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统战范石生、陈济棠、卫立煌的故事

华忠

朱德统战范石生、陈济棠、卫立煌的故事         2021-01-13 17:15                    

朱德统战范石生、陈济棠、卫立煌的故事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早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就善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遭受挫折的时候，他总是力撑危局、力挽狂澜，把统战工作做得卓有成效，使党和军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朱德
统战范石生保存革命火种
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发动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受挫南下时，朱德先是担任南下先遣司令，成为开路先锋，后又和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率部镇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转战潮汕。主力部队失败后，朱德又在饶平召开“茂芝会议”，继续高举起革命旗帜，隐蔽北上，穿山西进，进行“赣南三整”，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朱德率部队进入上堡后，面临诸多困难：物资和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得不到药品的医治，隆冬将至官兵还穿着褴褛的单衣和短裤。困难之际，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认为要解决当前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与范石生部进行合作。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一期丙班的同学，当年交往甚笃，后来一同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并都成为著名的滇军将领。这时已移驻湖南郴州和汝城一带的范石生，也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与朱德进行联系，希望与老同学朱德进行合作。在此之前，范石生一直关注着南昌起义军部队的去向，当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抵达大余时，范石生就派手下的参谋给朱德送过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范石生说，和朱德既然是老同学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而是希望能给予协助，还说他的部队里也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作风证明他们是很好的革命者。那时，朱德和陈毅正在对这支由他们保留下来“穿山西进”的革命火种进行整训和整编，坚定部队的革命信念和初心。再次收到范石生的信后，朱德把他的想法提交到党的会议上研究决定。在党的会议上，朱德和陈毅都对现有的形势发展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合作已经分裂了，但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同范石生的合作仍是有可能的，范石生对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并且结怨已久，他也需要寻找和扩大盟友。一部份人赞成朱德和陈毅的意见，认为与范石生合作既能解决部队面临的实际困难，还可以做争取范石生的工作。另有一部份人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与范石生合作就是与敌人进行合作，是右倾，是投降，又担心一旦同范石生合作，我们会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染上恶习以至变质。

范石生
针对这些不同的意见，朱德引导大家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他指出：搞合作要看是否对革命有利。如果通过合作壮大了革命队伍，即使不能使范石生变成我们的长久朋友，起码能使他暂时保持中立态度，这样对革命是有益的。因此，同范石生搞合作就不能说是右倾投降了。朱德还对大家说，除了范石生是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外，还有范石生下属的三个师长都是他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员，可以利用这些老关系来做争取工作，相信我们与范合作不会遭到危险。朱德还指出，有人担心合作而使革命部队掉进染缸，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和军事上自由这三个大的原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在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后，朱德便给范石生去信，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与范石生进行正式谈判。半个月后朱德收到了范石生的回信，信中写到：“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既然范石生有这样的态度和认识，朱德决定亲赴汝城与范部洽谈。

云南讲武堂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朱德，左四为范石生。
在从上堡赶往汝城的路途中，朱德又一次遇险。那晚，朱德住在濠头圩的一家祠堂里，突然百余名土匪包围了祠堂，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危急时刻，朱德灵机一动，转身向厨房走去，随手抓起一条伙夫的围裙系在腰上再向外走，土匪堵住他问：“你是什么人？”“朱德在哪里？”朱德回答说：“我是伙夫头。”又用手指着后面说：“在后面屋里。”土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又长，确实像个伙夫头，没管他，匆匆跑到后面屋子里搜索去了。朱德趁机跳出窗口，安然脱险。
来到汝城，朱德先同他的学生范石生所部的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洽谈，打消了曾曰唯的顾虑。第二天又同从乐昌赶到汝城的范石生进行正式谈判。朱德对范石生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补充给我们的物资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工作你们不得进行干涉。达成共识和协议后，为秘密起见，朱德化名王楷，暂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部参议及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O团团长。朱德成功地把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营“隐藏”到了范石生的部队里。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次统战工作时说道：“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统战陈济棠打开红军通道
“朱毛”会师井冈山后，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开始扩充和壮大，革命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也在发展，党中央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在瑞金还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前三次都败给了朱德和毛泽东，后一次又败给朱德和周恩来。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据不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建议，经过近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力量遭受到极大损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红军长征选择南线实施突围，是有其充分考量和准备的。一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上本来就是北重南轻，二是任南路军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早已与共产党红军有过接触和交道,断断续续的都在同红军方面进行谈判。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的实力派，长期主政广东，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都是打得很激烈，但在陈济棠担任总司令的南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

