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日将领最多竞出自他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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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1 总第034期 作者：兰台

武汉会战后，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向日军投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追随日本侵略者迫害自己的同胞。战后也往往被国共两党以“汉奸罪”审判。但历史实情是如何呢？如果对投敌将领人数、所属派系、所属战区进行分析, 却会发现——最多的投敌将领出自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人物门下。那么谁的门下诞生了最多的投敌将领呢？这次《重读抗战》我们就来聊一聊。[详细]

  
  
                  将领投日的缘起于发展       

到了武汉会战前夕，意识到中日战争将长期进行，兵力难以为继的日本军方开始调整方针。

                       
       

武汉会战是日军改变策略之始。

日军逐渐重视策反行动

                                                            

       七七事变之初，日军对于伪正规军的发展方面，除了已建立的伪满军和伪蒙军外，没有再建立的计划。当时，日军提出了“华北五省联省自治”的方案，计划在北平与张家口设立伪政权，配备日本顾问加以监视，以便控制伪政权。不久，日军进入内蒙后，分别于9月4日，10月15日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两者共同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11月27日，成立“河南自治政府”。

       对于这些政权的武装力量，日军的要求是这些伪政权只需要其协助日军警备“作战后地方”即可，因此此时伪军的定位只是地方保安队的水平，它包括地方警察等非正规军在内，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的治安。对于已经投降过来的国民政府杂牌军，只要求他们反对国民党中央，不要加入抗战，并未强迫他们当伪军。可见抗战爆发之初，日军基于速战速决的计划，还未开始大规模的建立伪军的计划，只是利用现成的国民政府军队和地方警察等力量协助保护各地的伪政权而已。

       不过，到了武汉会战前夕，意识到中日战争将长期进行，兵力难以为继的日本军方开始调整方针。1938年7月12日，日本根据“以华制华”的策略，制定出“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中包括“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瓦解敌人的战斗力”，7月19至22日，日本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准备实施策反：

       “一、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加以笼络，使其归顺，并发挥其反蒋反共意识，支持新政权，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

       二、在我占领区内的海港、铁路和水路等交通要冲，以及资源所在地等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军部队；在偏僻地方，则组织中国武装团体，负责确保治安。其兵力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决定。

       三、签订防共军事同盟，在日军的指导下逐步改编军队。”

       自此，日军开始逐步重视对国民政府军队将领的策反工作。

   
        
        
   
            投日将领中冯玉祥西北军出身投日汉奸最多

       令人吃惊的是，在国民政府军队各派系中，一直给国人映像积极抗日的西北军，出汉奸最多。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总数近半。

冯玉祥门下出了最多的投敌将领。

投敌数西北军最多东北军其次

        投敌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在数量上有多少？从来说法不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中列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 认为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 人。另一种说法则根据叶剑英在1944 年6 月22 日发表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提出的统计数据:“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 年开始, 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 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这个数字被广泛引用,《中国抗日大词典》亦采用67 人说,“从1940 年开始, 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 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 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 有中央委员二十人, 高级将领六十七人。”但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投日并非从1942或1940年开始，也就是说其实人数比叶剑英所说67人还多。在这些投降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名的有属于西北军系统的郝鹏举、郑大章、孙良诚，东北军系统的胡毓坤、鲍文樾等等。

       根据对资料的检索, 至少有99 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 年至1945 年间投降敌伪。令人吃惊的是，在国民政府军队各派系中，一直给国人映像积极抗日的西北军，出汉奸最多。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总数近半。包括著名的门致中、石友三、郝鹏举、公秉藩、孙良诚、孙玉田、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等人。在投敌将领中，军衔最高者为上将孙良诚，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北军的投敌人数，是列第二的东北军（11人）的四倍有余。

结合西北军历史上的表现来看，会发现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惯于在各大势力间骑墙，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三姓家奴”，频繁跳槽站队。作为西北军集团的首领的冯玉祥，有“倒戈将军”的绰号。冯一生倒戈有八次，其中比较著名的三次，其一是发动滦州起义，倒清朝；其二是发动北京政变，戏弄了曹锟、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其三是中原大战时，冯不顾与蒋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兵戎相见。在这次中原大战中，由于他的嫡系将领纷纷背叛了他，故而战局每况愈下，冯玉祥被迫下野。

       在他的手下，还有同样深得跳槽精髓的数十位“倒戈将军”，他们有样学样，深得冯玉祥倒戈跳槽的真谛。他们长期追随冯玉祥南征北战，既有骑墙的两面派，也有汉奸卖国贼。

       韩复榘是冯玉祥的爱将，曾在30年代至40年代风光一时，后不顾冯的劝阻投到蒋介石的怀抱，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决。

