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上）

兰天

            论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上）                                    

            

        2020-05-21 08:48                    

                          

谷曙光

第564期

韩愈、朱熹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巨匠，他们在文学、思想、学术等诸多方面都有建树，但韩愈的主要成就还体现在文学方面，而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考察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可以从出看出理学宗师对前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评价，并从中分析经学家对文学的态度和认识。
文献整理校释乃是韩愈研究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号称“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虽然有些夸张，但韩集的校订整理确是宋代学者乐于从事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方面。朱熹之前，方崧卿的《韩集举正》为一里程碑性质的韩集校勘成果。在《韩集举正》书末之《后序》，方崧卿自述董理韩集之情况：
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录一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增考年谱一卷，崧卿试郡岭麓间，日居多课其余力，获从事于斯。常念韩氏旧集世已罕传，岁月既久，则散佚殆尽。摭拾其仅存者，稽而正之，以还旧观，亦讨古之一助也。第惟浅识謏闻，管窥自信，源流不白，何以传诸人？因复次其异同，记其讹误之自，为《举正》十卷，使人开卷知所自择，而韩氏义例亦粗见于纲领中。噫！一代文宗，脍炙人口，相传以熟，莫觉其讹。陋学苦心，傥识者补其遗缪。

宋初以来，校理韩集者虽不乏人，但良莠不齐，枝枝节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甚者，坊间俗本为牟利，讹误甚多。方崧卿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校勘韩集，叶适《京西运判方公神道碑》云：“韩氏文行于世二百年，其始所从，家异人殊，不能相一，学者患之。公会证旁引，为书二十余卷，得以据依，他本废矣。”（《水心集》卷十九）可知细密严谨，一丝不苟，具有开创之功。然而，朱熹却对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有所不满，其《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批评云：
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
今观方季申此本，雠正精密，辨订详博，其用力勤矣。但举正之篇所立四例，颇有自相矛盾者，又不尽着诸本同异，为未尽善。（卷八十三）
方崧卿校本既不能惬大儒心意，而自己又深爱韩文，那何妨亲自下一番校订考索的功夫？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昌黎先生集考异》 。
《昌黎先生集考异》是朱熹花了数十年心血积累而成的扛鼎之作。钱穆表示：“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 足见权威。此本一出，众本皆废，成为后世韩集文献整理研究的底本。

《昌黎先生集考异》的体例安排颇有特色，“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本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于下，于全集之外别行”。其书虽然仅为精练简明的校勘训诂之作，但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反映了朱熹阐释、解读韩愈诗歌作品的心得体会。如校勘《南山诗》之“众皱”二字：
方从蜀人韩仲韶本作□，云：“石蟇也。二韵皆取喻谓高而群峰飞驰，如鼯鼬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众□之列。于义为近。
今按：此蜀本之误，沈元用本亦然，皆非是。盖此但言登山之时，丛薄蔽翳，方与虫兽群行，而忽至山顶，则豁然见前山之低，虽有高陵深谷，但如皱物微有蹙折之文耳。此最为善形容者，非登高山，临旷野，不知此语之为工也。况此句众皱为下文诸或之纲领，而诸或乃众皱之条目，其语意接连，文势开阖，有不可以豪厘差者。若如方说，则不唯失其统纪，乱其行列，而鼯鼬动物，山体常静，绝无相似之理。石蟇之与堆阜，虽略相似，然自高顶下视，犹若成堆，则亦不为甚小而未足见南山之极高矣。其与下文诸或疏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论古人，但使今时举子稍能布置者，已不为此，又况韩子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乎？大抵今人于公之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故其好怪失常，类多如此。今既定从诸本，而复备论其说，以晓观者云。
此条先从正面申明己见，根据韩诗的内容旨意加以解说，再结合上下文的意脉进一步阐释，接着朱熹更从反面批驳了方说的错误及其原因，最后特别指出，韩愈固然有力去陈言的一面，但也不乏文从字顺的另一面，切忌总以险怪校勘、理解韩诗。仅此一条，就看出朱熹本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卓越的艺术感悟能力，其校释可谓以小见大、细密透彻。朱熹的校勘往往聚焦诗句中的关键字眼，对理解诗意能起到拨云见日的深切着明效果。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之“今与君殊科”条：
杭本如此。言张之歌词酸苦，而已直归之于命，盖反《骚》之意，而其词气抑扬顿挫，正一篇转换用力处也。方从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着“岂”字，全失诗意。使一篇首尾不相运掉，无复精神。又不着杭本之岂，考之亦未详耶？
方本“我今与君岂殊科”，朱熹改为“我歌今与君殊科”。这一句在诗中非常重要，具有反客为主、抑人扬己的转折提顿作用。如果按照方本，那整首诗的艺术效果和力量就减弱很多，不但失掉了韩愈的本意，更让诗变得平庸而无精气神。两种版本的差别岂止上下床、大小巫，简直有仙凡之异。朱熹对《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照手欲把”的辨析同样富于启发色彩：
诸本同。方独从蜀本作照把欲手，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剑，史记有手旗，义同此。诸本多误。
今按：方说手义固为有据，然诸本云照手欲把，则是未把之时，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则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复疑之，何耶？况公之诗，冲口而出，自然奇伟，岂必崎岖偪仄，假此一字而后为工乎？大抵方意专主奇涩，故其所取多类此。
“照手欲把”和“照把欲手”仅语序排列不同，而含义相差甚远。方本虽能引经据典，但朱熹则从诗意的角度设身处地，辨析二者的细微差别，让人觉得确凿可信，非迷信典故者可比。

