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巨人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华忠

不一样的巨人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2025-01-05 11:40                                        

发布于：天津市
   
                                    

毛泽东在童年时代没到过县城，少年时代没到过省城，青年时代没到过京城。毛泽东总疲于追赶末班车，在他青年的最后几年才见识到社会的多彩。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准备去法国留学，这促成他第一次北京之行。请看：——

第一次到北京
蔡和森很快到达北京，不断给毛泽东写信，告知北京的情况。
他在北京联系到杨昌济，杨昌济表示最好毛泽东能够到北京来上大学。
蔡和森把各种情况汇总，一并写信寄给湖南的毛泽东。
他希望毛泽东赶快到北京，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很麻烦，计划不清楚，希望毛泽东到北京后和他一起工作。
01
准备赴京
毛泽东随即回信，同意上北京。
8月15日，长沙港，清晨雾气灰蒙蒙，长长的汽笛在港口飘飘荡荡，一艘船体灰白的内河邮轮拖着长长的涟漪靠岸，船身上粗大的烟囱不断向外排除厚厚的烟雾。
毛泽东、李维汉、萧子升等24人背着包，领着行李登上了这艘船，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离开湖南。
十多天前，7月26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提出了三个困难：
第一是人才；
第二是财经；
第三是学问。
做事情的三要素就是上述三者，手上要有能人、有钱、有文化，缺一不可。一帮能力强的大老粗只能啸聚山林，只有钱最多成为一方商贾，只有文化不过是穷酸文人。
毛泽东担心赴法留学的组织缺人缺钱缺必要的文化，问蔡和森，这三大困难好不好解决。
蔡和森说，你要能来，一切都能搞得好，我们之前担心的事情都不成问题，你要能来，我们都会非常兴奋，这是不必说的。
盖所依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
我们依赖你的不仅仅是和你一起学习、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道理，更关键的在于你教我们如何立己达人，如何在纷乱的事物中通权达变，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乱世中不变的方法论。
蔡和森回信说，你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缺的就是钱，人才倒在其次、我们这群人中有很多，至于学问，随时都可以学，想学到处都能学得到。
看起来优先次序是财、才、学，其实最关键的是学，其次是才、财。
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
有知识就可以博大学问、培养人才，进而自然金钱就充裕了。
其实多数时期紧要程度和重要程度往往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很多紧要不得不处理的反而是长时间看起来的小事，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不伤大雅的却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有些事情没做就过不去今天；
有些事情没做就到不了明天。
毛泽东下决心要处理好这种问题，他在8月11日给罗学瓒写信说，希望新民学会能够留一部分人下来搞一搞小学教育，筹措一些经费，否则后路空虚，解决不了太多问题。
罗学瓒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保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
02
去北京
那个年代，钱最不容易，但是所有人都希望先能够出去看一看。
他们在8月15日共同登上了从长沙去汉口的轮船，到达汉口之后，转乘京汉线的火车。
8月16日夜，河南漯河突降暴雨，爆发洪水，铁路被冲断。
毛泽东组织大家去附近的村庄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状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社会调查，尽管时间很短。
不到24小时，洪水退去，铁路修复，毛泽东一行人再次登上列车。
8月19日，毛泽东抵达北京。
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灰瓦灰墙，推开木门，进门是一米多高的土炕，房间不大，毛泽东一行8个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土炕前后长，左右短，本来是一家两三家居住，八个人只好横着睡。因为空间不够，也没办法每个人单独弄一床被子，八个人只能用一床被子。
空间太小了，谁要想翻身，还要和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到北京之后，联系蔡和森请李石曾等介绍赴法留学的情况，制定计划，筹措经费。
既然要为留学做准备，毛泽东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先组织一些辅导班，他四处联系老师，组织大家参加学习。
北京大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保定育德中学是毛泽东兴办辅导班的四个校区。
条件很苦，一帮操着南方口音的学生在酷暑寒冬坐在北方干燥单调的教室里，课上，他们聚精会神，课后，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自己学习和预习课程。
没有人放弃，没有人为此感到无法忍受，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尽管当时遭受的以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太多，但是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园，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直前，没有一个人灰心。
10月，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前去保定留法预备班，在前往长辛店的时候，他还去了长辛店机车厂，他详细询问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全面调查之后一一记录下来。他每去一个预备班，都了解开办情况，尽自己的能力解决困难。
情况一天天好转的时候，一个极其糟糕的状况发生了。
成立于1916年华法教育会一直承诺，所有留法的青年除了船票需要自己购买，其余所有费用都由他们帮助垫资。
然而人数越来越多，华法教育会吃不消了，决定不再承担这笔费用。
一个巨大的经济缺口突然出现，在京期间的所有费用本来无须担心，一夜间成了一个大口子，吃住要花钱，请老师上课要花钱，租赁教室要花钱，初入法国还要花钱，少说要几百大洋。
毛泽东的母亲病了，家里一时间也掏不出这么多钱，这还是韶山冲“首富”的情况，更不用说别的家境一般的人。
不能把责任完全推脱给华法教育会，也不能空怨学生们太多，公益组织的承受能力有限，一下子巨大的学生数量他们无法招架，面对这群家境一般却有巨大求知欲望的孩子们，他们无能为力。
一时间，多数人慌乱起来。
唯一不慌乱的是毛泽东，倒不是家境原因，而是毛泽东认为抱怨哀叹解决不了问题。
天助自助者，很快有人反映说听说小道消息，在清末修铁路的时候，湖南曾经集了一大笔款子用于修建铁路，因为突然爆发辛亥革命，钱实际上没用，因为政权更迭，也没有返还，而是存在北京银行。
