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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打仗找错路,被撤销连长职务,作深刻检讨,团长暴跳如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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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 02:35:5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张国华打仗找错路,被撤销连长职务,作深刻检讨,团长暴跳如雷                                                         2020-04-01 14:52933年3月底,按照向北发展、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红一方面军由草台岗地区北上,进攻乐安。因乐安城防坚固且敌人早有防备,没能攻克。4月初,方面军命令各部由乐安西进,佯攻永丰城,调动蒋军西移,在运动中予以各个击破。但蒋军慑于被歼,未敢轻易出动。 1933年初夏,部队在永丰地区征集资材,开展群众工作,苏区转发了关于今后作战的指示,突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部分:红1、5军团在抚河与赣江地区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作战,称“中央军”;红3军团东出福建,称“东方军”。

【红一军团长林彪(右)、政委聂荣臻,两位战将罕见的同框正面合影】
据此,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大湖坪善河地区实行改编。这次改编,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缩编为团,团缩编为营,同时取消军一级组织机构,由军团直辖师。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杨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李卓然。辖3个师:第1、第2、第3师。原红4军的第10、第11师和第22军第64师合编为红1军团第2师,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胡阿林,下辖第4、5、6团。张国华被编入红2师第5团3营9连,继续任指导员。
他心里琢磨着,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用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就真的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吗?他一直持怀疑态度。
事实证实了张国华的判断。“东方军”7月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打了一些胜仗,但部队疲劳,减员很大。“中央军”除8月底进行了乌江圩战斗外,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张国华曾自我解嘲地说:“咱们这个‘拳头’何时才能有用武之地?”相反,蒋氏利用这一时机,向美、英、德、意大利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创办军官训练团,着手对中央苏区制订第五次“围剿”计划。
“东方军”入闽作战,“中央军”留守原地开展游击战,张国华初尝了失败的滋味。
一日,红5团首长命令第3营为前锋,穿越深山老林,秘密向乐安至宜黄敌侧后猛插,破坏敌军封锁线,9连为尖刀连。
连长陈昌东和张国华带领第9连在密林中穿梭,刚开始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走着走着,小道渐渐被茂密的树林所掩埋,消失了,他们用镰刀砍掉茂密的藤蔓,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7月,山里的气候像小孩的脾气,说变就变,瓢泼大雨触发了山洪,一眨眼功夫,先前两大步就可跨过的小河沟,突然间就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走在最前列的陈昌东转头对张国华说:“我在前,你断后,让大家抓紧藤蔓和岩壁。”
他们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推进,终于在次日凌晨4时将红5团带到了预定攻击的位置,并率先发回了“到达指定位置”的电台信号;接着红4团、6团也相继发出了相同的信号。
红2师指挥部发出“总攻开始”的信号。

【开国中将张国华】
大雨尚未停息,位于敌左路军北翼侧后密林的红5团接到命令,迅猛向位于前方山坡上的敌野营地冲杀。这是敌左路军后卫部队的一个团,大雨掩护了红军在密林里的行动,睡在帐篷中的敌人根本没听到红军出击的响动。第3营指战员冲到敌营地跟前,才被临时工事里的哨兵发现。
陈昌东一声大吼:“同志们,冲呀!”第3营指战员纵身跳下工事冲入敌营寨。敌士兵还在酣睡之中,不少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成为“刀下之鬼”。侥幸逃生的敌人,大多数只穿着一个裤头就四处奔逃,草草组织起抵抗。
敌另一个营帐篷扎在山上,离得较远,见山下的两个营被包围,匆忙编成战斗队形,向第3营冲来。
黑夜中,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厮杀。敌人利用重火器,依托树林、沟坎、小山包构筑起一道道火力网,第3营的进攻一时受阻。密集的机枪火力,将冲在最前面的陈连长和几个战士打倒在地。张国华见,睚眦尽裂,大声喝道:“手榴弹!弟兄们跟我上!机枪,狠狠地打!”战士们双目喷火,旋风般卷上山岭。
第2营营长刘世模见第3营有危险,急忙率领2营从敌左侧杀来。这时,团长吴皋群(又名吴高群)也率领1营赶上来。枪炮声顿时热闹起来,全团一鼓作气向敌纵深追杀。敌败兵逃路受阻,困兽犹斗,拼命向红5团发起攻击。