朱熹校勘韩诗的一大亮点就在于对诗歌意蕴的深入阐释。诗歌阐释虽然见仁见智，但最应避免游谈无根、穿凿附会。朱熹能立足于文本的训诂校勘，以自身的高度艺术感悟能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发掘出韩诗的深层意蕴。如对《华山女》诗意的阐释：
今按：陶诗云三青鸟，则青字亦未为无据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衒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牕雾合、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岂真以神仙处之哉！
朱熹之前，认为《华山女》“假借”的很普遍，《事实类苑》、《彦周诗话》和《苕溪渔隐丛话》皆如此，几为定论。朱熹一眼觑定此诗的微讽旨意，力辨“假借”说之误，对后来者理解诗意起到拨乱反正的效应。韩诗《猛虎行》意蕴虚泛，往往让人产生多方面联想，朱熹云：
今按：诗意盖谓狐鸣、鹊噪于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归耳。狐鸣、鹊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归，猴既入穴，则又不待鹊噪而后虎失所归也。方以旧本古韵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顾其文理之不顺，不若诸本之为当也。又猚字本作蜼字，虽见于《礼经》，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为明白而易知也。方意务为艰涩，大抵如此，今皆不取。
他只根据文本作适当解说，没有过多地联想发挥。朱熹又对方本的问题加以辨析，订正讹误。这反映出朱熹审慎客观的研究态度。对于运用比兴、诗意虚泛的作品，阐释尤其应该谨慎，没有过硬证据，切不可妄作臆说。朱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上面的介绍，看出朱熹校勘韩集的精严细密。本文并非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昌黎先生集考异》，笔者关注的是校勘中体现出来的朱熹对韩诗的理解和阐释，并试图揭示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朱熹是怎样校勘韩集的？请看他总结自己的读书之法：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先是熟读，继以精思。对于文意纷纭的，不可先入为主，而应细心验证每种说法的是非，相互诘难，然后真知灼见水到渠成。由此可知朱熹花了多么大的功夫研读韩诗、校勘韩诗。他又说：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看文字如捉贼，须知道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纲，纵使知道此人是贼，却不知何处做贼。
把看文字比作猛将用兵、酷吏用法和捉贼，细细勘查，推衍逻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宋人已经认识到《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学术价值。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云：
昌黎《记梦诗》末句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宁”字作“能”字，谓“神仙亦且护短凭愚，则与凡人意态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谄媚，自在世间可也；安能巢神山以从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渊夐别。
一字之差，天渊之别。可见校勘对于理解、阐释诗意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不但反映出他对韩诗有深入细致的精心研读和阐释，同时校勘的成果又进一步影响到同时代和后来者对韩诗的认识，真正是韩愈诗歌研究史上的极其重要的文本文献。
朱熹与韩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他对韩愈的评价上。他的文集，还有平日与学生对话的语录，里面提到韩愈的地方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些或长或短、点点滴滴的评论，发表时间不一，论述着眼点各异，有的议论正大，有的随意生发；再加上历史语境的不同，和朱熹自身观点的变迁，故而时有前后矛盾、明显抵牾之处，此亦不足为奇。最好能整合材料，分析异同，以一种客观公允的眼光看待朱熹对韩愈的评价，做出评价之评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兰天