       前文提到的孙良诚，中原大战冯败时投靠国府，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抗战开始后，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所部万余，投汪精卫。抗日战争结束后，顺势投奔蒋介石。

       冯的部将石友三，同样是三姓家奴。他背叛冯玉祥，投蒋又叛蒋、投张（张学良）又叛张，投日又抗日，骂声不绝。1938年，他又投共再叛共。1940年4月，石友三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后，遂转而投靠日军，做了可耻的汉奸。

       张岚峰在中原大战后随孙连仲被蒋介石收编，其后曾参与到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中失败后，张岚峰对抗日的前途悲观失望，开始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庞炳勋也在中原大战中倒戈背冯投蒋。

       抗战爆发后，庞炳勋也曾在台儿庄保卫战立下战功，但1943年，其所辖的24集团军遭到日军围攻，在汉奸孙殿英的劝说下，也公然投敌，任伪军24集团军总司令。

       郝鹏举同样也是劣迹斑斑，他同西北军很多将领一样，在中原大战之后背冯投蒋。抗战爆发后，郝鹏举也投靠了日伪政权。

       郑大章。在中原大战后投奔张学良。抗战爆发后，于1940年投敌叛国，任汪伪军委委员，中央警卫师长，汪伪中将，后升上将。

       门致中，中原大战后背冯投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第九路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投靠日伪，担任过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晋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在西北军内部，同僚之间因发生龃龉而反目成仇、下级出卖上级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往往对频繁的跳槽站队毫无廉耻之心。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惯于跳槽寻找新靠山，放在谁的手里都不会安心，也难怪一向排挤杂牌的蒋介石对西北军格外的刁难了。

       排在第二东北军的情况要比西北军好不少，1937年后东北军投靠日伪的将领，比西北军少很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张学良精心培养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中的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虽然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要求国民中央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却在抗战爆发不久后纷纷投敌。

       这些少壮派军官有相当多的人曾参与到西安事变的兵变中，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其中以孙铭九最为出名。孙在西安事变前担任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在西安事变时执行了张学良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对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将领意见不一，发生了严重分歧，孙铭九期望以营救张学良的名义夺权，豪言要同国民政府刀兵相见，为此他还杀害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人，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自此东北军再也没有一个能服众的主心骨，偌大的东北军犹如一盘散沙。由于捅的篓子太大，国共两党孙铭九都待不下去了，走投无路的他干脆投向日伪，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接着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在张学良的东北军这些少壮派中，投敌的还有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他投敌后也混了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位置。不过这些东北军的军官级别不高。在东北军中的投敌分子里，高级将领主要有前文提到的鲍文樾、胡毓坤、潘干丞等人。鲍文樾也曾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因西安事变被解职后，在抗战期间被汪伪政权拉拢，出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他辩称投敌是为了反蒋，为张学良报仇，但还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决。胡毓坤在抗战两年后对前途悲观失望，在鲍文樾的游说下投敌叛国。白凤翔在作战中负伤被俘，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

       中央军投敌的的人数也有9人，在投敌的中央军将领里，主动投靠日伪的只有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及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其余周庆祥等5人都是随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后不支投降的，其后不久就逃离日军控制返回国府，情况比较特殊。中央军将领仅占投敌将领总数的8%。

       在各种原因下投敌的军事将领主要为地方“杂牌军”，中央军将领投降较多的只有衡阳一次。针对国民政府军策反的情况，1939年时任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投日的原因

投伪的高级军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私人投伪，另一种是率部投伪，还有一种是作战失利而投伪。

地方军阀以自身利益为中心。

将领投敌的各种原因

       投伪的高级军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私人投伪，另一种是率部投伪，还有一种是作战失利而投伪。为了照顾这些投敌的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颜面，日军往往以“保存对方脸面”的方式拉拢他们，避免他们背上汉奸的骂名。“曲线救国”这一旗号就是保存脸面的方式之一， “曲线救国”首先是张荫梧在1939 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 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 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 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说, 1940年8月, 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 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简言之，曲线救国就是投伪反共，在名义上“暂时牺牲名誉”，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于是投降日伪以保存实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战失利的国民政府军将领，被日军击败俘虏后常有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而投降或者被周边的军事、政治形势所迫而投降的。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主要依靠正面防御。武汉失守以后, 蒋介石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 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 派遣部队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至民国二十八年, 军事委员会核定编成之游击队, 超过二十八万人”。在游击战过程中，蒋介石仍以限制非嫡系部队的初衷, 再加上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错误, 故冀察、鲁苏两战区日益削弱, 成了盛产投敌将领的重灾区。

