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有陈粟，东北有林罗，中原有刘邓，为何西北彭德怀没有搭档？

华忠

华东有陈粟，东北有林罗，中原有刘邓，为何西北彭德怀没有搭档？                                                         2024-02-22 06:10                                       

    发布于：山东省
   
                                

在解放战争中，一开始主要分为五个战斗方向：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以及华东。而在这五大战区之中，普遍有一种搭档的现象，也就是军事主官搭配政委，一个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工作，另一个主要负责政工工作。

在华东，有陈毅、粟裕这对王牌搭档。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实际负责的是政治工作，而副司令员粟裕则主要负责军事指挥；

在东北，则有林彪、罗荣桓的组合，林彪负责军事战斗，而罗荣桓则负责政治工作以及根据地建设。在罗荣桓的帮助之下，林彪不用管任何其他工作，只消坐在地图前，背坐着板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在中原，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组合，两人分工明确，一军事、一政工，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比于其他政委，邓小平不仅政工能力突出，还颇具指挥才能。在转战大别山期间，邓小平曾独领一军，与“小诸葛”白崇禧巧妙周旋，用兵非常精妙。

然而在重要的西北战区，彭德怀却将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一肩挑，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问题来了，中央军委为何不给彭德怀配备一个政委作为搭档呢？

当时胡宗南攻占了延安，彭德怀不仅要带领区区2万士兵与胡宗南的25万大军相周旋，还需要保护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担子不可谓不重，就像是在瓷器店里捉贼，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若给彭德怀配备一个政委，他的负担自然会更轻一些。那么中央，为何没有给搭配一个搭档呢？

首先在笔者看来，彭德怀之所以不搭配政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资历和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在十大元帅的排名中，彭德怀位居第二，仅次于朱德，还要压林彪一头。

彭德怀正式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晚，在1928年的平江起义，当时他本是何键麾下的一个团长。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创建第五军，并在井冈山和朱毛红军会师，成为井冈山上五大元帅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德怀却后来居上，成为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之一，他不仅是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是红军最高层负责人之一。而林彪、徐向前等人还没有进入决策层。

在军队层面，彭德怀在中央苏区担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和第一方面副总司令。八路军时期则担任副总司令，仅次于朱德；解放战争中，担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还是只次于朱德。从军队的威望来看，很少有人能和彭德怀相比，地位十分超然。而这种超然的地位，也很难为他选择一个合适的政委。

从当时的环境看，陈云、高岗等人在东北，聂荣臻要负责晋察冀的战事，贺龙在晋绥军区搞后勤，而徐向前则带兵与阎锡山在山西鏖战，都脱不开身。能与彭德怀搭档的，确实没有。

在彭德怀的革命生涯中，经常是兼军、政二职于一身而独当一面。自红军时期起，和他搭档的政委只有三个，分别是滕代远、杨尚昆和李富春。在后来，几乎都是司令员兼政委。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

除了过人的资历和威望以外，彭德怀本身的政治工作能力就不容小觑。在很多人眼里，彭德怀是个统帅千军万马的统帅，性格火爆、雷霆风行，似乎没有那种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政委气质。但实际上，彭德怀不仅是个好司令员，同时也是个好政委。

彭德怀早在湘军时期，就认识了段德昌等共产党人，解除了马列主义思想，深深被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质所感染。对于彭德怀来说，犹如在茫茫黑夜中找到了指明灯，看到了希望和胜利的曙光。从此，他在共产主义光辉的照耀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汲取营养，并立志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由此，彭德怀在治军方面特别注重政治工作。

在湘军中，彭德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并亲自制定了章程：拥护孙中山的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借，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通过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团结教育了更多士兵自觉投向革命，使彭德怀领导的部队呈现出士气高昂、官兵团结的新气象。

随着政治的不断成熟，思想上的不断进步，彭德怀的政工能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彭德怀不仅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部队也成为一支坚定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

战争年代，战斗越频繁，彭德怀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抓得就越紧。特别是在西北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1947年末，战争的天平已经从敌方转向了我军一方。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彭德怀只有2万多部队，装备低劣、缺衣少食；而胡宗南则有25万中央军，其中许多都装备有美械装备，粮食和弹药都很充足。

