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馨：深刻的时光记忆与一座世界经典建筑的诞生

清梦

【评论】马国馨：深刻的时光记忆与一座世界经典建筑的诞生                                                         2020-11-22 22:16                    
                          

深刻的时光记忆与一座世界经典建筑的诞生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前言

马国馨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有一名句：“人的一生中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容和城市的面貌。”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建筑无疑是一个城市特征的凝聚，在经受历史变迁的考验之外，更以其深刻的社会时代价值成为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时光记忆。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西南局时代担负重要政治使命的文化建筑，从设计到施工，汇聚了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精华，又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的智慧；从1954年4月全面竣工投入使用至今已60年，一直是人民政权的象征、重庆城市的丰碑和西南人民的骄傲，赢得了海内外知名度，并被列为20世纪建筑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年来，巍巍礼堂常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浮沉，经历着西南大地的雪雨风霜——从初建时代的辉煌到被贬入低谷的政治冷遇，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改头换面到分而治之的混乱萧条，躲过城市商业圈地运动的贪婪触手，也曾受到有识之士的精心呵护，最终在直辖时代迎来炫丽新时期。它在甲子之年光彩焕发，于今巍然如故，鼎直于马鞍山巅，遥临嘉陵，雄视巴渝，继续见证着重庆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高大伟岸，气势恢宏的大礼堂正楼

发人深省的是，没有哪一座建筑像人民大礼堂那样，从它的修建到建成以后的60年间，每一次改建、扩建和修缮都牵动着高层领导和广大民众的心弦。这种现象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十分罕见。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理想主义建筑”的典范，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以及全市人民对它的深情厚爱。正如丘吉尔的名言：“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雅典宪章》中“建筑教育大众”的思想也由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得到了最佳诠释。
过去，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座优秀建筑作过研究和论述，但多限于对建筑本体的评价。在大礼堂甲子之年来临之际，作者谨以自己的视角，对大礼堂的诞生过程、艺术价值、技术成就、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以及建成之后的历次维护与建设逐一回顾，以表达我们对这座伟大建筑的隆重顶礼和对它的决策者、建设者和管理者的崇高敬意!
雄伟壮丽，历经沧桑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已经走过了60年，最近，重庆市设计院编写组完成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下文简称《甲子纪》)一书。对这一建筑的历史钩沉在城市建设、建筑设计、历史研究、遗产保护和利用，以致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本书第一部分《世界经典的诞生》由向娟执笔，第二部分《建筑瑰宝的光辉》由陈荣华执笔，第三至第五部分《历史进程的映照》《文化遗产的保护》《大礼堂管理与利用》及附录由舒莺执笔、整理，文中历史资料图片由大礼堂管理处提供，建筑摄影及工程资料图片由蒋容江摄影、提供。全书由舒莺统稿，陈荣华审核，刘志伟、杨洪智等文字校核。

我第一次见到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在1975年7月，我们为北京西二环建设到全国调研考察。到了重庆，接待我们的是市建委规划处的尹淮先生等人，在他们的陪同下参观了大礼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来是建筑物依山就势的那种震撼力和感染力，叹服建筑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二来是建筑物的设计人张家德先生那时正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总建筑师。因为他在研究室，所以我和他没有打过交道，但知道他设计了山城的大礼堂，对他的一口川音，像瓶底一样厚实的近视镜片，他在大字报中写道：“聋人心静，更兼大脑特别发达……”以及设计院中提到他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轶闻都还是有印象的。

1975年马国馨（左一）初访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甲子纪》一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一座重要建筑的历史、人物、修缮、管理和保护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同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稿和资料图纸，这在我印象中还是很少见的。此前国内曾有学者殷双喜先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艺术理论家谢小凡先生从业主角度写的《展览美术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又有建筑师向欣然先生的《黄鹤楼设计纪事》(武汉出版社)，都属于这一类型。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我们这一行业那些重要个案的总结、分析、反思，甚至批判将有助于行业的进步和提升。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建于1951—1954年，在我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年代。但随着岁月的沉淀，人们却从这一时期里发掘到许多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这是一个恢复的时期，百废待兴的时期，而在建筑创作上还属于相对宽松的时期。那一时期的建筑师们基本延续了他们在新政权成立以前执业时的主张和风格，像我们熟知的柳士英、董大酉、杨廷宝、夏昌世、洪青、张镈、张家德、徐中、华揽洪、冯纪忠、徐尚志等前辈，在当时都设计了一些优秀作品。除当时所急需的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之外，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出现了各种风格多样化的新局面。像夏昌世先生在华南的一些作品，杨廷宝先生的和平宾馆，冯纪忠先生的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都是十分简洁的现代建筑手法。而华揽洪先生的北京儿童医院，徐中先生的北京外贸部办公楼都是在现代手法中加入了不少传统的特征，而张镈的友谊宾馆、张家德先生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则是完全的传统形式。但这种局面很快因众多的运动和批判而被改变，以致后来要在1959年召开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让建筑师们进行讨论。这些多样并存的局面已经成为新政权早期设计作品的重要特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露其创作上的生命力并引起史学家与建筑界的注意。

