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诗词观看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华忠

从毛泽东的诗词观看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2023-11-16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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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泽东的诗词观看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一一再谈毛泽东诗词是唐宋以来诗词界新耸立的一座雄伟高峰

近几年，我曾在有关研究毛泽东诗詞的学术会议及有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诗词是唐宋以来我国诗词界耸立的一座新的高峰，这一观点得到了诗词界广大同仁的认同。今年6月，《中华诗词》第6期刋登了署名梅岱先生《毛泽东的诗词观》的文章。这篇2万多字的宏大文章对毛泽东的诗词观作了系统、详尽的阐述。学习毛泽东的诗词观 ，领悟其中的文化立场，文艺思想，文学观点，联系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实践，深切感到正如南社盟主柳亚子先生赞誉的，毛泽东诗词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毛泽东的诗词总体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苏东坡、白居易等古人的诗。再次说明毛泽东诗词是唐宋以来诗词界新耸立的一座雄伟高峰，这种高峰地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诗人的立场，要坚持为人民大众写诗

诗人应站在为人民而写诗的立场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要求。以民为本是 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这种理念从夏商周之前的远古时代就产生了。大禹治水就是华夏民族先人中的贤人志士坚持以民为本的一次具体实践。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推崇“仁〞、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出丰富的民本理念。之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甚至认为君与民是“君舟民水”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常用荀子这一名言来告诫自己和手下官员。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也体现在我国古人的诗歌创作中。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周朝时期社会底层民众的劳动与爱情，婚姻与家庭、对压迫的反抗，对战争与徭役的愤怒。唐朝宰相李绅诗《悯农》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粒皆辛苦”，宋代李纲《病牛》诗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惜羸病卧残阳”，这些无不显现出深厚的民本情怀，也正因如此这些诗篇千百年来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毕生奋斗的目标是让人民获得幸福。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他最鲜明的文学观点。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当然不能例外。因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在毛泽东看来，诗人应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写诗，写人民所喜爱的诗。这也是毛泽东对古代诗人的评价标准。他高度评价屈原，李白，杜甫的作品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赞美白居易的作品能“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他自己在诗词创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作诗的原则立场。1945年，毛泽东在《忆重庆谈判》一诗中提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无非一念救苍生〞。1958年，当时中国南方血吸病爆发，共有1,000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血吸虫病的威胁。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送瘟神》两首诗。第一首写血吸虫病长期流行下的南方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及劳动人民悲惨的处境。第二首诗则写广大群众战胜瘟神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斩新气象。两首诗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心情由忧到喜的变化。诗词界曾对南唐李昱的《虞美人》这首词的艺术成就以极高的评价；但《虞美人》 仅仅表现了李昱亡国后对个人命运的无穷哀怨。这与毛泽东的《忆重庆谈判》、《七律.送瘟神》两首诗中那种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情怀相比，毛泽东诗词是何其之伟大！

二、诗人的视野，要聚焦事关家国的“重大题材”