这时,从大峡谷西南侧传来爆豆般的枪声。吴团长像一头雄狮,吼道:“徐师长带领红4团杀过来了,红5团的好汉们,拼死顶住!”
大雨倾盆,峡谷间的洪水愈发上涨,大批敌人沿着一条大山峡向后逃遁,慌不择路,人马自相践踏,两翼的红军不停冲下来,敌且战且退,落魄丧魂,许多人被挤入谷底激流之中,更多的人没有逃过红军的枪弹。但究因敌人太多,红4、5团的迁回兵力没能将“口子”收紧,大批敌人仍从谷底向西涌出。
师长徐彦刚再次命令第5团作为红2师的前锋,向西追击。
吴团长带着近200人的队伍,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奔袭,到了一个叫岔道口的地方,才歇下脚来。此时,全团官兵已连续作战两天一夜,体力消耗到了极点。刘忠政委破例让3营战士与当地老乡联系,买来了没有成熟的蚕豆,煮熟了给战士们充饥。
次日拂晓,团长吴皋群宣布了张国华代理连长的命令,并让其带领连队向岔道口以西急进,阻击敌人。
中午时分,张国华率部赶到一个岔路口,敌败军尚未赶到,张国华想抢在宜黄守敌和乐安残敌会合前,打一个时间差。他来不及仔细勘察地形,就地设置阵地,准备堵住正从东方拥来的敌军。不料,由于道路不熟,他们夺下的只是小岔路口,而非大岔路口,虽有一部分敌人被堵在小岔路口,更多的敌人则从大岔路口向西逃走了。
张国华发现情况不对,急忙撤出阵地,大声喊道:“全速前进,一定要赶在敌人大队人马前头,将敌人重新堵住,为陈连长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他带领着剩下的十几个战士,一路跑步急行西上,竭力挽回自己指挥上的失误。第二天黄昏,浑身湿透张国华到达岔路口以西,这时,红4团主力部队早在此打援。
吴团长暴跳如雷,他没有料到自己看好的骨干竟然会把岔口搞错。他撸的起袖子,指着张国华,气愤地说:“你差点贻误战机!若不是4团主力赶来将敌左路军分割包围,你们早堵枪眼了!”
张国华有些委屈,他也没有料到两个岔路口的地形是如此相似,而且时间很紧,容不得他去作更加细致的勘察,以致造成了较大的伤亡。吴团长没有因为他们也阻击了小股敌人,并且已连续战斗三天两夜而原谅他们。张国华奋勇杀敌,倒不是为了将功补过,他是为了死去的弟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孬种!
在红军各部的通力配合下,乐安、宜黄之敌封锁线被破坏。红军冲破了乐安、宜黄一线封锁的消息,震惊了新淦守敌,他们急忙向后收缩。师长徐彦刚严令各团,昼夜兼程,打击新淦之敌筑碉部队,不留给敌喘息机会。
红2师的任务是向西穷追敌左路军,第5团由宜黄地区出发,一路披星戴月,向前猛赶。这一次,张国华吸取了岔道口阻击的教训,认真研究行进线路,经宜黄南下,直指新淦东南方的小镇龙关,从东翼迂回南逃之敌。
各路红军经过3天的勇猛追击,逼近新淦,红2师一部长驱直入,占领了新淦汇流处江口,兵锋直逼新淦。
7月下旬,红2师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之间打击敌筑碉部队和破坏敌封锁线进行了认真总结。总的说来,“中央军”这一“拳头”没有给敌人造成极大威慑,未能阻止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的活动。
张国华在团部的总结大会上,对岔道口阻击上的失误作出了深刻检讨,红5团依据有关奖惩条例对他作出了“撤销连长职务”的处理。
刚开始,张国华心里还有疙瘩解不开,刘忠政委与他的一次促膝谈心,化解了心中的愁绪:“想一想牺牲的战友,想一想革命事业,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是好汉,就应该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把挫折变作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这句话激励着张国华,之后,他主动请缨,参加乌江圩战斗。
战后,张国华拟制了红5团的战斗体会文书,其中写道:“红军在新开创的根据地作战,部队正在分兵发动群众,地方武装还未很好地建立和健全起来,采取‘收紧阵地’的战略退却方式,既有利于逐步达到兵力的集中,又可以减少地方工作的损失和红军兵员、粮食补给的困难。”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红2师首长的赞誉。
为适应整编中的组织变动,张国华进一步加强了连队政治工作,按照师、团、营的指示要求,认真落实9连的各项教育,普遍对连队党、团支部骨干分子进行了训练,组织学习阅读教材和报刊,并在各排设了政治战士,协助他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1933年夏,在红色首都瑞金,党校成立了红军干部政治班,组织上决定送张国华去学习。这一年,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11日,苏维埃批准了这一决定。

【红星奖章】
8月1日那天,张国华在藤田参加了红1军团召开的“八一”运动会。会上,给新整编部队授予军旗,颁发二等、三等红星奖章,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红5团在竞赛中获得优胜,被授予“模范的红五团”奖旗,对5团指战员是莫大的鼓舞。
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张国华终于在12月圆了自己的入学梦,只是这时“红军干部政治班”名称已改,改称为“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张国华成为红大首期政治科第二队的学员。学校初创时期,面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校舍、教员和教材非常匮乏。在极其简陋的办学条件下,年轻的学员满怀一腔热情和拳拳报国之心,因陋就简,自己动手抄教材。
在此期间,张国华与红大学员们聆听了毛、朱、周等讲授的军事和政治理论课,对步兵战术概论、游击战术、军事地形学、单兵和班的战术动作、战斗的组织指挥等训练科目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有了较为全面的提高。若干年以后,张国华对吴忠谈及这段学习生涯时曾说道:“若是早掌握军事地形学知识,也许可以避免岔道口犯的错误。”

【红军大学教室(原样重建)】
1933年11月下旬,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红大的教员向大家通报了“福建事变”。
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琛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与蒋决裂。毛泽东抓住敌军营垒中的这次裂痕,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军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但是,博古拒绝采纳毛泽东这一正确建议。这样,红一方面军不仅丧失了粉碎蒋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日益陷入不利的境地。
1934年初,正是充满搏杀和血腥,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的一年。这年3月,年方19岁的张国华完成了在红大4个月的学习,准备充实到前线战斗部队担任团政委。
命令宣布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曾与学员代表谈过一次话,张国华也在其中。贺昌对张国华说:“眼下战事紧急,一线的指战员损失严重,你是从红1军团来的,组织上决定派你到福建汀州教导团。”
血气方刚的张国华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而且申请到第一线团队。很快,张国华便打点好行装,告别红军大学,告别瑞金,奔赴福建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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