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华忠

日本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2022-05-26 09:42                                       


193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全文刊载了毛泽东同志于当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讲演，这篇文章便是日后脍炙人口的《论持久战》。此文不仅引起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注意，日本侵略者也投来了关注的目光。
国民党对《论持久战》的理解
《论持久战》一文问世后，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北路军司令傅作义率先把这篇文章印发到部队，组织麾下的军官展开学习。当时有职无权的冯玉祥更自掏腰包刊印了3000余册，将其作为礼物分赠给国民党要员。
《论持久战》最为直接的传播渠道，还是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那么，蒋介石又是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呢？
1938年8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
初看之下，蒋介石似乎也主张通过“持久战”来对抗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在具体举措上，蒋介石没有给出《论持久战》那般详尽的方案，在缘何要采取“持久战”的问题上，也只能给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这般论据。
蒋介石虽然认同毛泽东的观点，并将《论持久战》一文连同自己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但具体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委托八路军派出教官分期分批组织游击战术培训班，把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出来，派官兵参加轮训而已。
日本军方对《论持久战》的看法
1938年9月，日本的综合杂志《改造》刊登了由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所翻译的《论持久战》全文。日本方面的军政要员没有第一时间给出评价，但其在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却足以说明他们对《论持久战》的重视。
1938年12月6日，在日本陆军省所草拟的《对华处理方略》中，对于中日战局，日本陆军给出了这样的设想：“蒋介石政权虽然已被压缩，但如对峙放任，仍将成为严重祸根，招致后患。因此，为促使其崩溃，应适当进行各种工作，故尚须进行部分作战予以支援。”
这一方略的出台，固然是因为此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投入了24个师团，再无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同时也是日本陆军试图规避陷入《论持久战》中战略相持阶段的一种尝试。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更提出所谓“三原则”，不断派出情报人员，拉拢中华民国高层政治人物。最终在1938年12月，成功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公开投敌。
随着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日本占领区粉墨登场，日本方面似乎松了一口气，却不想依旧无法改变中国方面抗战到底的决心。“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渐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军队和财阀，此时不仅不愿从中国战争中抽身，反倒越陷越深。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陆、海军除了不断以“临时军费预算”的名义开支动辄上百亿日元的巨额经费，同时还以所谓“物资预算”的方式，从政府各个部门强征物资。如此巨大的财政黑洞，自然只能通过连续增税和增发公债来筹集。日本百姓的血汗钱又被以各种经济整合法令的形式，贴补到日本军工企业、化学工业垄断巨头的腰包中。长期扶植军工产业而不顾经济规律强行注入的大量资本，最终引发了规模空前的通货膨胀。
畸形的经济结构还令日本在外交抉择上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一方面，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军工系统蚕食正常国计民生的局面，日本始终在谋求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不得不继续加大对军工系统的投入；另一方面，日本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矛盾日益激化，向英、美宣战的呼声在日本国内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基础工业的薄弱，日本在石油、钢铁原材料、机床设备和零件方面又处处仰西方的鼻息，不得不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唯恐美国一怒之下对日本采取贸易管控、甚至全面禁运的经济制裁。
可以说，日本方面很清楚《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的正是一条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但日本人已然无法回头了……
日本版的“持久战”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在未能走出被中国军民“持久战”拖垮的战争泥潭的前提下，还于1945年初试图在“日、满、华国防核心区域”作文章，依法炮制一个日本版的“持久战”。
所谓“日、满、华国防核心区域”，指的是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地区及其在山海关以南所控制的中国领土。上述区域不仅早在日本操控之下，成为日本眼中的“核心领土”，更在太平洋战争中始终源源不断地以人力和物资支撑着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可以说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物资基地。
在日本方面看来，只有加强并保持已有的综合态势，才能勉强寻求维护日本本土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上述看似悲观、但与事实相比还过于乐观的判断，日军大本营方面作出了“为保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协助日本作战，终将需要用武力加以控制”的决定。这是赤裸裸地宣告：日本陆、海军不会主动放弃在所有占领区的权益，不仅要采取各种手段逼迫当地民众为日本所发动的不义战争陪葬，更要以武力坚决镇压任何敢于公开动摇的异己分子。
而在日本所有占领区中，中国东北地区及山海关以南的中国东中部地区又无疑是重中之重。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多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
很多日本人是在战败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如日本原陆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便自称在读了《论持久战》后，曾经的军国主义思想消失了，转而主动当起中日友好和平大使。1956年，远藤三郎访问中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把家传的日本武士刀交给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不再和中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