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传说到处有，到了此地却成真，等了370年，稀世国宝终于现身

志和

宝藏传说到处有，到了此地却成真，等了370年，稀世国宝终于现身                                                         2021-12-27 17:58                    
01 张献忠的宝藏由来
明朝末年，全国各地连续多年爆发旱灾、蝗灾与饥荒，生态环境本就恶劣的陕北地区率先发生饥民暴动。
崇祯元年（1628年），先是高迎祥在陕北延安率众起事，自称闯王。
1629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也在参加兵变杀死主将后，参加了农民军。
1630年，失业的前军人、24岁的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
张献忠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是延安卫柳树涧人（今属陕西榆林定边）；张献忠小时候读过书，识点文墨。他性格暴烈，长相异于常人，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快，受辱，愤而投军，一次其犯法当斩，没想到主将陈洪范看他相貌奇异，竟然代之向总兵王威求情，张献忠虽然免于一死，但却被重打一百军棍除名，张献忠成了流民。没成想这次没死，造成了后来的惨绝人寰的屠蜀灾难和延续几百年的宝藏故事。

张献忠塑像

参过军、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献忠作战勇敢，由于“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张献忠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一支农民军的领导人，他自号为西营八大王。由于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当时农民军中称他为“黄虎”。
此后，张献忠的队伍逐渐扩张，跟随各支流民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1635年，攻占明中都凤阳，烧皇陵和龙兴寺。
1641年，攻入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后进攻信阳、南阳。
1642年，张献忠从安徽出发，1643年攻占武昌，杀楚王朱华奎，后进攻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年底至夔州。
1644，年攻占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后分水陆两路进攻成都。七月占领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

当时张献忠部队跟其他农民军经常宣传的一句口号就是：“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对于所有进行抵抗的城市，张献忠部队一律进行屠城，并以此作为震慑明军和地方百姓的手段。
1643年张献忠在攻克武昌，将当地壮丁掳为士兵后，将武昌城中幸存的民众“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由于杀人的士兵杀得太累，于是又故意打开武昌城的汉阳门，强迫武昌民众疯狂往长江逃命，结果大量民众又溺水死于长江武汉段：“自鹦鹉洲达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尽管描述可能存在夸张，但却再现了张献忠部队在战争中涂炭生灵、残害百姓的事实。
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恼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对此记载说：“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虽然数字可能夸张，但史实的残酷性依然让人震撼。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没多久，在南明和满清的围攻下，张献忠觉得，既然难以长期占有四川，宁可将它毁灭，也不愿意将一个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遗留给后来的占领者，对此张献忠手下的重要谋臣、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也劝说：“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1645年11月23日起，张献忠下令对成都城内的20万百姓也进行了大屠杀。
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人，转而投降南明坚持抗清，此后，大西军余部、南明势力与清军，以及四川本土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也称姚黄十三家）等又在四川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夺，加上张献忠时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战祸达四十多年之久。
历经40多年的战乱、厮杀、虎害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四川全省人口已经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又一说不足10万），四川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面对沃野千里、人烟荒芜、虎患成灾的蜀地，在清朝廷的治下，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移民运动，史称“湖广填四川”，因此大部分四川人的祖先可是来自全国多地，现在能统一说起四川话也是历史演化奇观。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各种由清人著述的史料中，张献忠似乎成了四川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凶手，张献忠有了“屠蜀”恶名，有后人分析：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有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这里省略了清军的“辉煌战果”。

张献忠军队的流动作战，使得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杀光、抢光、烧光的短期谋利行为。但凡打下一个地方，起义军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抓捕当地明朝宗室和官员，搜刮走他们的所有财物；史料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西军攻克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获得金银珍宝无数；两年之后，袭取武昌，活捉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 数百车不尽”；崇祯十七年（1644年），破成都，“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蜀王数以千万之财宝尽归其有”。
当然各地的有钱人家甚至普通百姓也难逃劫难。张献忠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接连打到江西、安徽、湖南、湖南、重庆和四川等地，搜罗的金银财宝以天量计。
同时，张献忠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壹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所掠夺的财物尽归张献忠一人。
民间曾有这样的说法：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二十四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02 找寻张献忠藏宝
张献忠死了，那他的亿万财宝哪去了？从 清初开始，关于张献忠埋银藏宝的传说就不绝于书，对于张献忠藏宝沉银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
先看看他死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干了那些事。
1646 年，明朝参将杨展迅速崛起，清朝派肃亲王豪格进军四川，刚刚建立两年的大西国内外交困。加之遭遇严重的粮荒，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不得不另谋出路，再图发展。当年7月，张献忠率部队携带聚敛的巨额财富，撤离成都，顺锦江、府南河而下。数千战船，浩浩荡荡，绵延十几里。据记载，战船上装不下众多的金银财宝，张献忠找来工匠制作木头夹槽，将银锭放入其中。再让木头夹槽随船漂流，打算在长江下游水流狭窄地段再打捞上来。当战船到达彭山江口镇水域，遭到杨展部队的阻击，大西军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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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战争，彭遵泗(1702—1758)在《蜀碧·杨展传》中进行了记录：“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 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激战之中，大西军的船队陷入火海，巨额金银沉入江底，士兵纷纷逃生。
《蜀碧》记载，张献忠逃回成都后，令人截断锦江，在江底挖坑藏宝，“穿穴数仞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掩盖。 然后决堤放流，使后来者不得出发。名曰“锢金” ；埋藏好金银之后，张献忠逃向川北，最终被清军射死在西充凤凰山。 从那时起，江口沉银与锦江藏宝等关于张献忠宝藏去处的传说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与之相关的寻银诀更是众说纷纭。也留下曾打捞过宝藏的部分历史记录。
（明末）沈荀蔚：《蜀难叙略》：（顺治三年）“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诣展告之，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周列营外，数日已高与城等。（顺治十一年）又有渔人获银鞘于江口，而剖其鞘以为饲猪之具。见者诣守将告之，渔人献其所获，主者以为不止此也，遂炙拷而毙。于是制诸器，每日打捞于江中，亦时有所得。
这里记载的是张献忠主动焚毁船只，藏宝江中，后被杨展捞走。 又有渔人捞到宝物，被人报官府，官府觉得他有隐藏宝物，没有全数上交，而将他烤死，又在江里捞出不少宝贝。这种说法和前头讲的，江口大战、焚船沉宝不一致了。
再接下来又说，康熙年间，四川巡抚能泰奏请开矿，并打捞沉银充作兵饷。
《彭山县志》记载过：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物。
道光、咸丰年间，情势变动、国力衰微之下，两皇帝也曾派人根据文献记载，设法主动去寻找张献忠沉银，是否捞着，不详。
在四川民间，也有活灵活现的张献忠宝藏故事。
说的是张献忠在自己的大西政权快要灭亡的时候，专门派义子张可望带领一队人马，并且招募了几百名资深的石匠去灌县大观镇的青峰山采石。
时间都过去半年了，那么多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大山里，不见踪迹。难不成是张献忠修建藏宝的洞穴或者地宫，等修建好之后，再把参与施工的工匠全部除掉，以保守秘密。

