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时为何不情愿？他的理由很简单

华忠

1949年，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时为何不情愿？他的理由很简单                                                         

2020-03-18 15:39                    

                          

中南海，红墙掩映，绿水环抱。它不仅是一座精致的皇家园林，而且也一直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然而，由于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疏于管理，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早已没有皇家御苑的模样。

新中国成立在即，各种工作千头万绪。党中央、毛主席每天往返于城里和香山极不方便。尽快将中南海清理出来，为中央提供一个方便、宜居的办公场所，成为重中之重。

红墙理政

接收中南海

1949年1月，政务院秘书齐燕铭和统战部的三名处长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接到上级指示，立即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

2月3日，他们刚风尘仆仆地赶到北平就收到了周恩来发到北平军管会的电报：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

北平刚刚解放，正处于新旧政权交替时期，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不少潜伏下来的特务蠢蠢欲动。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马上通知申伯纯，安排人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2月3日下午3时，齐燕铭、申伯纯带领工作人员夏杰、陈群海等人，乘坐军管会的吉普车来到中南海。此时，新华门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他们开车径直来到丰泽园大门，大门的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

申伯纯等人来到丰泽园颐年堂大厅，将公园负责人找来。申伯纯向公园负责人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办完手续后，申伯纯嘱咐夏杰和陈群海：“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

没想到，中南海里还真不太平，当天晚上夏杰和陈群海就碰上一个飞贼。傍晚，夏、陈二人正在丰泽园附近遛弯儿，忽闻不远处的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筒，厉声道：“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

当时，中南海还没有解放军驻防，只有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旧警察流动巡逻。齐燕铭深知中南海关系重大，只依靠几个没有经过审查的旧警察维持治安可不行，务必要尽快安排自己的部队驻防。他立即指示申伯纯，把中南海的情况整理成文报告给军管会，请军管会督促傅作义旧部迅速撤离，并尽快派部队驻防中南海。

开始，齐燕铭本以为北平市警备司令部会来接收中南海，可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说：“我们主要负责名胜古迹、仓库物资和公共建筑，至于中南海，大概是负责接收军事机关的纠察总队接收。”

果然，不久北平纠察总队进驻了中南海。从这一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清理

中南海是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园内古建筑雄伟，水域阔大，花木繁盛。1928年“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将首都迁往南京，曾经的“国府”所在地——中南海被开辟为公园。七七事变后，包括伪满洲国大使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等日伪机关，大量迁入中南海公园，园内环境日渐芜杂。日本战败投降后，李宗仁和傅作义都先后将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内，可是他们只管用，不管修，园中破败不堪。

人民军队进驻中南海时，中南海里头杂草丛生，污泥堆积，垃圾遍地，蚊虫乱飞。怀仁堂附近，野草有一人多高，连房顶都长满了野草。尚未开化的池水呈现一片黑紫色，枯叶、废纸铺天盖地。

负责驻防的北平纠察总队张明河对齐燕铭说，中南海不经过全面清理和排雷，不能让毛主席和党中央住进来。二人将中南海的情况向彭真做了报告。当时，北平正在流行大脑炎，这种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彻底清理一下中南海水域中的淤泥非常必要。彭真当即拍板，让张明河的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全面地挖一挖。

于是，华北军区专门派来一支卡车队和几百名精壮士兵，他们与张明河的部队一起夜以继日地清起淤来。中南海和北海这片水域，至少有上百年没有清过淤了，池水又黑又臭。战士们将池水放干，捞走水中的鱼，然后开始清挖池中淤泥。几百名战士甩开膀子，足足挖了三个月，才将池中淤泥清出。不挖不知道，淤泥里还真藏着不少子弹、手榴弹，甚至还有枪。

另一方面，中南海内房屋的修缮整饬由周子健负责。解放前，曾有几个国民党机关在中南海办公，但是他们只用不修，园内古建筑情况很糟糕。夏杰记得，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菊香书屋虽然幽静雅致，遗韵犹存，但是油漆剥落，满目萧索。菊香书屋紫云轩的楹联上写着“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可见当年这里必然是繁花似锦，然而当时除了几棵青松尚在，菊花已经不见踪影了。

