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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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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0 17:19:55 |显示全部楼层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上)       2021-09-09 17:27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有一句格言:“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能从生活中感受幸福的人。虽然在北宋还没有GNH(国民幸福总值)的说法,但东坡却具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幸福的理论,东坡的一生又是他幸福理论的生动的实践。

(一)无所保留的付出与自由自在的创造

西方人说,施比受更有福。苏东坡的本职工作是“公务员”,从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中,东坡获取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翻阅苏东坡的经历,我们禁不住要为宋代地方官的责任范围之广,对官员的素质要求之高而惊叹。苏东坡似乎总是有用不完的活力,出不完的创意。他简直把“做官”也变成了一门艺术。东坡的一生,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他曾任凤翔、杭州、徐州、颖州、汝州、登州、扬州、密州、湖州、定州、黄州、惠州、儋州的地方官;他曾任帝师,副宰相,国防防长。

他在凤翔改革“衙前”的劳役的一刀切政策。结果“衙前之害减半”。在徐州组织抗洪救灾,苦战七十余日而保全徐州城。洪水后,百姓缺柴少炭。他查阅文献,勘探地质,终于发现了可以替代木柴的煤,当时称为“石炭”,还写了一首《石炭》诗:“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翳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科学发现的快乐感洋溢可掬。他任杭州太守抵御瘟疫,捐资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 “安乐坊”,收容贫苦的病人。西湖淤泥水草,雍塞不通,他积极疏浚、美化,修筑长堤。“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宋史·苏轼列传》)

不论是自己分内的事,还是分外的事,他都主动肩起来。被贬黄州,看到当地的溺婴现象,他组织慈善基金会,补助生孩子的家庭。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他托人从中原带来种子,教当地人种谷,推广黄州的“秧马”技术,搞机器插秧。他大办教育,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还积极宣传,反对歧视女人和少数民族……他正是在奉献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

人一生中最多的时间是用在工作上的。能在工作中享受乐趣,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幸幅。

写作是苏东坡第二个创造无穷乐趣的源泉,是生命价值的体现。苏轼曾对朋友坦言:“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他的文风力求自然畅达,不作苦吟诗人。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写得很开心,读者读得也开心。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完成后,苏轼曾格外高兴地写信给友人:“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中“呵呵”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愉悦与自信。

(二)和谐圆通的人际关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首先,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幸福感的重要性,在心理学上早已被验证了。甚至有学者把幸福定义为:和你所在乎的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

苏东坡一生大起大落,受尽挫折和苦难,但他终于走过来了,除了个性旷达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一个和美的家庭。

苏轼从小成长在天府之国,书香门第,小康之家,家庭和美、健康,得到祖父、父亲、母亲充分的疼爱与教育。

他和弟弟苏辙的手足之情更是令人动容,他曾叹“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可见其珍惜。东坡许多最为动人肺腑的诗篇,都是写给苏辙的。如《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如他在狱中的“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

东坡被捕后,苏辙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后来他果然因为哥哥的原因被贬筠州。东坡六十大寿,弟弟送上一个放生池作为寿礼,苏辙六十大寿,哥哥则送上南方珍贵药材,香料,手杖。兄弟二人和睦无间,维持一生。东坡死后,苏辙一手承担丧事,还卖了自己的屋子,把钱交给东坡的儿子苏迈。东坡遗愿,要苏辙做墓志铭,苏辙做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说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反正吾觉得,暴乱是木有任何意义的。

东坡与儿女的关系也十分和谐。他对子女的教育总是以鼓励、称赞为主。我们常常看到他夸赞、鼓励儿子的记录:苏东坡每读小儿子苏过—历史称之为“小坡”的诗,就满面喜色,翘起大姆指骄傲地说苏过文章“粲然可观”,还自吹“无此父岂有此子。”他被贬海南时,长子苏迈赶来送行,苏轼作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他的儿子们对父亲也是赤诚孝心,苏轼被贬,苏过为了照顾、陪伴老父,居然与妻子儿女分离七年之久,东坡被贬海南,苏过陪同,与父亲日日唱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人在顺境中,需要家庭成员与之分享,在遭到挫折时,更需要家庭的情感支持。有这样的儿子,东坡何等幸福!