        1939 年1 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 下辖“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新五军(孙殿英部) , 河北民军约相当于三个步兵师”。之后, 蒋介石将残破的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调入冀察战区。同年1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于学忠、韩德勤为鲁苏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除原在鲁南之五十七军(缪澄流部) 及苏北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外, 另增加第五十一军(牟中珩部) , 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 , 共七个师, 约十万人。此外则为地方保安部队, 计有一个师、二十四个保安旅、一个税警总队, 共约十五万人”。冀察、鲁苏这两个游击战区的兵力配置, 除了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外, 其余都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余部以及地方上的各类杂色武装。这些非嫡系部队深知“中央”是在蓄意牺牲自己,对“中央”的歧视与压迫非常不满。他们与同一战区的国民政府嫡系军队相互猜疑, 甚至故意把战火引向并肩作战的友军。

       因此从1942 年至1943年,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部投敌。1943 年春, 日军进攻太行山游击区, 国民政府军依托阵地作战, 不久就陷入绝境。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 名高级将领投敌。

       除此之外，还有些国军将领是在日军和新四军等共同的打击下，为了求生存而投敌，或因为夹在国共军事冲突和日军紧逼下，部分战败的国民政府军为了反共，往往与反共的地方武装一道投向日伪。据华北政务局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的编纂的《国共相克》的说法，有如下的描述：

       “渝方治下游击战区内之中共八路军，对蒋系游击队不断侵凌与敌视，蒋系军亦时时欲将八路驱逐与消灭。八路军由于自身势力膨胀，实力日大，蒋系渝军大受威胁，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等悉因而遭危害，因而蒋系军队投向和平阵营者日众。”

国民政府方面提倡“曲线救国”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1941年山东省胶东地区办理军校招生的事宜的少将参议林建五就公开说，“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投伪有话说，不论时局如何变化都有出路。不能让匪党吃，道理很简单，赤化了就要亡党么！”

       此外，抗战时期一些非中央军嫡系出身的将领，时常感到自己被黄埔嫡系歧视和压迫，或因为与其他国军将领的冲突与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向日伪。如东北军系统的胡毓坤、鲍文樾等，都是在国民政府没有兵权，不得志或支持汪伪政权的对日和平政策而投敌。伪闽粤边绥靖总司令黄大伟原是跟随陈炯明叛变的失意军人，汪伪的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天木原是军统的高级干部，因军统内部人事斗争失意而投伪。原属西北军系统的郝鹏举，也因为得罪胡宗南，担心自己受到杀身之祸而投奔汪政权，成为抗战末期掌握徐州地区军事力量的伪军集团将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属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为内部的人事侵轧而投敌。

       国民政府军内的派系侵轧严重，苏北部分国军投降日伪就有此原因。李宗仁支持的李明扬与李长江部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关系不睦又有利益冲突，因而被韩排挤，1941年3月，李长江率部投敌。原属川军刘湘部的第144师，在国民政府更换部队主官，安插非川军系的人员时大为不满，顾祝同想方设法对其整编，于是144师师长张昌德在日伪方面的开出的优厚条件下投敌。出身西北军的孙良诚部的投敌，也同汤恩伯对其杯水车薪的援助，甚至加以吞并有关。他的投敌既同中共的冲突不断有关，也有自保的考虑和不满国民政府嫡系刁难的原因。类似孙良诚一般，由于日军的进逼，国民政府嫡系部队的压迫或内部冲突的而投敌的，可说是不胜枚举。

       此外，还有希冀通过投靠日军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势力或打击自己的对手而投敌者。他们在国、共、日的权力真空地带，希望不受三者的控制，通过借日军的手清除异己，独树一帜。这一类人的代表，是张岚峰，他同样出自西北军门下。抗战时，他在家乡组织地方武力，希望在这一国、共、日的缓冲区，发展成独霸豫东一方的势力。

       对于这些投敌的高级将领而言，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也不过是出于自保的私心。对民国时的地方军将领而言，有枪才是草头王，军队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敌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武器和粮饷的补充，增强自己的实力。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从投敌的高级将领的构成来看，最多的投敌将领来自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投靠日伪虽然是违背民族立场的行为，但若与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衡量孰轻孰重，在理想与现实面前，选择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仍然是大多数，这也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