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一“特务”落网，招供内容惊动中央，他有何特殊身份？

华忠

1955年上海一“特务”落网，招供内容惊动中央，他有何特殊身份？                                                       2024-07-01 14:11                                        

发布于：天津市
   
    上世纪，为了便于搜集、传递敌人的情报，有很多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敌人内部。
绝大部分时间，他们跟我党的联系非常隐秘，知道其身份的人屈指可数，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过，这也有弊端，比如容易产生误会。
1955年，一位六十多岁的推拿大夫，被上海的同志误以为是国民党特务而遭到抓捕。
他连忙说出真实身份让审问室的成员去核实，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他的招供内容，引起了中央的震惊和高度重视
当结果传回上海，在场的人也很意外，眼前这位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人，居然跟毛主席还有关系！

那么他到底是谁，跟毛主席之间又存在什么联系呢？
推拿大夫与毛主席的瓜葛
其实，这位推拿大夫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曾经的园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党很多领导同志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如此一来，他们的孩子成为了孤儿，需要人抚养。
或者因为党内合作，让他们身份暴露，不得不在外面隐蔽，孩子无人看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我党第一所家属幼儿园——大同幼稚园在上海诞生。
这所有着特殊任务的幼稚园，组织精心挑选的第一任园长就是董健吾。

为了保护幼稚园的安全，他到处想办法求得国民党高层的庇护。
几经波折，他终于找到了宋庆龄为大同幼稚园题写匾额，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如此才让其能在国民党眼皮下，安全养育我党领导人的孩子。
同年11月，杨开慧在识字岭英勇就义。但她和毛主席的三个孩子，被敌人紧紧盯着。他们妄图抓了毛岸英等人后，要挟毛主席。
此时，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在上海工作，得知了消息后，立马冒险回湖南，将三个孩子接到了身边。
毛泽民的家庭条件不富裕，加上孩子多，容易暴露。
无奈之下，他只能联系组织，希望能妥善安排三个孩子。
经过一番思考，组织决定把他们送去大同幼稚园，跟其他党员子女一起生活、学习。
1931年春天，毛泽民牵着毛岸英、毛岸青、毛安龙来到南昌路48号，见到了董健吾。

他没有告诉对方三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只是说他们是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没了”，才来投奔自己。
可是，作为一个报社小职员，他自己都无法在乱世中活下去，更别说养活孩子们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孩子们交给幼稚园。
事实上，董健吾早就知道这是革命战友的孩子，但不能直接说出来。
他只能微笑着说：
“您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会尽其所能照顾孩子的。”
“这是老大杨永福、老二杨永寿，最小的这个叫杨永泰。他们都是好孩子，是非常听话的。”
毛泽民如此说道。

董建吾清楚这些是假名，没有细问他们都是谁的孩子，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就这样，三个孩子进入了大同幼稚园生活。
除了他们外，园中还有其他党内领导人的孩子，包括彭湃的儿子彭干仁、蔡和森的女儿蔡转等。
每一个孩子的身份都很重要，但凡暴露一个，将会对党内高层人员产生严重威胁。
董健吾也明白这一点，尽心尽力地看护他们，使其可以隐藏身份，在全国白色恐怖中活下来。
不仅如此，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多为我党干部的家属，把全部的爱倾注在他们身上，让孩子能茁壮成长。
在这里，小的孩子要学习饮食起居，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大一些的孩子则要去上文化课，接受教育。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老师们会带着“小萝卜头们”去附近公园里面晒太阳、玩游戏。
特别是对失去亲人的遗孤来说，大同幼稚园像一个大家庭，像长辈一样的老师们和一堆同龄人，很好地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
可在1932年初，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了。紧接着，幼稚园一位老师桂荷英突然不知所踪。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组织立即下令解散幼稚园，重新安置园中的孩子们。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组织安排来到了董健吾家。
此时，他才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毛主席的儿子。
又过了几年在董健吾的牵线下，从张学良手中得到了一笔经费，乘机将毛岸英等人送去苏联学习，彻底避开了国民党的追捕。

为什么他能在全国严密的“清党”运动中，可以安置好党员的孩子？
因为他明面上的身份是一名牧师，该职业在民国的社会地位很高。
加上基督教重视生命，在民国建立幼稚园的事情比较常见，如此我党才敢将这个重任托付于他。
他本人，原来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意外入党的神甫
董健吾出生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中，家里有很浓厚的基督教氛围。
身为家里第四代信徒的他，从小对基督教有极大兴趣，通过努力考入了一所基督教中学。