但在这极端不利的局面，彭德怀却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把胡宗南打得连连败北、狼狈不堪。到了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境内除了延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和沿公路一些据点仍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被收复。

不仅如此，西北野战军也由1947年3月的2个纵队又2旅共2.6万人，发展到5个纵队7.5万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彭德怀为何能扩军如此迅速？实际这都要归功于“运输大队长”——胡宗南。

在战斗中，胡宗南屡次败北，整旅整旅地被我军全歼。而这些部队也在“随俘随补”的政策下，成为了“解放战士”。因此西北野战军中的很大一部分战士，都曾是胡宗南部下。原本西北野战军是一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但到了后期，南方人竟占了主要部分。这是因为胡宗南的部队，大多是南方人。

部队虽然扩大了，但是问题却不小。由于兵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连队的解放战士数量竟然达到了80%以上。

由于战争频繁，物资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时间短，使部队的思想极不稳定。这些解放战士一直都没明白：“他们到底为何而战？”

在一些解放战士看来：“国共都是中国人，谁坐天下不是坐天下，干嘛要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些战士弄不明白解放战争的正义性。

还有人认为：“当兵吃粮，吃谁家粮就当谁家的兵。”这些战士存在着浓厚的雇佣兵思想，打起仗来出工不出力。

除此之外，由于西北野战军的物资供应极度困难，少数人害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之事时常发生。有些人贪生怕死，打起仗来畏缩不前。

这些问题不仅解放战士存在，从根据地参军的少数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有点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在二攻榆林之战中，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对此情况，彭德怀非常忧心。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彭德怀这样写道：

“半月攻榆伤亡共计2100余，元大滩1600余（其中八旅五团有百余人被俘）。现在人数，第一纵队一万数百人，三、六纵队人数相等，较蟠龙、青化砭战斗上多。那时一纵不到八千人，唯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挡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半年多激烈战斗中，连、排、班伤亡干部很大，营级也不少，新提拔者，指挥能力弱，对俘虏兵调皮难驾驭，感觉自己孤立，生出害怕心理。”

从历史上看，我们就能得知，一支军队绝不是人越多、战斗力就越强。部队人数扩充，战斗力降低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天平天国初期，区区数万广西太平军就能从广西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到了后期，数十万太平军却奈何不了数千湘军。因此扩军固然重要，整军也非常重要。

因此彭德怀暂停了军事行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军运动，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强部队的斗志和凝聚力。

1947年11月27日，彭德怀巧妙策划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胡宗南已经将主力龟缩在延安、宜川、洛川一带，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而这也为彭德怀的整军提供了空间。

很快，整军运动在彭德怀的亲自掌握之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般整军工作，都是在较为和平时期进行的。而军务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彭德怀却硬是挤出了时间。不仅如此，彭德怀还必须在20天内取得成功。为此，彭德怀精心制定了三大计划：

1.提高阶级觉悟。办法是深入开展诉苦运动和土改纪律教育；

2.轮训各级干部，全体动员，进行民主检查，表扬优点，揭露缺点，总结过去，策划未来。

3.扩大党组织，对于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模范战士，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经全连民主评议，支部通过，上级党委审查，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

对于这次冬季整训，彭德怀决定从思想入手，也就是从诉苦教育入手。

无论是我军还是国军，大多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遭受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加诸的各种痛苦。有的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几辈子给地主做牛做马，到头来房无、地无、家无，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

我军开展诉苦教育，就是为了找出穷根，具体算剥削帐：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为什么地主老财不劳动反而吃得好穿得好？”“国民党军队、衙门、官老爷，为什么都是专门整治穷人的？”

从这些典型案例中，一层层地深入下去，搞清阶级剥削的本质，反动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共同的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何是一家？

彭德怀之所以首先推进诉苦教育，就是为了让解放战士们弄清一点：“他们到底是为何而战？”只有搞清楚这一点，他们打起仗来才有主动性，才会奋不顾身、悍不畏死。

在彭德怀的亲自掌握之下，各种诉苦会召开了。解放战士们有的控诉自己被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后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常被捆绑的痛苦遭遇。指战员们人人大吐苦水，个个控诉旧社会，经常出现一人诉苦全场痛哭的情景。

