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清梦

我的父亲任弼时                                                         2020-04-11 04:30                    

旧报刊剪辑 总字部队子弟

来源：旧报刊剪辑（微信公众号）

《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09期，

作者：任远志 周海滨

父母订的是“娃娃亲”

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 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 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 他与陈家相约, 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 父亲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 他俩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爷爷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 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5岁那年, 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 每日往返不便, 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 于是, 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爷爷讲什么, 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 一张办公桌, 爷爷批改学生作业, 父亲围前围后, 描红习字, 爷爷从旁指点;夜晚, 一张木床, 父子同眠。

父亲11岁时, 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 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 从小即随兄嫂生活, 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三年中, 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已无力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心地善良的母亲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我的父亲。

危险的赴俄之路

1920年8月, 就读于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的父亲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 做赴苏俄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 母亲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 明知父亲此行难料归期, 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 送上了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 两人一别6年。

1921年春, 17岁的父亲藏好组织介绍信, 经过职业化装, 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 安全抵达海参崴。父亲因为没有带足够的衣服, 路上患了感冒, 发高烧。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 海关增添了鼠疫等传染病检查内容。为了便于通过检查, 他们一行人分组检查, 父亲与肖劲光叔叔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 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 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这一下子急坏了父亲, 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 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肖劲光先过关去了伯力。

年轻时的任弼时

再次盘查时, 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 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 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两天后, 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 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

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 父亲乘坐一辆闷罐火车, 没有开水, 没有暖气, 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 饿了就啃几口, 但谁也不敢多吃, 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 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 要继续肃清白匪, 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 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 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 机车靠烧木柴推动。车一停, 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 就下车修铁路。一路上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闷罐火车驶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 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 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 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 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 并作了“关于俄共 (布) 的策略”的报告。父亲也是在这期间见到了列宁。

1921年8月3日, 父亲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 一进中国班, 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 父亲叫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 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1924年秋, 父亲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 返回上海, 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1920年秋天, 父亲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回国不久, 便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7月, 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 先后领导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开展罢工、罢课, 策应北伐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斗争。

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 对刚从苏俄回国的青年运动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 父亲毫不动心, 仍旧常常思念着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

我15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

1926年3月11日, 分别6年的母亲出现在父亲面前, 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她是被党组织安排由王一飞从长沙接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的。由于从小省吃俭用和繁重的童工劳动, 母亲的身高一点也没长高。

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 父母成婚了。从此母亲开始了新的人生, 随父亲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

1931年, 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 而母亲这时怀胎十月, 无法同行, 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3月5日, 父亲离开上海, 7天后, 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叛变, 我出生才百天, 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后来, 周恩来和妇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救了出来。

母亲出狱不久即接到周恩来电报, 让她立即离开上海, 去中央苏区工作。她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 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6岁那年, 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我才又一次看见了母亲。为了防止暴露身份, 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

又过了不到一年, 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 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奶奶去世时, 我只有7岁, 却像大人一样锄地、浇粪、种菜、抬水、洗衣服、带妹妹, 什么活儿都干。

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王婆婆留下来照料我和妹妹。在王婆婆的照料下, 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然而, 这段日子也是非常苦的, 12岁那年, 我出麻疹, 高烧不退, 还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 烧菜。

一直到1946年, 国共两党快开战了, 很危险了, 王震叔叔派人把我们接到延安。15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一天是1946年7月11日。

见面之前我心里特别紧张, 6岁之后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我就问, 我妈妈什么样子啊?人家告诉我说, 你只要看见延安谁最白, 最小, 最瘦, 最矮, 那就是你的妈妈。后来我又问父亲什么样子?他说你父亲啊, 戴一个黑边眼镜, 留一点儿胡子, 另外还拄一个拐杖, 那个就是你的爸爸。

当天父亲另有任务, 只有母亲一个人到机场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 我见到了父亲, 当时延安只有一条新市场大街, 有一辆中型吉普开了过来。母亲就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说, “你快去, 那就是你爸爸, 你快去叫他吧。”我就使劲跑, 跑过去很高兴, 爸爸就在我脸上亲一下, 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 说:“大女儿你回来了。”我特高兴, 可就是叫不出爸爸来。结果我就搂着他流眼泪了, 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 我心里在想, 这下我不是孤儿了, 我也有爸爸, 也有妈妈了。

任弼时和长女任远志

延安所有伯伯都叫我“大女儿”