周子健当即布置任务：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勘察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联系有关部门勘察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地下水，并安装电话；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垃圾。

修缮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动作最大的是对怀仁堂的改建。怀仁堂是当年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也是中南海中面积最大的建筑。红漆的大门、红漆的立柱、巨大的灰色砖雕影壁，无不显示着它的庄重和威严。中央计划在这里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不过这里是个四合院，并不适合召开大会。于是，周子健请梁思成先生为四合院上了一个大屋顶，改建成为一个会堂。后来，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1949年5月，中南海终于完成清理改造。池水在晚霞的映衬下碧波荡漾，园中草木茂盛，房舍俨然，昔日的皇家御苑又恢复了当初的风采。中共中央进驻的日子不远了。

毛主席入住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其实，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政协会议召开在即，事情千头万绪，总是住在香山办事、找人谈话都不方便，而且当时北平除了长安街、东交民巷和王府井是柏油马路，其他都是石渣路，很不好走。新中国成立在即，各种工作千头万绪，搬进中南海居住、办公已是势在必行。

中南海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院落，丰泽园便是其中之一。“丰泽园”的匾额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清帝举行演耕礼的地方。周恩来进驻中南海后，曾一度临时下榻丰泽园。后来，他查看了中南海各处建筑，认为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条件比较好，于是主动提出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自己则搬到西花厅去。

“菊香书屋”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院内有古槐九株，挺拔参天，郁郁葱葱。东、南、西、北各五间房。毛泽东的起居室在北房东侧，一共两间，互相贯通。毛泽东的大木床，既是他休息，也是他看书和批阅文件的地方。除了这张大木床，毛泽东的起居室里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套沙发和几组书架，除此之外别无长物。

东房北侧是毛泽东办公、会客的地方，也是两间打通的。他迁入前，这里曾经是公共场所，摆放着许多鲜花。毛泽东住进来后，对工作人员说：“不用摆这么多花，我这里来的人多，有干部，有工人、农民。他们见我办公的地方搞得这么漂亮，就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久而久之，会搞成一种风气，这就很危险了。”

建筑年代久远，菊香书屋的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原本的地采暖也完全失效，后勤部门只好在菊香书屋的一处空地砌了一座小锅炉，这才解决冬天供暖、平时供热水的问题。

毛泽东入住菊香书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单位也搬进中南海，在丰泽园附近办公。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不影响工作，各单位就选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作为办公室；散乱无序、犄角旮旯的房子做宿舍。机要室在丰泽园附近的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住在这里。

中共中央刚刚搬进中南海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内政治百废待兴，外交、经济，以及即将开幕的政协会议和不久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在这里徐徐打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盛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

时针指向7时整，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

毛泽东致开幕词，即著名的讲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扼要地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和这次会议的任务之后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讲话，声音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引起热烈的掌声。据统计，这个不太长的讲话，鼓掌多达41次，有的掌声长达4分钟。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表决，新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和纪年方案都有了决议。

27日下午，代表们走进怀仁堂会场，就看到主席台的两侧已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它告诉人们的喜讯是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接着，周恩来又说道：“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决定。”

9月30日，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审议国徽方案

一腔赤诚请来宋庆龄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之时，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就联名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新中国予以指导。”只是，宋庆龄当时身体抱恙，回信感谢共产党的盛情邀请，对不能即时北上表示非常遗憾。

宋庆龄当时不愿北上，还有一个原因，直到半年后见到受中共中央委派邀请她的邓颖超，她才说了出来：“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北平带给她的记忆伴随着无比的伤痛。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邓颖超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邓颖超带来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亲笔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也写信给宋庆龄：“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看了毛泽东、周恩来言辞恳切的信，加上邓颖超几次上门与宋庆龄交谈，宋庆龄终于被共产党人的一片赤诚感动，答应北上。

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随后，宋庆龄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在会上发言，她热情洋溢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