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潇潇雨 于 2021-9-10 17:22 编辑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下)
2021-09-09 17:27
(四)包罗万象的业余生活
胡适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我们看苏东坡是怎样打发业余时间的,便可理解这两位伟人所说的话的含义了。 苏东坡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是读书!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快感,真正的读书人都深有体会。马斯洛将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都列入人的高级需求当中。孔子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一苦一乐差别很大:“为己”是高级的精神享受;“为人”是痛苦、是负担。 东坡自己总结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让人的气质升华,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不过,读书使人快乐,并不意味着读书的过程是可以随随便便,不需要刻苦,不需要死记硬背。实际上,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苏东坡从小的学习强度就很大。长篇大段的背诵是家常便饭。苏东坡六十多岁在海南岛,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在叫他背书。他一口气把很长很长的文章都背了下来。五六十年前读的书,还能在梦中背出,醒来还“心有余悸”,作《夜梦》:“父师检责惊走书,坐起有如挂钩鱼”。经过这样的训练,苏轼能把《后汉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背下来,晚年有的时候无聊,就做游戏,请人拿着书找《后汉书》中的任何一句,苏轼就接着把它背下来,再到后来,减到提示三个字,再减到两个字,甚至一个字,照样朗朗地大段背下去。尽管苏洵没有采用过什么“快乐教学法”,但是苏轼后来的一生中,因童年的“死记硬背”打下的功底而发挥的自由创造性,获得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可见读书本是个死去活来的过程,只有“死去”才能“活来”。学习的快乐,不应该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场热闹,而是求得真知的喜悦。可惜,我辈从小没有这样的积累,无法享受个中快乐! 不过,苏轼毕竟是有个性的,他读书也绝不仅仅是死记,他自有一套心得。他把他的方法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个诙谐的名字就很有苏东坡的风格。他说:“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他读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不同角度,百看不厌。 他甚至还敢于为了文章需要,杜撰典故,而且是在科举考试里!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论证“慎刑”,就杜撰了唐尧的一个典故,博得考官欧阳修的赞美。这种活学活用的读书法,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东坡读书,既能进,又能出,其快乐为何如! 一天有24个小时,最合理的时间安排,大约是8小时的睡眠,8小时的工作,8小时的娱乐休闲、爱好发展。无论再怎么热爱工作,没有业余生活的人生也是乏味不完整的。 苏东坡是个极爱玩的人,而且他的每一样业余爱好都能登峰造极:诗词文书画“五绝”全部卓然成家,洋洋大观。林语堂说他是“才华横溢,神完气足”,非虚誉也! 艺术爱好能令人忘记现实,沉醉在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中,能够疗愈人的精神创伤和痛苦,使人产生积极的心境,这是得到了现代心理学和医学的证实的。苏东坡深谙此理。有一次,他在岭南写信给米芾说:“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邪!”。 他自己的书法居于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书”。但是,无论达到怎样的高度,他对艺术的态度始终是陶冶和怡情,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享受这些爱好,却不曾走火入魔。他喜欢酒后乘兴作书。在海南时他告诉后辈:“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只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他说自己是“无法”,是“意造”,根据自己的意思感觉创作。他在《评草书》中又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写字不要过分追求好看,当你无意于追求好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好看了。这真是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别人的褒贬他也不甚在意,说起自己的字他是谦逊的:“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不追求什么“大师”称号,只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便心满意足。 苏东坡玩艺术玩很潇洒,他没有苦自己。在艺术史上,为了虚名和负气勾心斗角、甚至伤天害理的记载都屡见不鲜,唐朝的宋之问,为了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可以杀死亲侄子。隋炀帝杨广为“空梁落燕泥”一诗传世,竟开杀戒。就是现代的大师、艺术家们,为了一个什么称号,什么头衔,憋屈愠怒、甚至郁郁而终的都时有所闻。“艺术”到了这个地步,带给人的不是开心是痛苦。越是像苏东坡一样,有平和开朗的“玩”的心态,在追求艺术境界的道路上反而能走得很远。 除了艺术之外,旅游运动,医疗美食,养身瑜伽,音乐古玩,佛经禅理,诙谐幽默,他样样精通,堪称十项全能。他甚至还是中国冲浪运动的先驱:在徐州有一个地方叫“百姓洪”,水流湍急,掀起巨浪,苏东坡叫船夫设计一种小舢板去冲浪,还写了长诗《百步洪》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 这么多的业余爱好,太过璀璨夺目,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的本行是做官。和李白杜甫不同,他从不曾放弃过对本行的负责。丰富的业余生活使他精力旺盛,心情愉悦,在主业上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五)并不迷信的宗教情怀