陈济棠
1934年7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1934年的9月亲自致信陈济棠，从民族大义上对陈济棠进行开导：“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朱德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朱德还指出了陈济棠所处的危险境地：“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向陈济棠等人做出了救国图存之警醒。朱德还在信中对陈济棠指出“福建之役可为殷鉴”。福建之役指的是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等公开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2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攻福建，次年1月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即告失败。朱德在信中提出了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后经双方代表谈判，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由于陈济棠信守协议，红军顺利地通过了敌军的第一道、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牺牲，保存了实力。接着，中央红军凭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突破敌军第三道、第四道封锁线，最终打破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的计划。
统战卫立煌壮大抗日力量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宛平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7月8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又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亲自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役胜利,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深入敌后，转战晋冀鲁豫，建设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毛泽东与朱德
平型关战役后，卫立煌也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对于卫立煌这个人，朱德早就有所了解，从他一到晋北那天起，就更引起朱德的高度重视。从卫立煌在国民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团结好这个人，对于维护国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卫立煌所率第十四集团军所具有的最先进装备和较强战斗力，他认为团结好这个人对于稳定山西战局有着重大的军事意义；从卫立煌的经历和在蒋介石集团中“名重实轻”的处境，他认为这个人不但有抗战的决心，而且有团结的基础，为了团结抗战、持久抗战，朱德要交好这个比他小11岁的抗战朋友。卫立煌一入晋就开始准备忻口防御作战。10月上旬，朱德到五台县豆村参加会议，这是朱德入晋后第一次参加第二战区的军事会议。当与卫立煌握手时，卫立煌的目光中对这位当年的红军总司令充满了崇敬。朱德在会上阐述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表示八路军要在敌人侧后搞好机动作战，断敌交通，袭敌增援部队，从战略上箝制敌人，配合正面守军。也希望中央守军要选择时机适时出击，力争在运动中歼敌。朱德的发言给了卫立煌极大的信心。正当卫立煌指挥忻口战役打得异常激烈时，朱德指挥的八路军，接连截断了大同和雁门关之间的日军交通线，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另一条交通线，更是成功偷袭了日军阳明堡机场。忻口正面守军听说八路军在阳明堡炸毁了敌人24架飞机，士气大振，连续发动反攻。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最有战斗力、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是最忠勇爱国的友军，“真正佩服朱总司令和属下的指挥艺术。”
1938年1月13日，朱德和卫立煌由临汾同坐一节车厢赴洛阳参加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坐在一起促膝交谈。在途中，朱德联系自身经历向卫立煌讲述了许多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特别是朱德出身贫寒，为追求真理找孙中山、找共产党的经历，让卫立煌深感共鸣。朱德为了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惧艰难、从事革命，放弃已有的高官厚禄，为国为民赴汤蹈火、不屈不挠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更让卫立煌感到朱德胸怀远大、志向高远、人格高尚，可钦可敬。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光明前途，看到了八路军的根基及力量所在。2月下旬，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开展了一场恶战，在从韩信岭往中条山撤退转移途中，几遭不测、屡遇险情。朱德得知后，马上派八路军掩护接应，要不惜一切保证卫立煌的安全，最后在石楼一带接到了被日军冲散的卫立煌。

1938年，朱德总司令(右一)与卫立煌将军(左一)等合影。
华北抗战近一年来，八路军就发展到12万多人，足迹遍布华北大地，形成了多块稳定的根据地。这使得蒋介石紧张起来，他又开始限共、防共了。朱德要求增加3个师的编制和粮饷，却得不到蒋介石的首肯，八路军的经费给养、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等得不到供给和补充。朱德趁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之际，绕道拜访了卫立煌将军，卫立煌大为惊喜，朱德向卫立煌说：再往下去，一无弹药，二无粮草，三无寒衣，我军真要喝西北风了。后来卫立煌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拨了大量弹药和物资，给了八路军不少关照。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战进入持久战，国民党顽固分子开始抢“地盘”，相继发生进攻八路军根据地事件，并不断升级公开摩擦，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中共中央坚决开展反摩擦斗争，在朱德指挥下，八路军一打张荫梧，二打石三友，三打朱怀冰，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顽固派势力，从而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德谈判。卫立煌深受朱德的影响，是国民党中坚持抗日、反对摩擦的进步势力代表，在与朱德融洽协商后，卫立煌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以漳河为界划定了各自的防区。壮大了的八路军和抗战军民，积极向敌人进攻，开展了“百团大战”，给了日军以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
朱德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能发挥老同学、老朋友的作用，又能发展新的朋友、建立新的关系；既能汇聚多方力量，又能凝聚各方人心；既能与强势融为一体，又能坚持独立自主、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既善于联合，又善于斗争；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和运用我党统一战线的基本战略原则，充分发挥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刘建系朱德元帅外孙、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某部少将、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顾问；本文作者管严系朱德战争年代贴身警卫之子、解放军某部大校、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

  本文系作者授权《祖国》杂志社祖国网发表，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