东坡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元配妻子王弗。贤淑体贴,精明而内敛,与苏东坡坦率耿直豪放的个性正好形成互补。苏东坡交友没有心机,妻子为他担心,就躲在屏风后面,为丈夫“把关”。她特别聪明,看人极准,是苏东坡的得力助手。可惜红颜早逝。苏东坡千里迢迢运灵柩回乡,和自己母亲葬在一起。还在妻子墓前种了一千棵松树,悲痛地长号:“鸣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在她去世整整十年后,苏东坡还梦见这位元配夫人,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秉性柔和。她为苏东坡生了两个儿子,苏迨与苏过,她对王弗所生的苏迈视同己出。苏东坡赞她“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东坡还有一首《小儿》诗,也是写王闰之:“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他自惭不够超脱,赞扬自己的妻子比刘伶的妻子善解人意。在《后赤壁赋》中,那位“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的体贴夫人,就是王闰之。

朝云,本是王闰之为东坡在杭州买的丫环。她成了苏东坡晚年精神上的真正挚友,最能理解他的人。苏东坡甚至尊她为“天女维摩”。只有朝云会说苏学士的肚子里装得 “一肚子不合时宜”,令苏轼捧腹大笑不已。朝云在广东惠州得传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四岁。苏东坡照遗愿把她葬在惠州西丰湖边,为她建了“六如亭”,并亲题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三次婚姻,都是成功美满的。尽管外界条件不如意,三位伴侣都不幸早逝,但亲情与爱情,苏东坡都得享了。真是大福之人!苏东坡曾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不是虚言,苏东坡的交友极广,有人统计过,在书上有名的朋友就有上千个。

他和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王安石的私交都很好。王安石落魄后,苏东坡不计前嫌,特地去看望,还写了一首很动人的诗,感谢和安慰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而朝堂之外的朋友更是遍及三教九流。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至于和尚、道士、歌妓都可以结为知己。

东坡被贬岭南,许多挚友不远万里前来探望,杭州和尚参寥子、常州的钱世雄、道教奇人吴复古、同乡道士陆惟谦等。最感人的是七十三岁的老朋友巢谷,竟从四川眉山徒步万里,看望苏轼兄弟。先到雷州见到苏辙,两人“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他坚持要跨海再去见苏东坡,谁知路上行囊遭窃,在追讨窃贼途中竟不幸病故。东坡闻此恶耗,大恸失声。这些朋友令苏东坡在被陷害、被背叛、被凌辱的时候,也从来不失对人性美好的信念。有众多知心朋友的人是幸福的人!

(三)无可无不可的良好心态

人生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风风雨雨伴着人的一生。在顺境时有颗平常心,在逆境时才会有好的心态。只有内心充实的人,才有能量去抵御外界的暴风骤雨。东坡曾经总结自己的一生遭遇: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可以理解为自嘲,是反话,但也未尝不能看作是真话:黄州、惠州、儋州,正是苏东坡修炼的阶梯。

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低谷,却是他艺术的高峰。乌台诗案,九死一生,这是命运给他的第一次打击。但也是第一次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沉淀、反思、酝酿。东坡正是在黄州达到圆通境界的。在这里,诞生了一批质量空前的诗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还有著名的《定风波》等词,都是在黄州诞生的。当他吟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那些是是非非已经伤害不到他了。他觉得越活越年轻,他高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明 • 仇英《赤壁图》

