人项背的客观原因。
刚开始,董其昌极可能还是遵从时风,写赵孟頫、台阁体,这仅是写好字,不是艺术。后来,他“ 师方伯(如忠)而友廷韩(是龙)”,看到师父莫如忠深得晋人笔意,师兄莫廷龙也是二王妙手,“ 吾师……晋人之外,一步不窥。吾师以古,廷韩以态。”于是,董其昌开始知道书法真谛所在,大胆的突破赵孟頫,拾级而上,学习二王,“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俨然莫公书,始知公深于二王。”

(莫如忠行书作品)
师傅领进门,青出于蓝之事自可期。董其昌十分崇拜自己的老师、师兄,称之为明代二王,但更崇拜王羲之父子,爱其师更爱真理,先学习颜真卿《多宝塔》,再学虞世南,都感觉不尽兴,“ 以为唐书不如晋魏”,开始直接学习晋人,“ 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三年后,“ 自谓逼古”。
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书法提升的关键在认真,也在视野。眼界宽,书法路数、真伪、雅俗,一眼必现。书法的眼界,重在得见古迹。以古为师,以古为法,是中国书法的不二真谛。
江南人文辐辏之地,碑帖墨迹收藏者众多,这为董其昌书法成功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凭借书法小成,广交文人雅士,与之把玩翰墨。当时,项元汴家的书画富甲海内,董其昌得以与之交,得见二王真迹,尽览历代法书,境界大为提升,“ 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
董其昌认真临摹古代名家墨迹,融会贯通各家之长,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上,集古法之大成,楷、行、草皆工,“六体”和“八法”出神入化。用笔精到,正锋始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结构森然而天真烂漫,风格率意而秀雅恬淡,一扫妩媚圆熟的时风。

(项元汴号称盖印狂魔,乾隆努力的赶超他了)
最终,董其昌书法闻名海内,一时从者如流,与邢侗、米万锺、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甚至“名闻外国”,片纸只字,世人无不爱之,《明史》记载“ 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时至清初,董其昌的影响依然不减,并深得帝王喜爱,康熙皇帝在其老师的引导下,倾心于董其昌的书法。
四、书为心画,禅说苦闷
书法的创作,本是文雅生活的体现,是一种美学意义的存在。从宋代开始,书法的写意功能逐渐被发掘,“书为心画”的观点深植人心,书法突破美学意义和技法范畴,转而追求个性、意境,文人气息更浓。
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生活的时代和精神境界。晚明江南,文人谈心论性,自诩风流倜傥者众多,唐伯虎就是代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极力的表达自我内心。书法中行草的率意自然特点深得喜爱。董其昌也以行草书成就最高,行书得“二王”法度,又融合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赵孟頫诸家。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又得力于怀素之劲和米芾的跌宕。
董其昌原本终日性情和易,又饱受落第失利的打击,转而参悟禅理,游戏禅悦。《画禅室随笔》卷四:“ 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复,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他行书中带草意,率真闲适,风韵自足。

(赵孟頫书作)
与赵孟頫的不同,董其昌的书法风格,“轻描淡写”,不着痕迹,有本天成之感,生中带熟,熟里有生,而赵氏一丝不苟,法度森严,多有纯熟之气。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书法风格,严格意义上没有高下之分,却能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内心。赵孟頫自带南宋宗室光环,身份规矩是必须遵守的。董其昌起身低,科举不顺,自然要抒发心志,平衡自我,书法多少写意些。
五、书法的背面,官字很重要
官本位思想影响很深,在艺术领域也有很深的渗透。历史上的书法名家,多半都是身居高位,出身权贵豪门。董其昌的书法盛名除去艺术本身的价值外,还有官爵禄位的外在推动,才能形成。
董其昌性格散淡,自言自己无心于功名利禄。但是,家境一般的他,别无选择,科举之路是最好的谋生手段,《云间杂识》记:“ 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二十亩区,人亦令朋役,致弃家远遁。”科举之路难于上青天,晚明竞争更激烈,董其昌也是坎坷曲折,多次落第,精神备受打击,儒外求禅。《画禅室随笔》卷四有云:“ 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岩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金万沦,触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过武塘时也。

董其昌行草书法《送李愿归盘谷序》
参禅可以解决精神的困顿,但没法带来丝毫粮食,解除生活窘况。董其昌便开始做私塾糊口,“ 董文敏未第时,曾馆于我湖冯氏。”塾师的束脩难解家贫之困,苦闷至极时,董其昌会挥毫泼墨,写在衣服上,写在帷帐上,“ 服白布单袍,兴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帏床帐,淋离殆遍。”授课之余,他便卖文鬻字度日,只可惜时常无人问津,败兴空囊而归。有一次董其昌想创作巨幅书作,以博得口彩,结果被人误认为赝品,“ 其昌少贫,尝作万里书市之,人以为赝,弗售也。
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终于通过乡试,次年进京会试成功,考中进士第二甲第一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后仕途坦荡,万历二十二年,董其昌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二十四年(1596年)秋,董其昌奉命为持节使臣,赴长沙封吉藩朱诩銮。随之而来,结交的人员越来越广,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书法价格也开始寸字寸金。马承昭《当湖外志》:“ 既贵,始见珍。
文史君说
晚明,一个尽是繁华,满是风流才子的时代,殊不知其背后有着多少士人的悲苦和挣扎。书法可以写出每一个文人的内心世界,也能映照出时代气象。董其昌追摹古人,不泥古,先熟后生,用笔写出文人内心渴望的平淡闲适,也反射出晚明底层士人精神的痛苦。不过,董其昌无疑又是幸运的,他功成名就,书法名世。他的书法成名之路,十分坎坷,但更耐人寻味,原本是纯粹的书法艺术,却掺杂进功利的世俗气。或许凡是人创作的艺术,都不免俗,背后都有浓厚的社会性。
晚明经济繁荣,民众生存压力也很大,读书人科考就业都不容易,如何调节人生是每个人所面对的。这如同当下负重前行的你我一样,释放自我,舒缓压力,可以吃美食,看电影,做运动,同样可以放空自己,走进静谧的博物馆,透过纸墨幽香,读懂董其昌,读懂自己,以一种文雅的读书人的方式。
参考文献:
陈辞:《董其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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