建成后的大礼堂牌楼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建成的一批礼堂建筑中最突出的一个。在当时主政西南的老一辈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直接关心下得以建成。对这一段历史，《甲子纪》作了较详细的记述。除了方案的选取和发展过程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领导人的远见，他们的思考以及当时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对人民大礼堂的方案选用和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也让人联想到周恩来同志对北京一些重点工程的亲自过问和指导。如人民大会堂工程中的重要决策，从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艺术上的兼包并蓄、皆为我用的原则，到大会堂天花的水天一色等，至今被传为领导深入实际、言传身教、听取各方意见、告诫留有余地的典范。这些重要指示同样也成为建筑行业，尤其是设计行业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体制的特点，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以至于具体重要公共建筑的决策，在各时期的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许多正确意见推动了城市和建筑的进步，是这些物质和精神产品取得成功的重要佐证。但也有意见和决策正确，执行却变了样的，还有些可能会造成失误，从而成为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当前城市化进展十分迅猛的形势下，城市和建筑受“政绩”的绑架，加上价值观和美学观的扭曲，被附加许多额外的内容。因此在总结建筑设计发展历史时，这应该是不可缺少、不能回避的内容，应留存史料作为见证，而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到规划师和建筑师身上。

正在紧张施工中的大礼堂工程

《甲子纪》一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把人民大礼堂设计、施工、管理、扩建、保护的全过程都加以细致整理的同时，还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建筑物60年背后的众多人物。除前面提到的领导人、总工程师张家德外，包括历届主管领导，还有张家德的助手蔡绍怀、工程处的技术队伍、网架施工的何宗焯、坚持规划的黄光宇、陈荣华(后来又主持了大礼堂的完善和改扩建)，陈才倜，专家梁鼎森和林泰勇、油漆工唐文辉等一大批人物。因此，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众多智慧的结晶。过去我们在进行有关建筑物的介绍和报道时常常见物不见人，列举了一堆最高、最大、最全、最……而全然看不到后面辛勤工作的人。即使介绍了其中的某个主要人物，也往往是无所不能的“高、大、全”，没有考虑建筑创作和建设完全是互相支持和协作的集体行为，是团队的合力发挥过程。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就使工程的回忆更生动，更有说服力，更符合建设实际，也更加实事求是。

大礼堂屋顶施工场景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2013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一批至第七批、共507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为数不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公共建筑中的一项。而在2004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提交的“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22项清单中，就已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列入，它已经成为重庆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标志。大礼堂在60年中经历了五次大修，数十次小修。由于正确认识了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在维护、完善和扩建的过程中，参考国际通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做法，严格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克服了种种干扰，包括商业开发的压力，积累了许多经验，使大礼堂的保护和利用成为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典型案例。联想到我国当前在近现代建筑遗产更新过程中，动辄大拆大改，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近现代建筑遗产遭到损毁和破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对于20世纪的近现代建筑遗产还缺少实施保护的法律保障，缺乏合理利用的科学界定，更缺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意识和成功经验。作为山城的历史见证和历史记忆的人民大礼堂，其60年经历也启发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从保护体系、保护技术、执法和传播，以致教育普及等方面的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使近现代建筑遗产能够永远保持着可持续的生命力和活力。

大礼堂全景图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个有强烈传统色彩的建筑群，既得到社会的承认，又得到专家和广大市民的认同和热爱，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重庆市设计院抽调力量对这一著名个案的总结整理显示了他们的远见卓识。陈荣华总建筑师，不但亲自参与大礼堂的维修、改扩建和保护，并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不顾年过古稀和多病之身，历时八九个月，主持完成书稿，这种精神令人敬佩。《甲子纪》的出版，对建筑行业，尤其是设计行业的总结提高、更新理念、发掘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补充和完善近现代建筑史料的重要工程。我因李秉奇院长的关心，得以先睹文稿，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以上只是自己的部分感受，希望作为引玉之砖得到更多前辈和同行的指教。

（图片选自《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一书）

（转载自：《重庆建筑》2017.N0.8第16卷总第166期）

（作者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