在西北野战军中，第一纵队385旅开展诉苦运动较早，彭德怀曾亲自去该旅坐镇三天，专门旁听了战士们的诉苦。

有一名战士叫刘四虎，家住绥远丰镇，家里本有12亩地，父亲农忙时候干农活，农闲时期干泥瓦匠，也算自在。谁知同村土豪马地主设下阴谋，假装雇父亲修墙，当天夜晚就推倒。然而他恶人先告状，说刘四虎父亲的手艺有问题，必须赔钱。

刘四虎父亲有理难说，最终赔给马地主8亩好田，还设宴赔礼。四虎爹咽不下这口气，撇下妻儿就上吊了。说到惨处，刘四虎跳脚大哭，全场听众无不动容。

一个名叫于德水的四川籍解放战士也站了出来。他说自己一家五口租种地主的40亩地。后来父亲瞎了，租子还不起，地主就将耕牛拉走，全家人没法过了。于德水小小年纪只好去铁匠铺当学徒，到了过年都拿不到一分钱工钱。结果好不容易到了腊月二十八，于德水被抓了壮丁。几天后，瞎眼父亲来部队里看他，于德水便想找炊事班要一点饭给父亲吃。谁知司务长毫无人性地说：“要吃饭，拿钱来！”但是一个穷士兵，哪有钱给他呢？

说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他边哭边说：“解放军就不一样了，我刚被俘虏过来，就看到军队对来军家属招待很好，回去时买房内坐火车，还给钱！”

这一天，第六纵队的通信员刘德和也来诉苦。他说自己祖孙三代都为地主当长工，爷爷再给地主烧瓦时，因窑顶塌陷，被活活地烧死在窑里。父亲为了埋葬爷爷，向地主借了5斗小米还钱买棺材，可第二年地主却硬逼他还2石小米。他们家拿不出那么多粮食，地主就抢了他的姐姐抵债，因此玷污而被逼疯，妈妈也饮恨自杀。父亲气不过，去和地主讲理，结果被狗腿子打成重伤，吐血死在大路旁。

当刘德和在全营大会上诉说完苦难的家史时，全营指导员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听完战士们的诉苦，彭德怀又悲愤又欣慰。悲愤的，是战士们的悲惨遭遇；欣慰的是，战士们提高了认识。

特别是当他听闻于德水的诉苦，他沉默了许久，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当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和打骂，受双重库，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打翻身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更加坚定了。”

在进行诉苦教育，为战士们打好了思想基础之后，彭德怀立即开展了“三查运动”。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

查阶级，就是揪出部队中的敌伪军官、地富反坏分子以及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最终整个运动揪出了100多名暗藏的敌军官和密谋投敌的奸细分子100多人，撤换了一批恶习不改的兵痞流氓，进一步纯洁了党组织。

查思想，就是看你够不够共产党的标准、干部条件，找出你的缺点和错误。为此彭德怀明确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们检查，营以上干部参加本单位的检查，机关干部下机关检查，发扬民主。

最后就是查斗志，看你作战勇不勇敢，是不是贪生怕死。

经过20天的诉苦和三查运动，战士们终于明白了“苦从何处来，仇向哪里报”，发自内心喊出了“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他们纷纷请战：“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

有了这些精神基础，彭德怀趁热打铁，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人人皆兵，个个都练”。普遍开展官兵互教，新老战士互教，进行技术和战术训练。军事训练要严格，后勤人员要学会打枪。通过练兵，将勇敢和战术、技术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战士们的战斗力。

20天的整军运动结束后，各部队召开团结大会。全军士兵高涨，求战情绪旺盛，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打到蒋管区，解放全中国。

听了彭德怀整军的成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毛泽东将此方法称为“新式整军法”，并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式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又说“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相比之前空前提高了。”

其后，诉苦和三查被推广至全军，成为吸收转化解放战士最好的法宝，让人民军队得到了有效的扩充。

由此可见，彭德怀元帅军政双全，具有独当一面的强大能力。有搭档，他能领好兵；没有搭档，他依然能够将军队的战斗力上升一个层次。彭德怀不仅仅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治军之道、治军之窍不仅对人民军队的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对我军长远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