关于藏宝地，还有一个历史记载，说大青山里有一座寺庙，名叫普照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非常有名，香客络绎不绝。但是在明末，寺庙突然毁于一场大火，据传是张献忠所为。
嘉庆年间，普照寺只能象征性地建起占地不到半亩的小庙。而到了道光年间，寺庙不知道哪来的钱，突然进行扩建，一座雄伟壮观的普照寺拔地而起，比原来的面积扩大了数百倍，新建房屋300多间，而且用料考究，富丽堂皇。如果没有几十万两银子，怎么能建这么大的规模。银子哪来的？人们纷纷猜测，是庙里的和尚发现了张献忠的隐埋宝藏，方有巨款重建庙宇。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献忠的藏宝也一直没被发现，似乎根本是子无须有，但依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渴望和传说，在民间更甚，更有多个版本的歌谣在流传。
03 藏宝诗，有玄机
江口版的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两；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锦江版的则略微不同：“石龙对石虎”变成了 “石牛对石鼓”。
还有龙泉山版的“石公对石母，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成都买到简阳府”。
这也被民间认作是寻找张献忠藏宝的重要暗号，人们对此也将信将疑。
1938年12月，前清贡生，成都人杨白鹿，献出一份相传是来自于张献忠军中石匠的锦江藏宝图，或许也是为了满足军需，本次发掘被当时政府批准，1939年2月专门成立了锦江淘江公司来进行打捞。川军将领幸蜀峰带了一个师截断锦江，同年3月1日，派遣96名囚徒开始在望江楼与兵工厂之间的河流沙堆中淘掘，中途挖出了人骨、血沙和刻着“张”字的石条。本次行动持续到当年的5-6月，后因汛期到来而告终。遗憾的是，当时在河道中除发现石牛、石鼓以及几箩筐大顺通宝铜钱之外，其余一无所获。

但是石牛、石鼓可真对得上歌谣所说的，莫不成没挖对地方？或许是个障眼法，张献忠为逃跑争取时间，让追兵忙于挖宝去，而真正的宝藏在彭山江口，或他处，或多处？。如今，在成都望江楼公园邻近的锦江河滩上，一对石牛遥望着锦江，仿佛在日夜守护着那传说中未曾露面的宝藏。
彭山，是成都南面的一座小城。过了彭山再向南，山势渐隆，已然出了成都平原，进入丘陵地区，因此彭山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岷江与府南河自都江堰分水后，又于此地交汇，交汇处就是彭山的江口古镇，它是从成都顺府南河而下的第一个重要码头，有着2300多年历史，号称岷江第一镇，历来是车来舟往，热闹非常。

彭山江口古镇

张献忠沉银的故事，在江口镇口口相传很久了，过去，江口人祖辈上打渔的，也有人去江里摸宝，但由于水深浪急，从来没人捞到过什么宝贝，不过即使有人捞着了，也不会张扬出来。还有，这里是两千多年来，川西地区最重要的渡口，任何一个多年的渡口都可能会掉下很多东西，捞到些小件古物也属正常，包括后来的考古人员也这么认为。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虽然那首“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歌谣，人人会背得出来，但大家对江口宝藏也没怎么上心，只当它是杜撰的传说罢了。

04 石龙现身
不过，奇的是，江口镇确实有一个石龙村，石龙村的旁边有条石龙沟。上世纪七十年代，彭山区开建红光支渠，在石龙沟山腰竹林深处的一处悬崖上，真的发现一条石龙：龙身倒立，长17.4米，宽0.7米，鳞爪披露，张牙舞爪，曲折盘环。石龙的真实存在，给本就扑朔迷离的张献忠沉银传说，蒙上了更为神秘的面纱。