诗词创作应选择什么题材？这能充分反映出诗人的价值取向。毛泽东诗词观主张，诗词创作应“写重大题材”。毛泽东说的“重大题材”是什么呢？就是事关社稷江山，民生福祉的重大事件。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杜甫草堂参观，他随即朗诵杜甫的“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显然他对杜甫写天下苍生百姓生活的题材非常感兴趣。1957年1月，毛泽东听说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愿写革命题材了，他就指出；“对作家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要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诗歌“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这段辉煌历史的真实记录，完全称得上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史诗。如他自述1935年写的《念奴娇.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是“反对封建主义，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1949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目的“是想以此鼓励我军将士猛追穷冠”；1956年写《水调歌头.游咏》“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毛泽东诗词中所写的题材，讴歌的是代表着历史发展潮流的新生事物和正能量，对社会的腐朽落后则毫不留情予以批判，对社会的低级庸俗则不屑一顾，对个人的私愤恩怨，则不记于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的腐朽阴暗面很多，政治上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有汪精卫政权的卖国，有社会上的弱肉强食、赌博偷盗，卖淫嫖娼。即使在 革命队伍内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肃反扩大化滥杀“AB团”，党内有过右倾、左倾错误，张国焘搞分裂等问题。而且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一再遭受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打压。1932年10月以后，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仅名义上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以被剝夺军事指挥权，在党内处于被排挤打压坐“冷板凳”的地位。但这些都没有反映在毛泽东诗词中，更没有对他本人遭受委屈的任何不满情绪与牢骚的流露。不论处于何种状态，毛泽东始终书写的的是社稷江山，苍生百姓，文明进步，时代潮流，全部诗词充满了浩然正气，荡漾着蓬勃向上的正能量。毛泽东诗词体现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相对于一些古人如宋代柳永被誉为艺术成就非常的《蝶恋花.凤栖梧》、《雨霖霖.寒蝉凄切》、《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等词中那种 描写花前月下男女私情的作品体现出的情怀境界， 柳永的作品绝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如何理解毛泽东关于诗词创作要写事关家国社稷的“重大题材”呢？这里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诚然我们不能把文学的功能完全归结为政治服务，但必须看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要完全离开政治，脱离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从诗词发展的历史看， 中国历史上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总是和政治及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史书记载远在周朝时期国家就重视以诗歌来教化社会。作为《诗经》之序的《毛诗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理论著作，文中认为诗词的社会功能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昜风俗”。这里充分体现出诗词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诗经》之后历朝历代诗人们创作的作品，同样无不体现出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的紧密联系。《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中既有作者对自己身世、品德、理想及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的叙述,对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的斥责。《兵车行》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创作的叙事诗，此诗借有对“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的灾难。南宋85岁陆游临终前作为绝笔的《示儿》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国家破裂，中原沦陷的担忧及北定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激情。可见毛泽东强调诗词作品应关注现实生活写“重大题材”，这与古代先贤关注社稷江山重大事件的优良传统 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 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身发展及相互矛盾运动的反映；所以从其本源来说，诗歌应该是、也只能是反映社会火热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如果离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实际，诗歌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正如梅岱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自视其高雅，以阳春白雪，超凡脱俗自居，远离现实，远离时代，甘愿变成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花瓶里的兰草，玻璃缸里的热带鱼，逢迎取悦有闲人和玩家们，或者只是关注一己悲欢的情绪表达，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其生命力也就日渐衰退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能不能投入 社会生活的大潮流，能不能赶上民族艺术的大舞台，能不能融入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地位和价值”。梅先生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对毛泽东强调诗人创作的视野应是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选取“重大题材”的最好的说明。

三，诗词的价值取向，“诗贵意境高尚”

毛泽东诗词观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崇尚诗“意境高尚”。他认为诗词创作中诗境打造尤为重要；“诗境”即诗的意境，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指作品在反映对象“境”的同时， 相应表现作者的意，即表现作者的心境。诗之美在意境，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所以，毛泽东说“诗贵意境高尚”。

在诗的意境中，毛泽东更注重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水平，这就是诗的思想境界。毛泽东高度赞赏明代清廉刚正重臣杨继盛写的“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句诗，因为这两句诗告诫人们为人处事要谦虚谨慎，体现出了一种低调的人生态度。毛泽东赞美中唐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是寥寥几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韦应物这句诗的大意是他调任滁州刺吏后，自己 拿着国家的俸钱，虽然在任上也做了一些好事，但管辖区内还有百姓遭受流亡的苦难，他为此而深感愧疚。这说明韦应物对百姓安危富有同情心，对百姓福祉有责任担当精神。这两位诗人的诗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所以毛泽东对他们给以极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出毛泽东 是把作品的思想境界 作为评价的首要标准。

从我国诗词发展史的实际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能长久流传的诗无不是思想境界高尚的诗：如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相反，一些思想境界底下的作品则只能留存于破损的陈旧书卷中， 有的甚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嘲讽。如北宋梅尧臣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两首诗使人看后觉得很乏味：一首是写他身体很痒时急忙去扪虱子却抓到了一只跳蚤；还有一首诗写他清早上厕所看到有乌鸦在粪坑啄蛆虫。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作了一首《药转》，此诗写一大户人家丫鬟服了药于黎明前入厕所解决了便秘（有人解释是坠胎）问题。这几首诗皆因格调不高而不断地遭受后人贬斥。可见思想境界不高的作品，自古以来入不了诗词的大雅殿堂。