到了惠州,那是他第二次磨练。他在惠州写的《记游松风亭》很说明问题:“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让他在岭南瘴疠之地安之若素。心一歇下来,就能找到逆境中包涵的美好的景色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儋州,曾被李德裕称为是“生度鬼门关”。是政敌存心要置苏东坡于死地。苏东坡自觉此去恐难活着回来,初时的心情是自然有些悲凉:“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但很快他就想到权当一次公费旅游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天涯海角也像在故乡一样:“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不让他住官舍,他自己造房子。米价奇贵,买不起,他就吃牡蛎、甚至烤蝙蝠吃。入乡随俗吃芋头,花样翻新搞 “玉糁”。还得意地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每到一个贬谪之地,再怎么受尽折腾。最后离开的时候,都依依不舍,作诗留念。离开黄州的时候,他动情地说:

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

当他最后一次被平反,要离开海南岛时,他和当地认识的朋友惜别,不但没有得意,竟说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这次回归中土,反而像是远游。“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苏东坡对贬谪之所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把它们当做第二故乡。

林语堂说:“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又说,苏东坡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无可无不可”的良好心态。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失意的地方,可是,正是这三个阶段,使他的人生变得更精彩更圆满。把一个文人苏子瞻硬是锤炼成了伟人“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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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0 17:20:45 |显示全部楼层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下)

本帖最后由 潇潇雨 于 2021-9-10 17:22 编辑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下)   

2021-09-09 17:27                    

(四)包罗万象的业余生活

胡适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我们看苏东坡是怎样打发业余时间的,便可理解这两位伟人所说的话的含义了。

苏东坡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是读书!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快感,真正的读书人都深有体会。马斯洛将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都列入人的高级需求当中。孔子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一苦一乐差别很大:“为己”是高级的精神享受;“为人”是痛苦、是负担。

东坡自己总结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让人的气质升华,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不过,读书使人快乐,并不意味着读书的过程是可以随随便便,不需要刻苦,不需要死记硬背。实际上,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苏东坡从小的学习强度就很大。长篇大段的背诵是家常便饭。苏东坡六十多岁在海南岛,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在叫他背书。他一口气把很长很长的文章都背了下来。五六十年前读的书,还能在梦中背出,醒来还“心有余悸”,作《夜梦》:“父师检责惊走书,坐起有如挂钩鱼”。经过这样的训练,苏轼能把《后汉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背下来,晚年有的时候无聊,就做游戏,请人拿着书找《后汉书》中的任何一句,苏轼就接着把它背下来,再到后来,减到提示三个字,再减到两个字,甚至一个字,照样朗朗地大段背下去。尽管苏洵没有采用过什么“快乐教学法”,但是苏轼后来的一生中,因童年的“死记硬背”打下的功底而发挥的自由创造性,获得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可见读书本是个死去活来的过程,只有“死去”才能“活来”。学习的快乐,不应该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场热闹,而是求得真知的喜悦。可惜,我辈从小没有这样的积累,无法享受个中快乐!

不过,苏轼毕竟是有个性的,他读书也绝不仅仅是死记,他自有一套心得。他把他的方法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个诙谐的名字就很有苏东坡的风格。他说:“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他读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不同角度,百看不厌。

他甚至还敢于为了文章需要,杜撰典故,而且是在科举考试里!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论证“慎刑”,就杜撰了唐尧的一个典故,博得考官欧阳修的赞美。这种活学活用的读书法,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东坡读书,既能进,又能出,其快乐为何如!

一天有24个小时,最合理的时间安排,大约是8小时的睡眠,8小时的工作,8小时的娱乐休闲、爱好发展。无论再怎么热爱工作,没有业余生活的人生也是乏味不完整的。

苏东坡是个极爱玩的人,而且他的每一样业余爱好都能登峰造极:诗词文书画“五绝”全部卓然成家,洋洋大观。林语堂说他是“才华横溢,神完气足”,非虚誉也!