据专家考证，石龙石虎凿造于宋代伏虎寺（今不存）山门外，并在距石龙不远处的石碑上，有题诗“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藏兴，民族昭千古”，可惜的是，石虎于“文革”中被毁，石龙由于被泥沙覆盖而得以幸免。
1984年，当地按照原型，重修了石虎，并将其移到了距离石龙只有二十米的地方。“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是什么意思？难道山中真的藏有金银吗？由于年代久远，当地人也说不清诗句的寓意了，至于宝藏，也没听说谁发现过。
两首近似的歌谣，出处相距有600多年，二者难道冥冥中有某种牵连吗？还只是一种民间臆想，反映了老百姓对宝藏的渴望？
05 真的有宝
时光飞逝，转眼间，来到了2005年。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进行施工，挖掘机在不停地挖掘着河床，双江村村民杨富华也来到河滩，看能不能捡到些异形“白火石”(白色鹅卵石)卖钱，特别是从钩机刚挖出来的沙石里寻找。
不经意间，挖掘机在深约2.5米的沟里，连沙带泥挖出了一根一米来长的水泡烂木头，随着抓斗的翻转，从圆木中掉出几块块黑乎乎的东西；杨富华拿着小铲子，一连铲来四块，想看看是不是异形石，拿到河边一洗，不得了了，居然都是银锭。其中一个还清晰看得见刻字：“崇祯**年，饷银五十两，银匠姜国庆”，这下发财了。
这事在当地很快就传开了，于是，一下子就有上百人跑到河滩上找宝，也有人刨到了银子等物。
彭山文管所所长吴天文听到此事，急忙和文化局的方明赶到河滩，只见一根烂木头孤零零地躺在乱石堆里。他们听工地负责人说，就是这根木头先挖出来，然后宝物才从里面滚出来的。这句话让两人不由警觉起来，拾起烂木头仔细端详，发现1米多长的木头，中间镂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青冈棒？若果真如此，这根木头可比其它宝贝价值还要高啊。

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藏宝的工具，是将木头劈成两半，中间镂空，装入银两，再把两个半边木筒扣合而成一个木筒，两端用铁箍箍死，木筒被唤作“青冈棒”。
方明捡拾起散落的碎片，现场民工都有些不解：“你要这个烂东西干什么？” ，方明笑而不答。
回到文管所后，他们把所有碎片拼接好，中心位置正好形成了一个长约115厘米，外径18厘米的圆柱形空间，银锭恰可以整齐地排布在里面，由此基本上可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青冈棒”。

寻宝事件后，当地文管所和公安机关发布了追缴令，首先追回的是7枚各重“50两”的银锭(每枚实重约4斤)，其中六件有铭文，一件无铭文。部分铭文显示为：“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某日银匠姜国太”、“湘潭县运粮官军行月银五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黄冈县银四十两正”
后来又陆续追回了金牌2枚、“西王赏功”金币和铜钱各1枚，小银锭3枚(每枚重约1.5斤)，散碎银两90斤等。
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些东西皆为明末清初的珍贵文物。
这次饮水工程施工意外发现了银锭与青杠圆木，与很多文献里记载张献忠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运载银两相符，但这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的沉银？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据也显得过于单一，所以在当时并不太具有说服力。就这样随着河道内工程的结束，岷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关于此次发现与挖掘情况，方明与吴天曾联合撰文《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对于七枚银锭、以及存放银锭的青冈木等做了详细介绍。认为由银子上镌刻的地名可知这些银子都是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跟当年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吻合，应该是各藩王的官银，非常难得。可能真的有张献忠江口沉银这一事，难道传说中的童谣真的要灵验？
其实，上世纪50-90年代，江口镇一些村民挖河沙建房，会听到有人捞到器物的传闻，但一直没看到实物，偶尔也有发现被水冲刷出的零星文物，相关部门曾联合武汉地质勘探所于上世纪80年代对江口镇和银锭出土地进行过勘测，发现岷江河道内散布着大量的金属物质，不过由于受财力、人力和技术等因素所限，彭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挖掘。
2007年，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现为彭山区 文物保护研究所）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为契机，走访了大量村民，并结合相关出水文物，开始把预想中的江口沉银区域作为重点保护地进行调查。