毛泽东本人把“诗贵意境高尚”作为自己践行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准则。1960年，毛泽东创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梅》，在诗中他一反陆游写梅花寂寞高傲、孤芳自赏、引来群花羡慕与嫉妒之意。毛泽东首先写梅花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之时，它却“犹有花枝俏；赞美了梅花追求高洁、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接着又写梅花在飞雪迎春之时，却“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是赞美梅花面对春色没有任何私念，它不与大家争夺春天的美景，从而高度赞美梅花默默奉献、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纵览毛泽东毕生创作的诗篇，从他少年时期的《天井》、《咏蛙》，直至老年时期的《七律.回韶山》《重上井冈山》等作品，无不显示出一种 脑怀天下，责任担当，不畏艰难，崇尚正义、追求高洁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境界，这也是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越来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并将在中华文化史上永放光辉的根本原因。

四，诗词发展的趋向：诗词的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

让诗词朝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方向发展，这是毛泽东诗词观的积极主张。

对于旧体诗词，毛泽东首先肯定其“一万年也打不倒”，同时又指出旧体诗词也要改造，“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毛泽东这里说的“新诗”，指的是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用现代白话写的诗或叫自由体诗。那么旧体诗和白话诗应怎么改造呢？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毛泽东这里讲的新诗，则是指经过改造后的自由体诗和古体诗。关于诗歌改革的方向，毛泽东认为，从总体看，诗歌“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诗歌之所以要向民歌学习；是因为“民歌产生于民间，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有着最鲜明民族文化基因的艺术”。这里毛泽东从总体上指明了向民歌学习是诗歌改革发展的方向。

那么，旧体诗词如何向民歌学习呢？毛泽东说：“格律诗要学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在毛泽东还认为，古典诗词要向民歌学习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要象民歌那样紧贴时代，聚焦人民群众火热生活实际的重大题材；二是要学习民歌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毛泽东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 ，爱诵读，百读不厌”。“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毛泽东极力推崇杜甫在诗的语言运用上的“口语化”、“大众化”。他对杜甫在《前出塞》诗中用了“射人先射马，摛贼先摛王”这两句民间很普通的话极为赞赏。他也赞扬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

毛泽东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格律诗发展方向的主张，他自已在创作上 则率先身体力行。他创作的诗词紧贴时代，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井冈山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的伟大实践。，是大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真实缩影。毛泽东积极践行诗词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既具有时代和生活气息，又使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俚语、口语、常用语，通俗语。如他在《西江月》中写秋秋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这首词中。他用“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汪汪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来形容苏联赫鲁晓夫之流鼓噪的反华活动；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几句口语说明与赫鲁晓夫之流展开斗争必须抓紧时间。这些通俗易懂口语的运用 ，彰显了他的作品的时代色彩。

毛泽东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白话诗诗即自由体诗的发展作了精避分析，提出了辩证的见解。他在肯定“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的同时 尖锐地指出了新诗存在的问题；1965年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认为新诗存在的问题是：其一，“现在的新诗，太散漫”，“不成形”，“不引人注意”。其二，“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其三，新诗与民族情感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因此，毛泽东多次跟人讲：“我不读新诗, ”并诙谐地说：除非给我二百大洋”。所以毛泽东提出新新与格律诗“ 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关于新诗改造的方向，他说：“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1957年1月，毛泽东又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毛泽东讲的这三条都是古典诗词的特点，由此看出毛泽东认为新诗的改造就是要向古典靠拢。毛泽东又说，“新诗的作者，要学格律诗的含蓄凝炼，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还有可以兴、观、群、怨”。新诗的发展还在于要发扬民歌那种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简明朴实，生动灵活的特点，这就是在“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在毛泽东看来，把 坚持学习古典诗词的长处与向民歌发展“二者融合起来，便是中国化的、时代化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从而为中国诗歌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很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改造新诗的思想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新诗发展离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仍距离遥远，广大人民群众对新诗的现状也颇有议论，新诗的改造任重而道远。