我到延安不久, 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延安中学, 只有周六能回家一天, 周日下午又要离开。短短的时间却让我对父亲有了极深的感情。没有见面的时候, 父亲给我写了很多信, 这些信都被我珍藏着。父亲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 他书画都很好, 原来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画室, 隐藏身份。

平时, 父亲老问我们的学习, 他特别关心学习, 总说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以后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时, 我们家和周恩来、毛泽东伯伯家住得很近, 毛伯伯他们也总是跟我说要好好学习, 他们都关心这个。

1947年3月, 国民党胡宗南部调集23万军队大举进攻延安。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 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4月13日, 党中央在陕北安塞的王家湾暂住下来。父亲把我们姐妹俩接到身边。在王家湾, 党中央的领袖们一同住在老乡薛如谢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分为3间, 毛伯伯和江青住在左边, 周恩来和陆定一住在中间, 我和妹妹远征随父亲住在右边。

我喜欢干净, 有一次看见被子脏了, 就自己去河沟里洗。然而, 4月的陕北仍然寒冷, 洗完被子, 我受凉后发起高烧来。转战途中, 部队医药奇缺, 只能用凉水毛巾冷敷降温。这次生病, 父亲、毛伯伯和周伯伯的关心让我牢记了一辈子。

深夜, 父亲坐在小炕桌上聚精会神地批改文件, 起草电报。一会儿, 拧一条冷毛巾轻轻敷在我的额头上, 过一会儿, 再换一条。他不时用面颊贴贴我的额头, 看我退烧没有, 接着继续工作。周伯伯也过来帮父亲照料我:“好些了吗?大女儿, 还有哪里难受?”他一边跟父亲谈工作, 一边换冷毛巾为我降温, 一连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 毛伯伯常踱到我们的窑洞, 用家乡话问我:“大女儿, 好些了吗?还烧不烧?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 脏就脏点儿吧。现在是战争时期, 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嘛!”他又吩咐警卫员:“去问问咱们的医生, 还有没有退烧药, 拿来给咱们的大女儿吃!”

自从和父亲见面之日起, 所有的伯伯们都叫我“大女儿”。

我和父亲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较短, 很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说, 我小时候他太忙了, 没时间, 后来解放了, 但他去世早, 又没有机会了。

父亲一直都很忙, 他平时看文件, 处理事情。有时候会跟我们打打扑克, 打输了他还耍赖, 然后我们就不干, 不理他。现在想想其实我们也不应该, 他平时那么忙, 难得跟我们玩一下, 我们不能不理人家。

父亲早逝, 周总理嚎啕大哭

1949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 离开西柏坡, 向北平挺进。

由于过度的劳累, 父亲在延安时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这通向最后胜利的一段行程, 身受病痛折磨的父亲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

1950年10月, 父亲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 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时, 该不该向朝鲜出兵的问题成了政治局会议一连几日常常讨论到深夜的话题, 尽管医生再三强调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 然而, 父亲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间, 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我当时一直守在父亲身边, 父亲就睁着大眼看着我, 就眼睛能动, 一个手能动, 他看见我以后就使劲抓着我。我几乎是跪在地下, 跪在我爸爸旁边陪着他。眼看着父亲的眼睛慢慢地变浑浊了, 不太清楚了。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首长, 他们都来看他了, 唯独朱德总司令没有来。那时候要出兵朝鲜, 总司令特别忙。最后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 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他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 就喊“弼时呀, 弼时呀, 我来看你了”。就说这么一句话, 昏迷了好几天的父亲, 嗵一下坐起来了, 坐起来就倒下了, 再也没醒来。

1 9 4 7 年, 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我见过两个人的过世, 一个是奶奶, 一个就是父亲。民间我们这样说, 有放不下的事情就不会闭眼。我奶奶当年也是, 临去世的时候一直不闭眼, 后来人家把我抱到奶奶跟前, 奶奶看见我才慢慢闭上了眼睛。奶奶当年是不放心我, 我太小, 她怕去了之后没人照顾我。父亲也是这样, 见到了好友朱总司令才闭眼。

第二天中午12时36分, 父亲去世, 年仅46岁。当时我19岁。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 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参加革命整整30年, 父亲像骆驼一样, 背负着沉重的担子, 走着漫长、艰苦的道路, 没有休息, 没有享受, 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倒下的创业者。

父亲逝世一周年时, 周总理赶到我家。他和母亲亲切握手, 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 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他安慰着母亲, 又叮咛我们, 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 专心聆听, 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 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 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 我真不敢相信, 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见此情景, 我真为他担心, 控制着自己的悲痛, 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 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 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 他们又是老战友, 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伤心, 国家大事那么多,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