论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下）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历史学家05-21 15:1
   
   
                                                                                                        

谷曙光

第565期

归纳起来，朱熹主要在道学、人品、文学三方面对韩愈进行了评价批评。因本书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朱熹对韩愈诗的评论，故而此处对朱熹评韩之道学、人品部分，仅举其荦荦大端，而详于评论诗文部分。
先看道学方面。朱熹《答宋深之》云：
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 皆不细密。其排佛老，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卷五十八）
所谓大醇而小疵，朱熹对韩愈的“道”还是大体肯定的，但韩愈又有不辨根源、不能细密的弊病。那么韩愈的小疵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朱熹《王氏续经说》云：
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卷六十七）

                        
         韩愈提出的道，荀子、扬雄、范仲淹或有不及。但韩愈的人生却未能贯彻自己所阐发的道。具体来说，韩愈浮躁木强，有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又不免汲汲于功名利禄。朱熹认为，在事功上，韩愈甚至还不及宋代的范仲淹。与这种论调相近，朱熹在《读唐志》里对韩愈进行了更具体的批评：
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已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卷七十）
平心而论，这篇文字时有偏颇之处。朱熹大体还是认同韩愈之道的，可是韩愈的道仅停留在文章里，而且是大而化之的。关键是韩愈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不但把道与文割裂开了，而且颠倒了两者的次序。韩愈只是一味争强好胜，以至于他的人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对韩愈的出处行止，朱熹的批评近乎严厉苛刻，捎带着他把欧阳修也批评了一番。其实韩愈实欲为宰相一流人物，其思想本无细密体系。朱熹这一大段话近于厚诬古人，道学气很重。

再看人品方面。朱熹《王梅溪文集序》云：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文集》卷七十五，第30页）
在此处，韩愈被推崇为古代君子的典范，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朱熹眼中君子的标准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足见品德高尚，几近圣贤所为。可是朱熹又有如下的论调：
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把韩愈说成一个非常庸俗的官僚，性情低俗，面目可憎，一心只为保乌纱帽，拼命往上爬。对照前后评价，几乎不能相信出自同一人之口。也许我们的朱老夫子在循循善诱时，偶尔说走了嘴。由此而论，看待朱熹论韩，真不能斤斤于一、二条材料，须细细辨析，总括折中。
文学评论方面。朱熹《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
朱熹撰写此跋时已经年逾古稀，所谈可视为其晚年定论。他标举六朝文选诗，并把唐代的李、杜、韩、柳都牢笼在选诗的范围内。其观点较为保守，认为创新并不容易，如果能够“守正出新”，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而且创新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反而不如守旧来得稳妥，似乎无过就是功。由此论之，杜甫、韩愈开拓多、变化多，而李白、柳宗元继承多、变化少。自然是变化少的容易学，而开拓多的难措手。朱熹进一步批评了黄庭坚的“不烦绳削之说”。山谷特别推崇杜、韩晚年的诗文，看重那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老成境界。但是须知，这种境界乃是大作家千锤百炼而成，又有几人能臻此妙境？材质一般的人恐怕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朱熹很敏锐地认识到普通人径直学杜、韩晚年的困难，弄不好还会平添诗病而不自知。这倒是给学江西而迷山谷的诗人敲了一记警钟，所论自具手眼。朱熹又对唐宋两代文学的变革发表过重要意见：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杂。
六朝自是骈文的天下，唐代依旧如此。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大魄力、辣手腕变革复古，但晚唐五代骈文又回潮。直到宋代的欧阳修等接续韩愈的事业，古文方才真正站稳脚跟。这段话闲闲叙来，把唐、宋两代的文学变革运动的梗概说得非常清晰，而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创辟扭转之功，朱熹大力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向认为是韩愈同道的柳宗元，朱熹却持不同意见。柳宗元不但作骈偶文，而且即使写古文，其中骈偶的成分亦复不少。朱熹的意见有理有据，把韩愈的努力看作独立无援的个人行为，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对重新审视、反思唐代的所谓“古文运动”非常有启发意义。