毛泽东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五，诗词的艺术标准，“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按照毛泽东的诗词观，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赏心悦目并特别喜爱的诗才是好诗。为此诗词就要有好的形式和内容。他说，诗词应“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如何理解诗词的形式应是民族的呢？这就是发展“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的旧体诗词。他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所以毛泽东强调旧体诗词要严格遵从格律，他指出：格律诗的“格”与“律“是历史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不讲平仄，不讲韵律，还算什么格律诗！

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要有好的内容。毛泽东认为旧体诗词“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的诗词创作始终植根于火热的社会现实。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解放战争期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时期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等许多作品无一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同时，在毛泽东看来，诗词创作不能太现实，“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他提倡诗词应多点幻想或想象，多一点浪漫主义。为此就要坚持“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 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毛泽东写诗就坚持用夸张、比喻、想象等 艺术手法来叙事抒情，使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如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展开想象写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牺牲后忠魂升天来到月宫，“吴刚捧出桂花酒”欣然相待，“寂寞嫦娥舒广袖““为忠魂舞”；词的上阕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下阕从 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成为浪漫主义与現实主义紧密结合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不排乐诗词婉约派的风格，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他创作的诗词，其气势大多是排山倒海、吞吐云天，把宋时苏东坡辛弃疾等人开创的豪放词风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如他的《沁园春.雪》上阕一开篇就从空间上把祖国的广阔北方，从长城至黄河的万里雪原一览无余。词的下阕虽然点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几位代表人物，却从时间上把从秦汉至宋元 这一千五百余年历史人文用12个字尽揽笔下，其视野是何等之开阔。在他笔下这几位历史人虽然显赫一时，但也仅是或“略输文采”，或“稍逊风骚”，或“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巳。最后结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振撼千古的论断，是超越历史的宣言，是道出改造世界的壮志，的确是豪情万丈、雄视古今。1964年春，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评价中国历史：上阕概括叙述人类从使用石制工具，铜器、铁器， 直至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这200多万年的历史过程，仅用“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熖，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寥寥数语一挥而就，这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视野是何等开阔，气势是何等豪迈！阅遍毛泽东的诗词，从总体上看他的作品的视野和气势是许多古代诗人记叙内容多为小景小事，或小情小调小情怀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毛泽东诗词书写的内容大都是莽莽乾坤，滔滔江海；人类进化，时代风云；文明兴衰，民族安危；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他的诗词丝毫没有旧式诗人的那种靡靡之音，但却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莫及。

纸上得来终覚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六，诗词鉴赏的方法：“诗要一分为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

毛泽东对诗词的鉴赏充满了辩证法，他认为诗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古典诗词要严格执行格律，另一方面他 也主张诗词形式要服从内容，只要诗的意境好，破点格也无妨。他的这一主张与《红楼梦》提出“不能以词害意”的观点，与历史上包括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在内的诗词大家破格创作名篇佳句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说他自己写《蝶恋花.答李淑一》也不是一韵到底。所以，从 总体上看，毛泽东鉴赏诗词是求正容变，尊古但不泥古。

毛泽东还坚持用辩证的观点评说诗词风格和艺术流派。他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毛泽东对曹操、李白、苏轼、辛弃疾、萨都刺等人 充满了“英雄豪迈“之气的作品 给予了高度赞扬，对柳永，李清照的婉约派风格作品也给予不俗的评价。毛泽东还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指出评价一首诗“不要做繁锁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倘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就是说鉴赏诗词作品主要看能否给人民大众“一种美的享受”，即要看大节不要拘泥于小节。这种观克服了一些诗人在诗词评价上的偏见与 片面性，体现出 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开阔眼光。（完）

毛泽东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敬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本文在安徽省宿州市《毛泽东诗词与启航新征程》论文征集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

彭崇谷，1954年生，诗人、赋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华诗词学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兼当代诗词曲赋联精品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先后聘请为中南大学、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湖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导师。所著86万字理论著作《捍卫尊严一中国传统文化陷阱论批判》 列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资助项目出版，另还出版多部诗词、书法专著，所撰《三江源赋》被编入《大学语文》教科书、《湘江赋》被编入《中华文化基础教材》。诗词联赋书法作品多次获奖，先后被国内外40余种报刊刊登，30余处名胜古迹刻石立碑。文化部为其出版《走近大家》书法个人专辑，并聘其为特邀艺术家。

来源：文人彭崇谷 作者：彭崇谷

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