遗址范围

2010年，眉山市将“江口沉银遗址区域”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西各至两岸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北至岷江、府南河交汇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区域内禁止任何开采活动， 文管部门也安排人员巡查守护。不过老百姓捕鱼并未禁止，这也让后来的盗掘者们有机可乘。
2011年，岷江河道搞水利防洪工程建设，又出水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有金册、银锭、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银币、银发簪和大量碎银等。
06 疯狂了
自从2005年第一次“寻宝热”后，不少盗掘文物的不法分子盯上了“张献忠的财宝”，特别是2011年再次出水不少贵重宝物后，似乎印证了张献忠沉银江口的传说。
面对“张献忠宝藏”的巨大诱惑，江口村里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变化，居然有人在半夜里，黑灯瞎火中，驾船去江中“捕鱼”。不时有铁制、木制的小船于夜幕中逡巡于江口段的岷江之中，当地村民们也心照不宣、各行其事。
最多时，竟然有20多条船，一百多人在江里同时“捕鱼”，他们暗地里开始乱挖乱采，盗掘、贩卖起文物来。甚至组建了盗宝团伙，同时也引来了一些有心的外地人的关注。
盗挖团伙之间，根据时间先后或势力大小，对盗挖区域有明确的划分界线。浅水区域就用金属探测仪进行“扫滩”，发现金属物品之后，直接进行挖掘。深水区域则通过潜入江底挨个“打围”，先将淤泥、河沙等杂物清除，再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探测，并盗窃文物。
团伙成员之间根据个人情况，明确分工；有的负责驾驶船只、有的负责潜水盗挖文物、有的负责给潜水员拉救生绳、有的负责后勤保障的(给氧气瓶充气、修补潜水服等)。盗得的文物一般由团伙头目负责出卖，文物脱手之后，由团伙头目按照参与人数平均分配。
通过盗挖、贩卖文物，部分江口村民一夜暴富，购置豪车，买房购铺；据传有个别人存款超千万，这其中就有宋某、廖某等人。
2013年清明节晚，江口村，在夜色的掩护下，宋某身着潜水服下水，这已经是第几回，连他自己都记不得了，可惜此前收获不大； 这一次，他下潜到三米水下，居然很快就摸到一个“金坨坨”，感觉就是个金属，分量很重；出水一看，宋某狂喜，居然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老虎！
宋某向同伙隐瞒了这一让人激动的消息，只告诉了其中的一人老王。文物贩子袁某在看过金老虎后，给宋某、王某开出80万元的收购价，但宋某并不急着出手，想再等等，看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买主。

3天后的深夜里，宋某再次下水，他特意选了离发现金老虎不远的地方，再碰碰运气。意想不到的是，在发现金老虎10多米远的水下，他又摸出了一方金印，让宋某更加兴奋的是，这枚金印上有四个凹陷，刚好和之前摸到的金老虎，四足契合，组合在一起，分明是一枚虎钮金印！
袁某开价近800万，收下了这枚金老虎帅印。然后，他又这枚虎钮金印和另外的一些金册、银锭等珍贵文物一起打包，以1360万元的高价，卖给了西北商人范某，据说，后来又几经天价转手。
面对猖狂的水下盗窃文物行为，当地管理部门除了加强保护区的夜间巡逻，也暗中进行了2年多的秘密侦察和取证工作；2015年5月，公安部门进行收网，共打掉盗掘文物团伙10个，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追回文物千余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余元，史称“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是公安部的督办案件。后来，这些盗挖、贩卖文物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刑罚。

07 国宝乍现
由于这批涉案文物，数量大、珍稀度高，在全国都属罕见，大家不敢掉以轻心，邀请了4名国内顶尖的文物专家和众多业内人士进行鉴定。历经五次鉴定，才最终完成工作。
结果是：
国家一级文物八件：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1枚、皇帝册封金银册4张、摇钱树1棵、壹佰两银锭1枚、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1枚。
国家二级文物三十八件：金西王赏功钱币4枚、皇帝册封金银册7张、银锭25枚、花鸟纹金腰牌1个、龙纹金腰牌1个。
国家三级文物五十四件：银西王赏功钱币8枚、银锭36枚、皇帝册封金银册2张、狮纹鎏金饰片1个、福寿金手镯1个、明代官印章1个、一刀平五千钱币5枚。
一位曾参与鉴定的中国钱币博物馆专家，向记者表示：“这100件珍贵文物，都是经过专家反复鉴定，才确定下来。特别是其中的8件一级文物，更是慎之又慎，鉴定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彭山江口出土的文物，可以说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是张献忠时期的“金印虎钮永昌大元帅印”和“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这两件均为国宝级文物。
虎钮金印：这枚印章金光灿烂，虎钮身姿矫健，最引人注目的是用九叠篆在印台上印刻了“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1643年）吉日造”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金印在江口出水，可证实曾为张献忠所有。至于这个永昌大元帅到底是谁？帅印又如何落到张献忠手上？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该金印是张献忠沉银文物的核心之一，对考证沉银文物性质极为关键。还有，虎头跟张献忠画像的脸部很神似。

国宝

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1621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金，凿刻有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形，存世稀少，价值极高。这应该是张献忠在长沙府抢的，和历史上记载的张献忠行军路线、张献忠抢劫官府财物的史料，也是相吻合的。

国宝

天启七年金册：是天启七年大明朝廷册封郡王妃的金册，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该册页为金册首页，单片完整，极为珍贵。

网络配图

明代100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是明代税收银两中的稀少品种。

国宝

西王赏功钱币：是张献忠铸造的用于犒赏手下功劳的钱，并没有真正进入过流通领域；张献忠在位当皇帝仅2年多，因而西王赏功钱币的存世量非常少，此前只有一件传世品西王赏功铜币，收藏于上博，可算是孤品。后来有零星发现和拍卖，这次“江口沉银”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出200余枚西王赏功钱币，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证实了张献忠西王赏功钱币的真实存在。