上文所引可以算作朱熹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性看法，里面涉及韩愈。下面再看他对韩愈诗文的具体评价。他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 并一再指示学生把韩愈诗文作为研习之典范，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卷一百三十九）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
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
朱熹本人必深得韩愈诗文之力，他要金针度人，否则不会再三口讲指画。那么，韩愈诗文的好处究竟何在？朱熹说：
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
一句精炼至极的评语，把韩愈诗文的特征概括得非常准确恰当。韩愈是要在文章里说道理、发议论，散文如此，诗亦如此。又时时有“以文为戏”的地方，“则剧”就是游戏笔墨的意思。韩愈诗文的风格，有奇崛险怪的，也有平易冲淡的，不可一概而论。24个字，可谓凝练至极，见识过人。虽然韩愈风格多元，但朱熹显然更推崇韩愈的平淡风格。他有一个观点很独特：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
韩愈、孟郊的联句，敲金戛玉，纵横怪变，信为宇宙间一种奇文。一人故为艰深奇涩，另一人争奇追逐，才能棋逢敌手。但这种联句究竟韩、孟谁是主导？对此宋人有不同看法。朱熹觉得孟郊故弄险怪，而韩愈被他牵连，也只好奋力作出险怪的样子，可备一说。朱熹凭借高度的艺术感悟能力，每每能发出不同一般的新鲜观点：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有混成地气象。
他一再强调韩诗的平易不算，还认为韩孟诗派里险怪的突出代表卢仝也有平易不费力的地方，发人所未发。
朱熹对韩愈诗的用韵也有研究：
晋人诗，惟谢灵运用古韵，如“佑”字协“烛”字之类。唐人惟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如《毛颖传》“牙”字、“资”字、“毛”字，皆协“鱼”字韵是也。（卷一四〇）
此外，还有些地方，朱熹把韩愈的道德和文章结合起来评论：
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同上卷一百二十九）
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卷一百三十七）
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卷一百三十七）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一直认为韩愈颠倒了二者的次序，他一再臧否韩愈的重道轻文，责备其文道分裂。韩愈又爱炫耀才华，其诗文都是不关道德的废话，华而不实。把这些批评文字和上文的正面赞扬比较，总让人觉得矛盾，难以理解。下面一段文字也属毁誉参半：
或问：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底意思。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退之则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说了。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卷一百三十七）
一方面批评韩愈没有复古的诚意，只想着做官，更缺乏骨气；但另一方面，又大为赞赏韩愈的诗文，说什么全部都好，晚年尤其好。

如何理解朱熹对韩愈评价的纷繁复杂、褒贬对立？如果把朱熹这些评价综合起来，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每当朱熹批评韩愈之道驳杂不纯，责难其文道分割时，其文亦受到严厉批评；而单纯评价韩愈文学的地方，一般都是肯定赞美。这似乎是个隐性的规则，贯彻在朱熹对韩愈的全部评价中。是否可以说朱熹在评价韩愈时，采用了双重标准？朱熹主要还是一位理学宗师，但同时又有着高度的艺术评鉴能力。说到底，韩愈终究还是个文学家、实干家，而非思想家。请注意朱熹评价韩愈的历史语境。当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严密审视韩愈的道德文章时，就如同不留情面的考官，批评人针针见血，一力尊道轻文，此时他的文艺观就暂时退居其次了。当朱熹偶尔放下理学宗师的架子，谈风论雅，吟诗作赋时，他对韩愈就没有那么多苛责，评价趋于客观。这不妨说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人批评的侧重点不同。
朱熹在韩愈研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整理校勘韩集，在文献文本方面为后人研读韩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善本。他还对韩愈其人、其文有深入的论析。由于朱熹议论韩愈的地方太多，而观点时有抵牾之处，那么对于文献材料的梳理、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朱熹的道学家身份让其评价韩愈打上了深深的道学色彩。当他主要以道学家面目批评韩愈时，自然批评较多而严厉；当他偶尔撇开道学家的身份，以普通人去接受韩愈时，对韩愈及其文学的品评就会客观公允很多。
韩愈、朱熹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巨人，巨人评价巨人，自然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朱熹在南宋之后影响的日益增强，他对韩愈的评价成为后人认识韩愈的重要参照系统。研究朱熹评价韩愈这一个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学家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