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觥之间——宋代的酒桌与政治

如云

杯觥之间——宋代的酒桌与政治             2021-05-05 06:30                    

     宋代以前，“酒池肉林”“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及“曲江流饮”之类的酒场故事，都与政治存在关联，或揭露沉湎误国之祸，或描写暗藏杀机之心，或表达指点江山之意，或彰显仕宦交游之趣。不过就政治话题而言，这些酒桌上的往事，都远不及宋朝那样丰富多样。

发生在乾德元年（963）的“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亲自导演并主演的一场戏，配角乃禁军将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几位曾经直接参与了“陈桥兵变”的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场地在开封城中的皇宫内殿，主题为御宴上的君臣聚饮交谈，宗旨则是收兵权。

与“鸿门宴”中的密室政治相比，宋太祖给将帅、地方实力派摆设的酒席，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待遇，以此笼络他们，稳固自己的统治。至于邀集亲近大臣赴宴，除了以示恩宠外，通常也包含商议国事的用意。
小范围的酒宴，还是宋朝帝王观察臣僚的特殊场合，一些人的前程也由此受到影响。如邠州节度使刘重进奉命入朝，赵匡胤在曲宴上与其交谈后，对左右说：观刘重进举止无异常人，前朝用为将帅，何足担当大任？随之将其罢为闲职。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闻：
枢密副使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和知制诰胡旦为同年进士，皆一时青年才俊，加上赵昌言旧日的同僚梁颢，五人过从甚密，气味相投。于是，他们经常晚间在赵昌言任职的枢密院内聚会，纵情饮酒，弈棋投壶，几无虚日。他们常常夜半才醉归，碰到巡夜的吏卒拦马询问，梁颢竟在马上挥鞭责打，并口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开封城一时传出“陈三更，董半夜”的民谣。大概此事传得沸沸扬扬，有碍朝廷形象，赵昌言因此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复出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对他笑道：半夜之会，不要有了。赵昌言当即叩首谢罪。出自百年后的这一记载，意在调侃过往的一段士林佳话，却过滤了背后的隐情。
表面上看，“半夜之会”不过是几个酒友聚会，以及过分贪杯引发的风波，但其实与朋党政治纠葛有关。这场风波的主角赵昌言，与胡旦、董俨系太平兴国三年（978）同榜进士，胡旦是状元，赵昌言为省元，三人有同年之谊。自唐朝科举选官制度兴盛以来，同年关系就是官场中的重要资源，互为奥援，党同伐异，成为常见现象。进士出身的陈象舆与董俨为最高财政机构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自然进入了赵昌言的圈子。梁颢为雍熙二年（985）的状元，曾是赵昌言的下属，两人也为故交。如此一来，以身居枢密副使高位的赵昌言为首，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派系集团。但宋太宗是个既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心重的皇帝，唯恐自己被架空，不仅经常撤换宰执大臣，也厌恶官僚们拉帮结派。赵昌言一伙人懂得规矩，因此便以饮酒为名聚会，密商朝政纷争之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载，端拱元年（988）初，一位叫翟马周的布衣来到登闻鼓院击鼓，呈文抨击宰相李昉失职，结果李昉罢相。不久，开国元勋赵普复出为相，追究此事的主谋为胡旦，赵昌言则暗中相助，便奏请皇帝将赵昌言等五人一律贬官。于是有了不同于《玉壶清话》的另一个也许更真实的版本。

在宋代，类似与喝酒相关的政治斗争话题还有许多。典型的例子如：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在朝廷为已故太后举行的一场礼仪活动期间，宰相张士逊抽空跑到枢密使杨崇勋家喝酒。
一个宰相，一个枢密使，分别是文武之首，宾主只顾推杯换盏，竟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百官等他们不到，御史中丞范讽即刻就弹劾两人有失体统。于是，张士逊、杨崇勋都遭到罢官外放处分。这两位被贬固然由此事而起，不过实在也与政治角力有一定的关联。
张士逊和杨崇勋属昔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重用的人，而张士逊又与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常常是轮流当政，故张士逊在宋仁宗亲政后便与杨崇勋结成同盟，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能因喝酒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大概张、杨聚会于酒桌的日子不在少数，也终于给政敌提供了口实，使得幕后的吕夷简有机会重登相位。
宋哲宗即位初，翰林学士王观以御宴为内容写了首《清平乐》词：“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观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结果被对手抓住，指责亵渎神宗皇帝，随即遭到罢职处罚。
南宋高宗年间，代理中书舍人程敦厚任职多年，多次希望转正，权臣秦桧本已打算答应，但后来却态度逆转。史称：韩世忠、张俊的几个小妾受封郡夫人，主掌诏书的程敦厚都刻意奉承，文辞“极其称美”。秦桧获悉程敦厚屡次参加将帅家酒宴，明白他们关系热络，遂大为不快，寻机报复。某日，程敦厚参加韩府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听到后，立即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随之将程某贬为知县。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显然与猜忌结交将帅有关，或许亦属冤案，不过因喝酒惹火烧身的结局，倒是确切无误。
宋朝官场上的酒席，名目林林总总，各种朝廷正式的大宴、皇家的小型曲宴之类不说，各级衙门里这方面的活动也同样不少。这些公务聚会既是官员交际的重要方式，也反映着传统人情社会的一面，本身也属古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例由公帑支付。范仲淹曾说：国家设置公使钱，就是因为士大夫出入往来，有鞍马劳顿之苦，所以各地以此招待酒食，以显示“养贤之礼”。
不过，衙门这类活动太多，有时也成为一种负担。像寇准不仅自己好酒，还要求陪同者多喝。据说，他罢相到永兴军做长官后，在酒宴上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个下属经常陪酒，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也不能摆脱，最后下属的妻子只得当庭喊冤，才得以幸免。杭州作为东南的都会，驻扎了两浙路的很多重要机构，故官员的应酬很多，其中杭州通判一职的负担就相当繁重。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本已应接不暇，又因他久负盛名，于是各处官员朝夕聚会都请他，令他“不胜杯酌”，疲于应接，当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酒食地狱”一词当然有些夸张，不过却说出了官场酒风过盛的实情。

宋代官僚士大夫年老退休后，不少人仍保持聚饮的习惯，甚至有好事者专门张罗诸老聚会。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卸任后，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与宋琪等九位老臣聚会饮乐。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赋闲后，与四位退休的耆旧有“五老会”，饮酒作诗，“吟醉相欢”。宋神宗年间，是宋朝的极盛时代，士林中的耆老聚会更为盛行。
宋朝以“耆英会”为代表的退休官僚聚会，酒席上承载的更多是对往事的追忆，尤其是曾经身居高位者，在高谈阔论中大概免不了提及政治话题，过往的纵横捭阖乃至于惊心动魄，都付诸一笑。因自古有尊老养贤的传统，故这类活动都得到朝野的认可，往往成为一时的佳话。
南宋时，商飞卿到金陵总领军马钱粮，眼看各路宴饮频繁，花费动以万计，于是提倡节俭，就此省去了不少开支。但这主要还是因为战时财政紧张的缘故，而他这样的官员也实在太少。事实上，宋朝优容官僚，对官场酒宴一贯纵容，甚至对因酒误事也时常持宽容态度。《后山谈丛》称：一次，某朝官入宫后“醉饱失容”，受到御史弹劾。宰相韩琦要求处罚，宋英宗却表示：宁肯以其他事情问罪，也不愿因此惩处。今天，仔细品味这些往事，多少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官场政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