曾经的孤品

这些国家级珍贵文物就是一段清晰的明代历史，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记录了一段历史的过往，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及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
08 下决定
2015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张献忠宝藏在彭山” 研讨会，召集全国各大专家到会共同研讨；时任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季还心存怀疑，“我这几十年经历这种宝藏传闻太多了，但基本上没有属实的。”
当他和国博馆综合考古部主任杨林等10余名国内权威考古、历史专家，在实地查看江口沉银遗址、参观出土文物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宝藏传闻是确确实实的！一是银锭有大西年号，历史上只有张献忠用了这个年号；二是从文物等级来看，当时只有张献忠有这个实力拥有；三是历史记载中，彭山江口有张献忠沉银的历史依据。
专家们共同出具《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基本确认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张献忠宝藏传说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批张献忠藏起来的无价之宝，就沉在岷江水域一带。专家还共同呼吁：尽快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
专家们认为，文物基本处于河道内两条沙石埂之间，可以在冬天的枯水季节，利用已有的沙石埂，营造围堰，进行科学的发掘。
经过众多专家科学论证，最终确定采用“围堰式发掘”——通过把遗址围起来，然后抽干河水，将河底考古变为陆地考古，这也是最可行、最好的办法了。
2016年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围堰考古发掘。作为四川省的第一次水下考古，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考古发掘无疑是“摸着石头过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因为学过海洋考古，有潜水证书，被直接任命为本次水下考古发掘的领队，刘志岩与彭山还挺有缘分的。

刘志岩， 81年生，吉林人，走上考古这条路，是源于他少年时代，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档关于老山汉墓发掘的节目。考古的神秘和对过去的探索深深吸引住了他，刘志岩大学选择了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又选择了复旦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
刘志岩刚上班的第三天，就被安排到彭山了解一座宋墓的情况，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因此对江口的张献忠沉银宝藏传闻很是熟悉。
在之后的十多年考古工作生涯里，刘志岩先后主持开展过成贵高速铁路和成绵乐城际铁路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等多项考古工作；在这十多年间，他也曾听说过“拦江挖宝”的提议，但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它当作一个笑话，甚至是一个略微有点夸张的笑话。
09 确认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刘志岩再次回到彭山，作为领队主持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这回要真真切切地面对自己的曾经以为的笑话了。
从安全和成本的角度考虑，围堰考古只能在岷江的枯水季节进行，也就是说，每年只有四个月左右的工作时间，而围堰施工大概还要占用其中的一个月。
整个发掘方案中，围堰的难度不大，最大的难度在考古的性质和找出江口沉银遗址的准确位置。如果第一次地点选择失败，不光是造价不菲的围堰会白白浪费，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第二次围堰和考古发掘。
为了正确选点，陆地调查与水面探测双管齐下。先通过对遗址周边居民以及河道施工人员的走访调查，圈定了四个大致分布范围，然后再通过电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水面探测，为江口沉银古河道的准确定位提供科学依据。

经过对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数据的综合考量，最后将发掘区域选择在了其中的“望江台”地点。刘志岩认为发掘点是河流侵蚀最为严重，也是岷江水流最为湍急的弯道处，船只一定会顺着弯道行走，文物堆积也因此会沉积在此弯道中。
当时选择这个发掘地点还是面临着巨大压力的，包括当地文物部门的同行都认为这里之前挖过沙，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但是刘志岩选择了坚持，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判断，认为这里就是最佳发掘地点。
此次拟考古发掘区域虽仅有2000平方米左右，但考虑到排水等因素，围堰内区域实际面积已有近万平方米。围堰四周被总长度约为8公里的蓝色钢板围住，仅留两个出入口，出入时一人一证。周边各个路口均有安保人员站岗，实行“军事化”管理，执勤人员4小时值岗。

发掘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发掘现场，不得蓄意破坏相关考古设施。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使用航拍器对考古现场进行拍摄。如有违反本通告的行为，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为什么把发掘时间截止为2017年4月30日，发掘面积只有2000平米呢？
最理想的发掘当然是从头到尾一下将整个遗址发掘完，但毕竟东西全部埋在水下，情况不是太了解，需要综合这个遗址以前的破坏情况等，来决定因为项目的时间喝范围。为保险起见，首次发掘是按照3个月来制定计划的，发掘工作从2017年1月陆续展开，到4月30日结束，发掘2000平方米是比较合理的工作量，若有时间，再考虑继续扩大发掘面积。到5月份，水涨起来了，围堰就要拆除掉，所以工作时间点只能到4月底；如果有需要再发掘，只有到2017年底再重头来了。
10 开工了
2016年11月25日，围堰正式开始，工人们实行三班倒，工地上十多辆挖掘机不停地来回填土、围堰、夯实。为防止破坏遗址现场，都是到岷江对岸河堤外取土，再转运数公里，从对岸建好一条便道通向发掘区，以保证划定的核心区域不受到影响。虽是枯水期，江水依然湍急，围堰在有惊无险中进行着。

银窝子

从围堰施工队进场第一天开始，彭山文物、公安等部门的人也一并进场，和围堰上的监控一起，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围堰内约50米距离就设有监控设备。即使调整放在围堰区域内抽水泵的位置，也必须给文物、公安部门报告后，并有文物、公安部门人员同时在场才能下围堰作业。作业结束，工人上到围堰后，还要接受金属探测仪等检查，确认无误后，才能离开。
工地上的工人也收到了一道“死命令”：一律不准下到围堰内的区域，一旦发现，马上扣3天工资；如违法，马上移交警方。
一个月的时间，岷江河道内，3条约8米宽总长约1.5公里的围堰垒土而起，将河中一片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与江水分离，水落石出，河床上鹅卵石、沙土清晰可见。猜想中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将迎来首次考古发掘，这也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首次水下考古发掘。
12月中旬，江口镇政府通知当地居民称，年龄在60岁以下的居民能报名参与江口沉银遗址的挖掘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日结算工资120元，这也算为当地村民谋福利，缓解下他们的抵触心情。
在发掘之前，鉴于人手紧张和宣传考古的需要，刘志岩在网上公开招募志愿者，5天时间里有上千人报名，最后选中了15名。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但可为考古发掘工作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可向社会广泛宣传考古的理念和方法。