心理学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对人生的意义感,总体上高于无信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不结果的花,是人类摆脱痛苦的精神鸦片。为了减轻痛苦,人是需要一点精神鸦片的;为了生活得开心愉快,人是需要这智慧树上的花朵的—即便他不结果。 苏东坡在被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佛经,研究佛学。佛教帮了他大忙。有了一颗佛心,不用归田退隐,便可自我调节,随缘自适。 有一天,苏东坡到天目山与方丈“谈空说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就问老和尚,这是什么声音。老和尚说这就是打雷声啊!苏东坡突然顿悟,当你站在是非之上时是非就不存在了!于是写诗一首: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道家思想也给了他一把助力。苏东坡小时候看庄子的书,就曾叹息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庄子鼓盆而歌,看淡生死的故事,特别触动他。他喜欢的陶渊明,也是道家的诗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佛家和道家一样是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把生死看淡之后,烦恼便消解了大半。他在海南,常常看儿子苏过与人下棋。他把人生的成败得失也比作下棋,他说譬如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这正如庄子说的:“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学佛与学道,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理趣。 死,人人都要遇到,死得安详是一种福气。 元符三年(1101年)苏东坡在常州病笃。和孤独地在当涂采石江边死得不明不白的李白,凄凉地在一叶孤舟中去世的杜甫不同,苏轼最后的日子是和家人在一起,子孙绕膝。苏东坡的死,也是死得幸福的。七月十八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后事,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回顾一生,光明磊落,自信能升入天国。二十三日,苏轼从昏睡中醒来,看到径山寺长老、他的老朋友维琳冒暑从几百里之外前来探病。两人对榻谈心,维琳一直陪伴着他。二十六日,苏东坡做了最后一偈: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东坡要解释,话已讲不清,就用笔写了三十一个字作解释:“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苏东坡信佛,却并不迷信。从鸠摩罗什的事他看到神咒之类,纯属虚妄,他宁愿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死神。这三十一个字成了绝笔。二十八日,疾病恶化,他呼吸渐渐微弱,进入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子孙家人,他的朋友,都守在床边。最遗憾的是,弟弟苏辙不及赶到。 维琳长老贴着他耳朵大呼:“学士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东坡微弱地回答:“西天也许有,我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耳畔大声:“你平生已到这个境界了,现在更须用力。”苏轼又答道:“还是听其自然,用力就不对了。”说罢,便阖目安然逝去。 这是一个完人的死法。苏东坡热爱生命,活得精彩,死得无憾。 苏东坡死了,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一生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做了这么多好事善事趣事,写了那么多好诗好词好文,写了那么多好字好画,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多的遗产,他的人生是应该无憾了。 贰 壹壹壹 GNH(国民幸福总值)的提法注定要比GDP掀起更多学术内乃至学术之外的争议。所以,研究苏东坡的“完美人格”的意义,在于帮助解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衡量幸福?第二、如何提升个人幸福感,幸福是否可以学习?人文主义把“幸福”定义为“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也就是说,获得幸福感的过程和使自己臻于完美的过程是一致的。修炼自己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自我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苏东坡可以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他的“幸福模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为普通人所模仿、习得的。 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马斯洛曾经以历史上和当代的“理想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有“理想型人格”存在,那些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尽管有身体外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差异,却具有许多共通的心理特征,而且有跨文化、跨时空的恒定性。拘于文化空间所限,西方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人文主义定义下的“理想人物”,并非是着眼于他们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了多少贡献,而是看这个人是否已经“竭尽所能”、“充分成长”、“成为自己”,换言之,是看他是否可以作为幸福人生的典范性人物,尽管他们在实现个人幸福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马斯洛列举的历史上“理想人物”的案例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和苏东坡有许多相似的人格特点:多才多艺,思想独立,富于幽默感,具有永不衰退的创造和欣赏能力,支持民主或者有民主倾向,等等。以杰弗逊为例,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总统,他是土地测量师、建筑师、古生物学家、哲学家、音韵学家和作家。他懂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对数学、农艺学和建筑学,甚至提琴等感兴趣,他热爱生活,热爱教育,热爱自然,在政治上极有作为,却对名利毫不挂怀。这和苏东坡的人格模式几乎如出一辙。正如陆九渊的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 苏东坡是属于世界的。 但是,苏东坡首先是中国的。苏东坡的模式,是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成功模式。苏东坡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活得很开心。而他的自我实现之路,将帮助我们回答一个今天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活得幸福? 首先,一些基本的需求是必须有外在保障的。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北宋王朝是一个相对富庶、稳定的时代。虽然也会有天灾人祸,但毕竟没有普遍的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苏东坡出生在小康之家,在整个童年生活中,温饱、安全都是无忧的,童年经历对以后的人格形成非常重要。即使在以后的颠沛流离,甚至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的乐天性格都始终不变。但是,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金钱和幸福的关联可以忽略不计,而内在的精神建构的提升空间是无穷无极的。 其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可以稳定地满足人的爱与归属需求。有研究显示,整体上已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独身者,须知这里的“已婚”是包括幸和不幸的婚姻的。苏东坡的三次婚姻,固然是遇到了三位好妻子,但他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认真经营,践行中国传统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自己的幸福打造了一个坚实的后盾。 