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用史学理论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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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用史学理论怎么解释？                                                         2020-09-08 19:09                    

前言  我们总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个人看待历史就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难道不是客观的吗？只是因为我们经常说的“历史书都是胜利者谱写的”吗？


在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术界对夏朝存不存在还有那么多的争议，为什么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如杨广、魏忠贤，历史事件如秦始皇修长城、明朝灭亡，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
其实，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由于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局限性和方法局限性导致的。
而这种多元化认知是历史研究的必然和必要的结果，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通过理论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历史都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历史如小姑娘一般任人打扮？


一、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局限性 在进行历史研究中，除了我们明确知道制作者以及它流传过程的史料（包括文字与器物），其他的史料我们都要判断史料本身及记载内容的真伪，而我们常常对这两者却不能做出准确定论，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不了它是真实的，也判断不了它是伪的。


1.对于需要判断真伪的史料，如果其记载的内容与被认为是真实的传世史料相符合，那一般有可能就是真的。
但是，坑的是，有些内容相近的是被伪造的，我们都知道书画、墓志、竹简、地图都存在造假现象，尤其是书画。
比如《蒙古山水地图》(或者《丝路山水地图其图面内容确实属于明朝,甚至可以确定为是明朝晚期的，但绘制年代却是清朝初年, 也有可能是民国时期摹绘的。也就是内容真，史料本身假。


《蒙古山水地图》
当然史料也有可能本身是真的，但内容却出于种种因素，是假的，这都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校勘需要大量的同时代史料进行相互论证。
2. 即使史料与传世的文献不符合，也不能确认它就是伪作。
因为即使是流传下来的我们公认的真实史料也只是制作史料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记录了全部历史的一个侧面。


加上宋朝以前印刷业的局限，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在春秋战国长城的研究中，对“楚长城”的存在一直有争议，在传世的先秦文献里，只是记载了楚国有“方城”，但建筑形式并没有明确记载。
虽然《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楚长城”，但《汉书》的成书年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距太大，所以一直不能确定是否可靠。一直到《清华简》（清华大学2008年收藏的战国竹简）的出现，里面提到了“长城”，这是与传世文献有差异的地方，但却是真实的。


二、史料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以往，历史学者认为想要复原“历史本体”、复原“客观历史”，方法就是通过文献的校勘，得到最为接近历史文献原貌的可信文本，然后由此就能得到历史本体。
然而现在学界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


因为历史文献的形成，也就是用文字将历史记录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行为，即使书写者的主观就是“要客观”。而对于后来的阅读者来说，阅读时，对文字的阐释也是一个主观行为，即使阅读者的主观就是“要客观”。
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背景下撰写的，都带有书写者的价值观、目的、用途，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中国不能，其他任何国家也不能。


就如巴特·埃尔曼在《制造耶稣》中说的那样:
         

          “要使文本有意义，唯一的办法便是阅读它，而阅读的唯一办法便是用其他的话来诠释它，而要用其他的话来诠释的唯一办法便是要取得其他的词汇，而你能使用其他词汇的唯一办法便是你要拥有自己的生命经验，拥有自己生命经验的唯一办法便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期待、需要、信仰、观点、世界观、意见、喜爱的或不喜爱的事物，以及其他所有使人成为一个人的事物。 因而，阅读文本，必然会更动文本。”
         

三、历史研究复原的“史实”，必然偏离“史实” 不得不承认的是，处理“史料”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掺杂研究者的主观意图，由此我们对于史料中的主观成分的剥离也是主观的，那么复原出的“史实”，也必然会偏离“史实”。
任何“历史认知”都是主观的，由此通过人类的主观认识，使得过往的历史与未来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比如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一书，解释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形象的塑造及其原因，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知”是司马光塑造的，偏离了历史事实。
也就是影响了后人近千年的汉武帝也许不是真正的汉武帝，而是这个“历史认知”里的汉武帝。
当前主流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通过文献考订是无法复原史实的。而且无法否定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无法复原史实，也即我们不了解“史实”的话，那么如何判断我们对史料进行的梳理和考订以及进行的大量考古工作使得我们的研究是接近还是远离了史实?


这似乎是无法进行判断的。 因此，所有在文献和考据方面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只是让我们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但“具有说服力”并不等于“史实”，也不代表“更接近“史实”，如果套用法律术语的话，那么就是：
历史学能达成的只是“证据真实”，而不是“事实真实”。
四、既然都不能复原“历史本体”，那历史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吗？ 当然不是。虽然“历史”与“历史认知”是可以区分开的，但在两者的形成中，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
如量子物理学对世界“真实性”的认知，曹天元在《上帝掷骰子吗? ——量子物理学史话》中说:
            

             “讨论哪个是‘真实’(即宇宙的客观样貌)毫无意义。 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在某种观察方式确定的前提下，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来”。
            

“历史认知”也是如此，讨论真实的“历史本体”毫无意义，它虽然确实客观存在，但客观本身决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都是人类意识影响下的历史。
可以说，由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强求客观“历史本体”，而是通过研究受到人类意识影响的历史，形成历史认知，并希望由此影响未来的人类历史的进程。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孔子也许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孔子，汉武帝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汉武帝，唐太宗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唐太宗，可是回溯历史，即使不是真实的又怎样？
千百年来，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已经在人为意识的影响下影响着他们的未来，也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总结 历史研究在于通过解释过往而影响未来，是主观的、是有目的性的、是有感情的、是有人性的， 如果抛弃了这些，那么历史学研究将没有丝毫意义。
因此，历史的解读必然也必须是多元化的，我们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是因为历史学是存在人性的，而这正是历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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