围堰现场

江口沉银遗址自围堰伊始，就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公众，也来自于业内。不管公众还是业内，质疑的核心始终围绕着“挖宝”两个字。
公众的质疑主要在于为什么考古人员可以挖，而当地老百姓不能挖？这一点可以搬出法律来回应那些不懂法的人，《文物法》第五条写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对于业内的质疑，只能靠真本事和运气来回应了。对于考古人而言，文物本身价值的大小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更为关键的在于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学术价值。考古界有不成文的规定，挖到什么不叫本事，而要看你是怎么挖到的，挖出后出报告质量如何。否则就很有可能给您套上两个字“挖宝”， 这似乎和那盗墓贼没什么区别了，“挖宝”是所有考古人员一直最忌讳的、最辱人的字眼。
也许，刘志岩当时的领导也认为，这种围堰发掘没什么技术含量，因此刚开始时，只给他派了两个女兵打打下手。但刘志岩毕竟是考古专家，他的团队运用航空测量建立发掘控制网，制定出一套完善的虚拟探方法发掘、RTK定位出水文物、GIS管理出水文物等工作办法，对考古的每一个细节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11 首次发掘
2016年12月26日，“江口沉银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没想到的是，用砂石做的围堰还面临着严重的渗水，这个问题如果无法彻底解决，发掘还是没法进行。
这一次，他们在围堰的内侧修筑导流渠，在地势的最低的地方开挖集水井，将渗水顺势进行引导，然后用水泵集中排出，这样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条导流渠从开挖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发现，给他们增添了不少信心。

2017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机械挖还是人工挖？是考古开工后所要面临的选择。如果按照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全部采取人工发掘，初步估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既定的发掘面积，每天需要用的人工是2000个。暂且不说在周边无法找到这么多人工，即便人工充足，每天进出工地的安检工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之前调查的结果，刘志岩他们得知，覆盖在河床最上层2-3米厚的鹅卵石，基本上为近现代河流冲积形成，不会包含文物。经过发掘团队的多次讨论，认为可以使用机械挖掉，而下面包含有文物的卵石层，则必须通过人工发掘。即便这样，为了避免文物的意外流失，考古队还是在发掘区内专门设立了一个筛选区，对所有发掘出来的砂石统一进行筛选，以保证万无一失。
平时散落在河滩里少说也有七八十人，大家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有浅黄、橘黄和红色等，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职责不同，有负责施工的筛沙的，有负责洗沙拉沙的，还有很多大学生在做记录。
整个发掘区分为四大区域，每个区用10 米×10 米的方格进行划分，整个区域现在一共划分8358 个探方。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全部进行金属探测。每向下发掘一层，做一次金属探测。

真正开始发掘后，眼看着一天天挖出来的都是砂石，而不见文物，当时刘志岩内心的焦虑真是无法形容，渐渐地，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选错了工作地点？是不是用错了工作方法？他暗暗给自己打气：哪怕挖出来一枚铜钱、一个发簪都算胜利。
直到一个月后的2月5日，工地上终于发掘出水了一枚五十两银锭，面上镌刻着七个字“银五十两，匠张道”，至此，刘志岩那颗悬着的心才平稳下来。
之后的考古发掘开始渐入佳境，各类文物不断出水，而且数量还不少，尤其是金银首饰，最多的时候每天有几百件。
志愿者当中有一位擅长拍照，被安排去专门拍照，刚开始两三天还特别兴奋，拍了照片还要激动地说明好久，之后就只编个号了，因为文物实在太多，手都拍软了，依然忙不过来。
刘志岩最开始向领导提出要买一个保险箱，他买了一个小的，当时想着万一真的什么都没挖到，或者只挖到一把铜钱，保险箱买来装不满不是很丢面子吗？结果保险箱买后，才挖了两天，就把这个保险箱装满了，只好又接着买大的保险箱；单开门的放不下了，就买双开门的。后来出土文物太多，保险箱都买不起了，只好买便宜一点的铁皮柜，陆陆续续地把三个房间都装满了。负责钱币整理的工作人员每天工作就数钱，从早上数到晚上，数钱数到手抽筋。

尽是宝物

挖出了这么多宝贝，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就是这批东西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的沉银？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明。
到了2017年3月4日，第一枚刻有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出水了，除了年号外，银锭上面的文字甚至还记录了一位不见于历史记载的名叫毛致道的大西县令。流传了数百年的张献忠沉银传说，终于在这一时刻，彻底揭开了它那神秘了几百年的面纱。更为神奇的是，石虎南眺的位置与石龙置身之处，向西直线约1500米，恰好是江口沉银处。
从这天开始，西王赏功币、大顺通宝钱，这些直接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文物不断出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他本人册封妃子的金册。

野史中关于张献忠与他妃子的故事有一箩筐，真真假假，不能全信，但眼前的这页金封册确是无比真实的。与大明的金封册相比，这页金封册要窄一些、短一些和薄一些，行文风格也颇为不同，册文中使用了诗经中的典故。这无疑是张献忠手下的那些旧文人，慕古人之风，才拽出了“螽羽合集，内教以光”这样的文辞。