艺术爱好能令人忘记现实,沉醉在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中,能够疗愈人的精神创伤和痛苦,使人产生积极的心境,这是得到了现代心理学和医学的证实的。苏东坡深谙此理。有一次,他在岭南写信给米芾说:“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邪!”。

他自己的书法居于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书”。但是,无论达到怎样的高度,他对艺术的态度始终是陶冶和怡情,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享受这些爱好,却不曾走火入魔。他喜欢酒后乘兴作书。在海南时他告诉后辈:“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只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他说自己是“无法”,是“意造”,根据自己的意思感觉创作。他在《评草书》中又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写字不要过分追求好看,当你无意于追求好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好看了。这真是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别人的褒贬他也不甚在意,说起自己的字他是谦逊的:“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不追求什么“大师”称号,只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便心满意足。

苏东坡玩艺术玩很潇洒,他没有苦自己。在艺术史上,为了虚名和负气勾心斗角、甚至伤天害理的记载都屡见不鲜,唐朝的宋之问,为了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可以杀死亲侄子。隋炀帝杨广为“空梁落燕泥”一诗传世,竟开杀戒。就是现代的大师、艺术家们,为了一个什么称号,什么头衔,憋屈愠怒、甚至郁郁而终的都时有所闻。“艺术”到了这个地步,带给人的不是开心是痛苦。越是像苏东坡一样,有平和开朗的“玩”的心态,在追求艺术境界的道路上反而能走得很远。

除了艺术之外,旅游运动,医疗美食,养身瑜伽,音乐古玩,佛经禅理,诙谐幽默,他样样精通,堪称十项全能。他甚至还是中国冲浪运动的先驱:在徐州有一个地方叫“百姓洪”,水流湍急,掀起巨浪,苏东坡叫船夫设计一种小舢板去冲浪,还写了长诗《百步洪》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

这么多的业余爱好,太过璀璨夺目,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的本行是做官。和李白杜甫不同,他从不曾放弃过对本行的负责。丰富的业余生活使他精力旺盛,心情愉悦,在主业上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五)并不迷信的宗教情怀

心理学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对人生的意义感,总体上高于无信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不结果的花,是人类摆脱痛苦的精神鸦片。为了减轻痛苦,人是需要一点精神鸦片的;为了生活得开心愉快,人是需要这智慧树上的花朵的—即便他不结果。

苏东坡在被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佛经,研究佛学。佛教帮了他大忙。有了一颗佛心,不用归田退隐,便可自我调节,随缘自适。

有一天,苏东坡到天目山与方丈“谈空说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就问老和尚,这是什么声音。老和尚说这就是打雷声啊!苏东坡突然顿悟,当你站在是非之上时是非就不存在了!于是写诗一首: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道家思想也给了他一把助力。苏东坡小时候看庄子的书,就曾叹息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庄子鼓盆而歌,看淡生死的故事,特别触动他。他喜欢的陶渊明,也是道家的诗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佛家和道家一样是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把生死看淡之后,烦恼便消解了大半。他在海南,常常看儿子苏过与人下棋。他把人生的成败得失也比作下棋,他说譬如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这正如庄子说的:“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学佛与学道,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理趣。

死,人人都要遇到,死得安详是一种福气。

元符三年(1101年)苏东坡在常州病笃。和孤独地在当涂采石江边死得不明不白的李白,凄凉地在一叶孤舟中去世的杜甫不同,苏轼最后的日子是和家人在一起,子孙绕膝。苏东坡的死,也是死得幸福的。七月十八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后事,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回顾一生,光明磊落,自信能升入天国。二十三日,苏轼从昏睡中醒来,看到径山寺长老、他的老朋友维琳冒暑从几百里之外前来探病。两人对榻谈心,维琳一直陪伴着他。二十六日,苏东坡做了最后一偈: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东坡要解释,话已讲不清,就用笔写了三十一个字作解释:“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苏东坡信佛,却并不迷信。从鸠摩罗什的事他看到神咒之类,纯属虚妄,他宁愿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死神。这三十一个字成了绝笔。二十八日,疾病恶化,他呼吸渐渐微弱,进入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子孙家人,他的朋友,都守在床边。最遗憾的是,弟弟苏辙不及赶到。

