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之：隙衡进牵

华忠

毛泽东军事思想之：隙衡进牵                                                 

2024-06-21 19:59                                       

发布于：广东省

联军法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在战局层面运用盟军和己军力量形成相互配合的掎角之势，以分散敌军，聚合己方的作战效能。
孙武的联军法思想是融于联合法之中，强调“衢地合交”，即通过联合盟军力量以成掎角之势，分散敌军力量，聚合己力量。同孙武一样，毛泽东也没有关于联军法的专门论述，但其联军法思想却比孙武的联军法思想要丰富得多。毛泽东联军法思想主要散见于各种相关论著和电报文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军事统一战线，外线配合，总体上可称为“隙衡进牵”。
“隙衡进牵”是指，在缺乏盟友、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下，利用敌勾心斗角、有隙可乘的时机，发挥己方政治坚定统一的优势，以坚强的军事斗争和灵活的统一战线争取盟友，以强势出击吸引牵制敌军，实现分化敌方力量和增强己方力量的协调统一，推动战争整体有利态势向己方转变。

一、乘隙而衡
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超越时代的战争，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基本上没有盟友。国民党内部虽然派系林立，存在中央军、桂军、粤军、滇军、黔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等派系的差别，但在对待红军上，这些新军阀基本上都是“团结一致”地进行打压。因此，毛泽东在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嫌隙，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与各路新军阀展开“不打不相识”式的军事斗争，逼着他们与红军“和平相处”，实现以斗争求合作，以合作分敌力。最典型的就是与东北军的“结盟”。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奉蒋介石命令赴西北“剿灭”红军，先后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场战役中被红军打得大败。在给予东北军重大打击后，红军适时与东北军展开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在中共硬攻、软说双管齐下的作用下，张学良、杨虎城逐步转变成为红军的盟友。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策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与中国共产党一起“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共产党争取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大盟友。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与国民党是盟友关系而完全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与国民党军队相互配合，协同抗击日本军队。国民党军负责正面作战，强力阻挡日本人的进攻；共产党军进行敌后游击，破坏日军在占领区的统治，削弱其战争潜力。两大盟友携手推动，形成了强大的掎角之势，彻底打破了日本人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
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异常情况。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多次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以斗争求得了合作的巩固。正是由于共产党以斗争求合盟，才粉碎了蒋介石借日本人的手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才促成了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

二、外线进牵
当己方力量被敌攻击，迅速组织其他力量前来驰援是很多将领的基本做法。这种做法注重将自己的力量形成合力，而没有考虑如何去分散敌人。因此，这种做法只是联合法层面的战法，而不是联军法层面的战法。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绝大多数时期都处于战略上的绝对劣势。面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很少采用迅速驰援以增强合力的战法，而是高度重视运用外线强势突击以牵制分散敌人的战法，内线的坚持与外线的强突构成了有力的掎角之势，是典型的联军法战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分散建立的各个根据地经常处于敌重兵围攻之下。为了打破敌对某一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共产党军队的领导者们利用各根据地“星星之火”分布的特点，以其他根据地或本根据地的重兵或部分力量主动出击、强势突击，吸引和牵制敌军力量，配合受围攻的根据地军队打破敌“围剿”。1931年5月，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鄂豫皖红四军冒着全军覆灭的风险，毅然挥师南下，策应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以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
1933年9月至11月，湘鄂赣红16师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地区，后改向袁水下游进攻，威胁樟树、南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整编后，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个师在敌后分别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各部队除了以游击战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外，各根据地之间经常以各种攻击性行动进行配合，粉碎日军的围绕、扫荡。1937年12月，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反日军围攻作战，120师和129师各一部，分别对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回援其交通线。

1938年2月，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晋察冀军区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之敌出击，有力牵制了敌军行动，达到了援助友军的目的。1938年4月至10月，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深入冀鲁平原，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根据地，使山区根据地与平原根据地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发展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援平原，两者相辅相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这类不同战区的相互配合行动更多。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将这一招用到了极致。1946年6月，鉴于中原我军处于敌重兵包围，部队实施中原突围，并在鄂豫、川陕甘地区机动作战和创建根据地，进行了十个月的战略坚持，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华北和华中解放军主力作战。期间，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敌兵力围攻我中原突围部队之机，于8月中旬打到外线去，突然向陇海路兰封、黄口段沿线之敌发起攻击，迫使敌从追击中原我军的部队中抽调力量回防。1947年，面对胡宗南20万大军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率部分力量在陕北与敌进行周旋，并没有召集力量到陕北来解围，而是“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
6月，刘邓大军12万人，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兼程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谢兵团、华东野战军呈“品”字形展开，形成强大的掎角之势，彻底扭转了中原战场的态势。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又准备采取这一策略，拟派粟裕指挥一支部队打过长江，向国民党区纵深的原中共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前进，再次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后来因粟裕的建言而改为直接在淮海地区大规模歼敌而作罢。
除了在战略防御时的强突配合，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两场战役间的配合。在淮海战役期间，为了不使平津战役之敌从海上逃走，毛泽东命令淮海战役不急着进攻。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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