考古队员大合影

2017年4月底，首期水下考古收官，总共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出水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及运载银两的“木鞘”等。
首次发掘，确认了遗址的基本堆积情况：枯水期，岷江水面距离河床表面约为2～3 米，河床表面至河底基岩的距离约为5～6 米。河床表面向下发掘约3 米开始发现文物，但比较零星，遗物主要发现于河床底部红砂岩的沟槽中。

丰富的出水文物，犹如打开了一部了解明代历史的百科全书，它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财政、生活史，尤其是四川明清史和移民史的研究。
除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江口沉银址的考古发掘本身也是一次创新与突破。首先采用的“围堰式发掘”,是中国第一次新的独立的考古发掘尝试，这无疑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其次， 是采用了大量高新技术，如无人机加载航磁仪、地质雷达、电法勘探仪、磁法勘探仪，这更是为新的科学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广泛运用作出了示范。

12 第二次发掘
2018年1月24日，江口沉银遗址正式开始第二次考古发掘。有了上一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第二期相对顺利了很多，探测团队进一步采用综合探测方案，进一步提高了“3D藏宝图”的精确度，还开展了多源数据的综合解译与建模工作，使探测成果的可靠性有了极大提升。
此次考古发掘，前后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000余件，包括多枚刻有双流县、德阳县等地名的银锭，还发现了大量船钉，为考古人员寻找沉船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线索。

这次发掘出的文物中，有两样东西一定得说一说。
一是火器三眼铳：这件文物遗址里首次发掘出的火器，尽管泡于江水中数百年，已经锈迹斑斑，但他却是当年威力巨大的火器。既可以远距离射杀敌人，也可近战砸击。它的出水，为佐证江口沉银遗址为古战场遗址性质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并且印证了文献中，张献忠在战争中曾采用了火器进攻的记载。

彭山江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水战，甚至改变了地方政权。江口堪称四川第一大古代水上战场。鉴于此火器的出现， 国内考古专家决定将该遗址从“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改名为“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在本次发掘时间里，刘志岩他们收到了最好的消息：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算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最高奖赏。
二是“蜀王金宝”：金宝就是金印章，不过遗憾的是，这枚金宝已经碎成了10多块，最大的一块残件约为原印的五分之一，印台底部可以看到篆刻“蜀”字。刘志岩说，该金宝后期将进行修复，但难度很大。这个金印的很多块，都有被切割过的痕迹，分析认为，如果是张献忠的文物，他不会自己进行切割，所以更倾向于是张献忠从藩王府里面抢夺而来的，不过，目前还未能下定论。

蜀王金宝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在《明史·舆服志》中有关于金宝制度是这样记载的：皇太子为储君，金宝，龟纽，篆书“皇太子宝”，其制与皇后宝同。亲王亦授金宝，龟纽，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为“某王之宝”。
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宝、金册。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而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惟一一枚，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它的作用，相当于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以及与中央书信往来时的“印章”。这枚金宝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可能就是张献忠洗劫蜀王府后得到的财富之一。
13 第三次期考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正式开始挖掘，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
接下来说说这次发掘出来的最稀罕的宝贝：蜀世子宝：
蜀世子宝：金印边长约10厘米, 厚3厘米，总重约16斤，被认为世间罕见。
“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 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金宝”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它比“蜀王之宝”更完整，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金印被破坏成了几块，并没有不在一起被出水，而是陆续被发现，前两块同时被发现，第三块被发现时，刘志岩已经感觉运气足够好了，三块拼起来，还是缺一大角，考古人员没有放弃，直到半个月后，在距离第三块被发现位置20米的地方，发现了第四块。当四块合拼到一起的时候，竟是一枚明代藩王世子金印。金印为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个大字，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
尽管金印发现时已断裂为4块,仍可从龟钮的鳞形皮肤的刻画细节上,看得出其雕琢的精致，数百年在江底的侵蚀,仍未能掩其夺目金光。
经检测，蜀世子宝”含金量高达95%，而此前眉山公安追剿的重要文物——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含金量只有70%多，其重量也只有约7.8斤，不足明朝世子金印的一半重；江口沉银发现的金册，普通只有50%含量，张献忠本人的金册，含金量也只有80%。
考古人员推测，“永昌大元帅”金印打制原料应该是张献忠政权抢夺来的金银器，因为这些原料成分的不同，导致成品成色不好。蜀世子宝当是明王朝中央政府赐给蜀王大儿子的，因此无论做工还是成色都更有皇家气派。
“蜀世子宝”金印，为何它会以 破碎四块的状态存在？为何一枚耳环又粘连在其中一块金印上，显示出高温熔解过的痕迹……，这些都是谜团，待解。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十多枚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锭,上刻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名, 从地域及税种上均可补前两次发掘之空白，为研究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范围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证据。，
此外，还出水了供明代火铳所用的不同规格的铅弹，可进一步确认了江口沉银遗址作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
还有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文物在江底原地埋藏的迹象：在基岩河床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银锭、金锭、金印以及金块嵌入岩石的情况,这对判断沉船地点以及文物的搬运距离具有标识作用。此外,出水文物呈现出同一种类的文物集中分布的情况，例如发现了金器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银锭的集中分布区，这很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货物的运载存在分船、分箱的情况,对于认识当时张献忠撤离成都前的状况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通过本次发掘，结合江口出水的铅弹、三眼火铳等兵器，以及文物分布状况，专家推测张献忠被伏击地可能在府河内的江口码头附近，前后三次的发掘区域很可能为战争发生地或接近于战争发生地。
14 还在进行中
时间从2021年1月到2021年4月，不知何故，至今未见公开的发掘报告，值得期待。马上就进入了2022年了，江口沉银第5次发掘还得继续吧？