熊希龄、范静生两个人拿着这笔款子，熊希龄当时在做慈善，范静生正在办学校，把这笔款子用到自己的事业上了。
有些人看这两个人不顺眼，怂恿学生们去闹事。
毛泽东带着大家就去两个官绅家里，熊范两人没法拿出来，也不知道学生们是什么情况，直接拒绝了。
毛泽东暗示说，你们干慈善、办学校都是好事，但毕竟没用公家的名头却花了公家的钱，不拿出钱来，我们就要查账了。
结果是拿出了16000块，每个人发了400块。
罗学瓒说，之所以大家能够心无旁骛，做好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出力甚多，他的能力、学习被大家佩服。
毛泽东把自己的钱全部掏出去了，每个月只有极其有限的几块钱生活费，他只好求助于恩师杨昌济。
杨昌济不推辞，提笔给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钊写信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
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请兄无比尽其可能帮助。
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老朋友啊，我的这两个学生是我一辈子最骄傲的学生，我要用生命担保，请你尽可能帮助他们，给他们机会，倘若有一天你要实现我们的政治抱负，拯救国家，这两个人一定是最可靠的帮手。
杨昌济还写信给同事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
这是一份很让一般人瞧不起的工作，月薪也只有八块钱，毛泽东欣然接受，在生活费用上，毛泽东常年断顿。
不是因为父亲给的钱少，而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必须要找个社会工作。
10月，毛泽东开始上班。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知名学者李大钊，听说毛泽东爱好哲学，他专门介绍毛泽东参加北大的哲学研究会。
毛泽东有志于改变这个国家，李大钊在这位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后来毛泽东对身边人回忆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恩师，没有他，我都不知今天自己在哪里呢！
当年的12月19日，毛泽东到黎锦熙家里去讨论办报事及世界问题，黎锦熙正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前去北京被毛泽东劝阻的那一位。
03
放弃留洋
时间过得很快，留法预备班度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在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留法预备班告一段落，国内的学习部分宣告结束。
在第二年的3月12日，毛泽东和准备留法的同学们离开北京到上海，那里有驶向他们设想未来的远航邮轮。
3月17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给第一批留法学生送行，他发表了激扬慷慨的演说。
晴天的上海，阳光万丈，远航邮轮的舷梯靠在码头上，港口警察荷枪实弹站在岸边，搬运工、黄包车夫在码头上拉人拉货，各色人等在码头上重影叠现。
身穿素净灰色单衣、披着薄外套的毛泽东看着身边的朋友们，洋溢不住的期待和喜悦从笑容中往外跑。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有利。
朋友们，再见。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花了大力气准备出国，却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
新学问应该在外国学；
新学问应该在名校学；
新学问应该跟着名师学。
应该太多，去做太少。
有一千万个理由证明应该，却只有几个人能够扎扎实实去做事，不论事到底应不应该，仅仅只看事情的完成度就知道这世界有多少空想家。
毛泽东说：
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多数人的学习，总是在形式上苛求，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学习把万里长征的某一步当成了保险箱，形成了逻辑链条的支离破碎。
新学问应该在名校学。
推不出名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更优秀；
推不出名校学生比普通学生更具备全面的认知；
非但推不出，“新学问应该在名校学”这个原始逻辑就是一个笑话。
学问在哪里都可作，并非有什么应该的条件。施加条件之后就会产生对错高低，人为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
有些时候，和普通学校的学生聊天，我会问，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他们总认为自己没有优势。
我总会说：你们比所谓的名校学生更加了解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选择你们成为负责人，更具有代表性。这种优势常被你们看成劣势，以至于你们也不了解自己，所以常常失去话语权。
你们应该去了解名校学生到底哪里厉害，哪里不足，他们的厉害无非是资源和天赋，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努力补足，但他们脱离最底层社会现实这一课，你们认真思考和体会便可得，而他们永远难以补上。
我没有任何贬低名校的意思，我敬仰名校的创办者、建设者们，他们领军的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尖端力量的发展。然而，在今天社会，名校学生和社会底层脱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西式精英教育的恶果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
毛泽东当年出国留学的朋友们多数都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温和的改良主义，他们惧怕底层人联合起来的洪荒伟力，他们很难站在多数人的位置思考，他们更不可能和底层人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哀叹，可惜了。
毛泽东知道，只要出去了，欠缺对这个国家数亿工农的了解，可惜只能也只会是最终的结局。
周世钊来信询问毛泽东为什么没出去留学的时候，毛泽东老老实实写了四点：
一、看译文了解知识更快，即便有情感、意思上的差别，总体的观点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半壁江山，东方文明为主的就是中国文明，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国家古今学说的大概，再去留学才有参考比较的价值；
三、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做点事，脱不开中国这个舞台。在中国国内，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如果出去了回来再做，因为人事和生活的关系，恐怕就困难了，不如现在做。到时候如果还出去，可以更好比较。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
《湘江评论》成为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后一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