维琳长老贴着他耳朵大呼:“学士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东坡微弱地回答:“西天也许有,我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耳畔大声:“你平生已到这个境界了,现在更须用力。”苏轼又答道:“还是听其自然,用力就不对了。”说罢,便阖目安然逝去。

这是一个完人的死法。苏东坡热爱生命,活得精彩,死得无憾。

苏东坡死了,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一生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做了这么多好事善事趣事,写了那么多好诗好词好文,写了那么多好字好画,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多的遗产,他的人生是应该无憾了。

壹壹壹

GNH(国民幸福总值)的提法注定要比GDP掀起更多学术内乃至学术之外的争议。所以,研究苏东坡的“完美人格”的意义,在于帮助解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衡量幸福?第二、如何提升个人幸福感,幸福是否可以学习?人文主义把“幸福”定义为“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也就是说,获得幸福感的过程和使自己臻于完美的过程是一致的。修炼自己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自我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苏东坡可以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他的“幸福模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为普通人所模仿、习得的。

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马斯洛曾经以历史上和当代的“理想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有“理想型人格”存在,那些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尽管有身体外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差异,却具有许多共通的心理特征,而且有跨文化、跨时空的恒定性。拘于文化空间所限,西方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人文主义定义下的“理想人物”,并非是着眼于他们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了多少贡献,而是看这个人是否已经“竭尽所能”、“充分成长”、“成为自己”,换言之,是看他是否可以作为幸福人生的典范性人物,尽管他们在实现个人幸福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马斯洛列举的历史上“理想人物”的案例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和苏东坡有许多相似的人格特点:多才多艺,思想独立,富于幽默感,具有永不衰退的创造和欣赏能力,支持民主或者有民主倾向,等等。以杰弗逊为例,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总统,他是土地测量师、建筑师、古生物学家、哲学家、音韵学家和作家。他懂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对数学、农艺学和建筑学,甚至提琴等感兴趣,他热爱生活,热爱教育,热爱自然,在政治上极有作为,却对名利毫不挂怀。这和苏东坡的人格模式几乎如出一辙。正如陆九渊的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

苏东坡是属于世界的。

但是,苏东坡首先是中国的。苏东坡的模式,是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成功模式。苏东坡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活得很开心。而他的自我实现之路,将帮助我们回答一个今天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活得幸福?

首先,一些基本的需求是必须有外在保障的。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北宋王朝是一个相对富庶、稳定的时代。虽然也会有天灾人祸,但毕竟没有普遍的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苏东坡出生在小康之家,在整个童年生活中,温饱、安全都是无忧的,童年经历对以后的人格形成非常重要。即使在以后的颠沛流离,甚至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的乐天性格都始终不变。但是,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金钱和幸福的关联可以忽略不计,而内在的精神建构的提升空间是无穷无极的。

其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可以稳定地满足人的爱与归属需求。有研究显示,整体上已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独身者,须知这里的“已婚”是包括幸和不幸的婚姻的。苏东坡的三次婚姻,固然是遇到了三位好妻子,但他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认真经营,践行中国传统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自己的幸福打造了一个坚实的后盾。

还有一点,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始,就有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不会因言杀文臣。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在被定下“诽谤新政”、“愚弄朝廷”的大罪之后仍能逃得性命的原因。就算是罪臣,其人格也不会受到过分的凌辱,廷杖之类绝对没有。人格受尊重,还有自由的空间也是幸福的基石。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由与幸福是相关的。越自由的国家,人民的幸福度越高。哪怕是一些小事,比如在养老院里,让不让老人自由选择每天晚上放什么电影,都能显著地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寿命。所以,很难想象在动不动就株连九族的明清文字狱的恐怖时代,能够出苏东坡式的人物。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对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当然,从主观方面看,马斯洛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苏东坡选择了“不随”,也就是选择了幸福。