还有一点,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始,就有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不会因言杀文臣。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在被定下“诽谤新政”、“愚弄朝廷”的大罪之后仍能逃得性命的原因。就算是罪臣,其人格也不会受到过分的凌辱,廷杖之类绝对没有。人格受尊重,还有自由的空间也是幸福的基石。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由与幸福是相关的。越自由的国家,人民的幸福度越高。哪怕是一些小事,比如在养老院里,让不让老人自由选择每天晚上放什么电影,都能显著地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寿命。所以,很难想象在动不动就株连九族的明清文字狱的恐怖时代,能够出苏东坡式的人物。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对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当然,从主观方面看,马斯洛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苏东坡选择了“不随”,也就是选择了幸福。 在四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自我发展的需求会自然萌生,而且成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这个动机的驱动下,人的潜能是不可遏制的。首先是创造的本能,马斯洛断言:“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在创作中人会产生一种如痴如醉,称之为“巅峰体验”的快感。像杰弗逊做总统百忙中还每天抽空练几个小时的小提琴;丘吉尔一生热爱绘画,他回忆说,每当遭受重大的打击的时候,总是“绘画艺术之神前来拯救我。” 苏东坡无疑是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天才都能像他一样把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天才,照样可以获得这种幸福。 再有就是宽容、善良、乐于助人等种种美德。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亲社会行为”。它不但可以带给助人者强烈的自我效能感,甚至可以促进大脑的多巴胺—即所谓“快乐物质”的分泌。苏东坡说自己平生两大嗜好,一是酿酒,一是合药,都不是为自己。看到别人酣然陶醉,他比自己醉了还高兴。看到别人沉疴消散,他仿佛也身轻体健起来。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我们看到,苏东坡的言行,无一不合乎传统儒家传统,而兼具释、道之理,却又无一不合乎现代精神和人本主义的原则。无怪乎林语堂宣布: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我们更可以说,苏东坡精神,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滋养健全的、幸福的、完满的人生的。 叁 (一)我们今天比苏东坡幸福吗?
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感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幸福有的时候就在乎这片刻的“闲”。今天,社会发展了,物质空前丰富了,可是“闲人”却越来越少了。 (二)我们需要幸福的土壤
套用鲁迅谈论天才的名言:我们不但需要幸福者,更需要培养幸福者的土壤。“幸福”的诞生,是需要社会环境支持的。茨威格早就指出,那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诞生时间并不是均匀的,他们往往会挤在一段最短的时间内,仿佛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这就是“群星闪耀时”。比如西方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又如中国的盛唐。如前所分析的,苏东坡得以自我实现,和他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今天“追求幸福的权利”已经成为基本的人权。改善社会环境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一个局势稳定的、基本民生得到保障、容许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我们不妨这样问:今天的中国,能不能诞生新时代的东坡?能不能容许更多的人达到自我实现?这个指标,或许比生产总值更能指示社会的进步。 社会无非是一张关系的网络,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的时候,GNH(国民幸福总值)便不再是难题。 (三)从苏东坡那里获得资源
中国人崇尚一副对子:“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伟人观? 西方人赞誉所谓“文艺复兴式人才”。自无所不通的达·芬奇以降,如歌德、富兰克林等等,“专家”、“学者”、甚至“百科全书”的头衔,都不足以概括他们。哲学、天文、物理、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艺术、政治……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可以自然地整合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他们被称为“人”的奇迹。在人文主义的视角看来,这样的人才可称为“伟人”,因为他们真正展现出健全的、美好的“人”,使我们看到人性的美好、尊严和丰富。在人类面临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今天,这样的伟人,更有无以伦比的意义。 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不是侵略者,也不是贫穷,而是精神的狭隘和内心的贫乏,我们迫切需要再一次的“人”的觉醒。 跨越时空的,活得圆满的人,在历史上寥落星辰,但只要有一个,便是一座宝库。苏东坡就是这样一座宝库。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典范,绝不逊色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式人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里,一口气写苏东坡十八个侧面,末了还加上一句“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这正是一个“完人”。他既不失“文艺复兴”的精神,更凝聚了中国独有文化的精髓,他完全是中国文化“原创”的伟人。苏东坡的存在,充分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能够孕育出真正的“人”的。没有东坡,这“完人”的谱系就不完整。 幸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外部的改善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充分条件。然而,幸福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文化要我们“法古今完人”。苏东坡的一生,如一系列包罗万象的丛书。今天的中华民族最需要读懂的,是叫做“幸福”的那一册。 我愿热爱我们民族国家的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并付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