俯瞰考古现场

300多年前，那场让张献忠始料未及的江口之战，让巨额财富沉入岷江之中；300多年后，当这些宝 藏“浮”出水面、重见天日，成为印证那段神秘历史的重要物证。
话是这么说，但有一点仍难以说服大家，那就是张献忠若果真是在江口与杨展大战，船被焚毁，财宝尽没入江中，那战场中的战船，为何至今尚未发现遗骸，哪怕一板一桅。专家推测，战船可能当时在火攻下已经焚毁，残余船板可能顺水漂走，沉入水下的部分，因缺乏淤泥保护可能腐朽。虽然在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数量巨大的船钉，但似乎未必就能100%确定，当时曾在该地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对战船遗骸的寻找仍是考古队未来的重要工作内容。

金锁

三次的考古发掘及民间追缴的，江口沉银遗址总计发掘出5万多件的文物，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为主，出水文物数量多、等级高，种类丰富、时代跨度大、地域广，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
除了前头重点介绍的珍稀文物外，还包括张献忠大西国的金封册、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及币范、“西王赏功”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五十两银锭和运载银两的“木鞘”等；明代蜀、楚、荣、吉等藩王府的金封册、银封册、金宝、银印和铭刻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的五十两银锭等；此外还有戒指、耳环、发簪、手镯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各类兵器；金碗、金锁、金纽扣、金顶针，银碗、银勺、银筷子、银镜、银带扣，铜镜、铜绦钩、铜锁、铜钥匙，铁秤砣、铁篙杆等各类生活用具。

纽扣

纽扣

出水文物的时代性明确，自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来源地域广泛，北至河南、陕西，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云南，东到江西，范围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等级高，包含了诸多张献忠大西国及明代皇室文物。还有，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 还有许多老百姓的日常物件。如耳环、簪子、手镯、 戒指，甚至还有衣服上的金属纽扣，由此可见当时张献忠不仅抢劫官府，还大量搜刮了民脂民产。
15 文物修复
为了给这些宝物安个家，让更多的民众能了解这段历史，耗资10亿的江口沉银博物馆已经于20年9月开工建设，该博物馆选址在江口沉银原址旁的岷江、府河两江汇流三角洲，建筑规模约5.4万平方米、地上3.25万平方米，地下2.14万平方米。由国际知名设计团队设计，预计于2022年12月竣工。届时将给大家呈现出精彩的文物世界。

建设中的博物馆

要展览，肯定需要对部分文物进行整修复原，对文物进行修复，所耗费的财力往往比重做一件还要多，复原工作是一件非常繁琐、累人的活，很考验技师的能力水平。
和人们想象中稀世宝藏重见天日，一定华光万丈、光彩耀人，可是，江口出水的金银器，大多经过切割、锤打，严重变形，即使是前头讲的稀世珍宝大元帅印、蜀王金宝、蜀世子宝等也难逃此厄运。江口沉银考古项目领队刘志岩介绍，那些占空间的金银杯、碗及饰件更是大多被砸成扁平状，这和张献忠当时洗劫明代藩王富户的原因有关，这些金银他并非抢来穿戴，而是用作军饷用，或许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装下更多东西，故有此举，至于国宝级的几个金印被毁坏，深层的原因仍未明。

修复前

修复后，少了腿！

文物如果复原，是不是就无法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这段历史了？如果不修，文物打砸变形无法辨识器型等，似乎有点两难。江口沉银出水文物多达5万余件，很多文物种类重复，有选择性修复部分器物，既有利于考古研究，又能更好展现这批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利用，也许在在修复过程中还可发现的新的历史信息。

修复前

修复后

如“超光”银碗，就对上了传说中的“八匹马”典故；《拾遗记.周穆王》：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
16 越来越疑惑
张献忠的江口沉银已盖棺定论，但张献忠的宝藏是不是就只有这一处？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认为，此次发现的沉银等文物，数量虽然超过5万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这批“沉银”乃是张献忠军队的辎重，区区5万件与数十万大军的军饷需求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据记载，张献忠每日发军事粮饷一钱，十人即一两，十万即万两，以数十万众，则日需数万两之多，江口沉银的量与之对比，算不上多少，那么张献忠是否还有其他的埋宝之地呢？

遗址全景

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名誉 会长江玉祥，曾梳理出至少6处传说中的张献忠藏宝地，除锦江、江口之外，还有岷江新津渡口底、青神江底、峨眉山普贤峰顶灌县青峰山等地。 如今，江口沉银被证实，背后是否真的还存在其他的张献忠藏宝之所，依然是个谜。
说到这，好奇就来了，华夏文明5000年，历朝历代积累了那么多的金银珠宝、铜钱、玉石、陶器等，除了陪葬，以及现在的博物馆里，这部分似乎也不多，其他的到底哪去了？这些金、银、铜、玉、瓷等宝贝可不会自我灭失，肯定还留存在中华大地上，因此，千百年来，藏宝始终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最好话题。
试问，在您家乡，有过宝藏故事吗？您认为历史上的大部分宝藏是在帝王墓中吗？又是哪一个的墓中宝藏最多呢？

——本长文结束，谢谢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