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是梁启超的“粉丝”，模仿梁启超文体遭嘲笑，晚年评梁“虎头蛇尾”

华忠

青年毛泽东是梁启超的“粉丝”，模仿梁启超文体遭嘲笑，晚年评梁“虎头蛇尾”                               

2023-03-02 13:45                                       

         在曾经热播全国的红色经典青春励志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这样振奋人心的一幕：青年毛泽东大声背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然后不断有他的同学加入到背诵的行列，最后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大声齐诵《少年中国说》……
这感人的场面，折射了梁启超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那一代青少年的巨大影响。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评价梁启超说：

  “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梁启超确实“早慧”，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少年天才：5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启超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

梁启超

17岁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二人初次见面，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
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了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运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文章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笔触，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

康有为与梁启超（右）

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于是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刊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更重要的是，他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介绍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因而这两种报刊当时都遭清政府禁止在国内发行。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五十里之外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过当年的情形说：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青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毛泽东坦言自己当时崇拜《新民丛报》的主编梁启超，按照今天时髦的说法，17岁的毛泽东成了梁启超的“粉丝”。对梁启超的崇拜甚至影响到他的一生。

如今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注了一段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于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1911年春，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于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梁启超字“任甫”，号“任公”，青年毛泽东给自己起了笔名——“子任”，既表示自己对梁启超的钦佩和崇拜，也表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宏大志向。
梁启超写文章不屑于恪遵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曰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青年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魔力”所感染，并起而仿效。

1913 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劝他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特别是对《韩昌黎全集》，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终于能写出一手入格的古文来。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要我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我只得改变文风。”

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世凯起义后，梁氏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常有“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
1917 年8 月23 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梁启超《新民说》基本一致。
1918 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学会之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梁启超《新民说》中之观点的具体化。
1918至1920年旅欧期间，梁启超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于是他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从此，梁启超埋头于“整理国故”，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他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因而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梁启超

1925年，梁启超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墨子学案》、《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中国文化史》等。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在1958年3月30日对梁启超有过一番评论：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