在四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自我发展的需求会自然萌生,而且成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这个动机的驱动下,人的潜能是不可遏制的。首先是创造的本能,马斯洛断言:“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在创作中人会产生一种如痴如醉,称之为“巅峰体验”的快感。像杰弗逊做总统百忙中还每天抽空练几个小时的小提琴;丘吉尔一生热爱绘画,他回忆说,每当遭受重大的打击的时候,总是“绘画艺术之神前来拯救我。”

苏东坡无疑是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天才都能像他一样把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天才,照样可以获得这种幸福。

再有就是宽容、善良、乐于助人等种种美德。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亲社会行为”。它不但可以带给助人者强烈的自我效能感,甚至可以促进大脑的多巴胺—即所谓“快乐物质”的分泌。苏东坡说自己平生两大嗜好,一是酿酒,一是合药,都不是为自己。看到别人酣然陶醉,他比自己醉了还高兴。看到别人沉疴消散,他仿佛也身轻体健起来。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我们看到,苏东坡的言行,无一不合乎传统儒家传统,而兼具释、道之理,却又无一不合乎现代精神和人本主义的原则。无怪乎林语堂宣布: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我们更可以说,苏东坡精神,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滋养健全的、幸福的、完满的人生的。

(一)我们今天比苏东坡幸福吗?

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感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幸福有的时候就在乎这片刻的“闲”。今天,社会发展了,物质空前丰富了,可是“闲人”却越来越少了。

(二)我们需要幸福的土壤

套用鲁迅谈论天才的名言:我们不但需要幸福者,更需要培养幸福者的土壤。“幸福”的诞生,是需要社会环境支持的。茨威格早就指出,那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诞生时间并不是均匀的,他们往往会挤在一段最短的时间内,仿佛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这就是“群星闪耀时”。比如西方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又如中国的盛唐。如前所分析的,苏东坡得以自我实现,和他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今天“追求幸福的权利”已经成为基本的人权。改善社会环境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一个局势稳定的、基本民生得到保障、容许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我们不妨这样问:今天的中国,能不能诞生新时代的东坡?能不能容许更多的人达到自我实现?这个指标,或许比生产总值更能指示社会的进步。

社会无非是一张关系的网络,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的时候,GNH(国民幸福总值)便不再是难题。

(三)从苏东坡那里获得资源

中国人崇尚一副对子:“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伟人观?

西方人赞誉所谓“文艺复兴式人才”。自无所不通的达·芬奇以降,如歌德、富兰克林等等,“专家”、“学者”、甚至“百科全书”的头衔,都不足以概括他们。哲学、天文、物理、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艺术、政治……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可以自然地整合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他们被称为“人”的奇迹。在人文主义的视角看来,这样的人才可称为“伟人”,因为他们真正展现出健全的、美好的“人”,使我们看到人性的美好、尊严和丰富。在人类面临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今天,这样的伟人,更有无以伦比的意义。

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不是侵略者,也不是贫穷,而是精神的狭隘和内心的贫乏,我们迫切需要再一次的“人”的觉醒。

跨越时空的,活得圆满的人,在历史上寥落星辰,但只要有一个,便是一座宝库。苏东坡就是这样一座宝库。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典范,绝不逊色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式人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里,一口气写苏东坡十八个侧面,末了还加上一句“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这正是一个“完人”。他既不失“文艺复兴”的精神,更凝聚了中国独有文化的精髓,他完全是中国文化“原创”的伟人。苏东坡的存在,充分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能够孕育出真正的“人”的。没有东坡,这“完人”的谱系就不完整。

幸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外部的改善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充分条件。然而,幸福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文化要我们“法古今完人”。苏东坡的一生,如一系列包罗万象的丛书。今天的中华民族最需要读懂的,是叫做“幸福”的那一册。

我愿热爱我们民族国家的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并付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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