24岁那年，他考上了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的神学专业。
期间，董健吾的聪慧和对基督教的信奉赢得了学校众多老师的赏识，多次在课堂上表扬他。
他虽然是一名信徒，但同时是名关系国家命运的爱国人士。
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时，全国各地各阶层都在举行罢工、罢市、罢学的爱国运动，要求北洋政府放弃内斗，一心强国。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本应该保持沉默，董健吾却在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违反了教学学校规定，在学校的多次约谈后，他选择离开圣约翰大学。
退学之后，凭借着出彩的简历，他被安排去一所中学当校长。
按照相关规定，校长必须是国民党成员才能担任，所以董健吾只能当场加入了国民党。
当时普通百姓对政党没有什么深刻认识，便都以为这些都救国的政党。
董健吾对国共两党均有了解，但不深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中，想着加入国民党与我党没差别，才会这么做。

在他担任校长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大肆残害我党成员。
他痛恨国民党的出尔反尔，开始秘密帮助我党的同志脱离追捕，对国民党的行事风格越发不满。
其行为被“有心人”报告给了国民党高层，他的处境很危险。
董健吾很清楚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行事原则，所以国民党很可能将自己直接定义为叛徒，然后下令处决。
他在思考自己要怎么办的时候，一个老同学敲响了门。
对方是我党早期成员，浦化人。
其实，我党一直密切关注董健吾，知道他的遭遇后马上安排浦化人，帮助他逃到西北军冯玉祥的队伍里。
选择冯玉祥，除了因为他能不受制于蒋介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及其妻子是有名的基督教信徒。
而董健吾的神学知识做一名牧师绰绰有余，自然能受到信徒的帮助。

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他得以进一步了解我党纲领和对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忠诚，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好景不长，他的藏身之处被蒋介石发现了，遭到通缉。
冯玉祥及时把蒋介石的命令给董健吾看，称自己做不到收押他。
不过，冯玉祥也表示自己有难处，毕竟蒋介石是其上司，不能不听上级的命令。
董健吾没有抱怨冯玉祥，反而很感激对方收留自己，没有把他送到蒋介石那里邀功。
他不想对方为难，向冯玉祥表达了谢意之后，带着对方给的两条“小黄鱼”连夜离开了。
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回到了家乡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待董健吾回家之后，鉴于其牧师身份，党组织安排他在上海跟着陈赓从事地下工作。
自此，一名牧师的特工之路，正式开启。

国际大都市下进行的特科工作
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这里鱼龙混杂，遍布形形色色的人。
董健吾这次选择公开的身份是基督教牧师，与他本人的家境和经历更为贴合。
除此之外，该身份也方便他打入敌人内部，打探消息。
上海很多国民党高层是基督教徒，因此，董健吾利用曾在圣约翰大学学习的便利，多次找到校友前线，再以牧师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和教会活动。
在这些场合之中，他近距离接触权贵大家族，获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然后在圣彼德堂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时，悄悄传递给我党的地下同志。

1929年，一名叫白鑫的地下工作人员，扛不住国民党的糖衣炮弹，选择了叛变。
8月24日下午，不知情的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照常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召开会议，总结和安排工作。
可没想到的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早就跟国民党成员联系好了，就等着今天一举拿下军委高层。
因此，会议进行到一半，国民党的一大群特务冲了进来，彭湃、杨殷等同志不幸入狱。而叛徒白鑫知道我党不会放过他，悄悄躲了起来。
白鑫知道我党的行事风格，一方面他让国民党宣布自己即将前往南京的假消息，妄图转移我党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在着手安排出国前往意大利的行程。
我党看清了他放出的烟雾弹，却不能知道白鑫的详细居住地和确切的离开时间。
因为白鑫对我党绝大部分成员都很熟悉，于是潘汉年想到了身份保密、只和自己保持单线联系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他找到董健吾，让其打听白鑫的下落，为组织除掉叛徒提供条件。
董健吾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白鑫的藏身地附近反复排查，才确定了他的具体楼栋和周围布防情况。
紧接着，他将关于白鑫的准确信息交给了中央特科和红队。陈赓等人于11月11日，展开铲除行动。
这次行动非常顺利，将这位臭名昭著的叛党成员最后绳之以法，击毙在他的公寓里面。
除了在刺探情报和保护党员遗孤以外，董健吾还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承担过为两党牵线搭桥的任务。
1936年初，国民党面对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产生过一丝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
但该派谁出面传递消息呢？宋美龄想到自己姐姐宋庆龄肯定有合适的人选。

宋庆龄知道找一个与国共双方都有联系的人不容易，思来想去，认为董健吾很合适。因为他和两党的高层都有接触，又有保护身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因此，宋庆龄将这封关乎国家命运的信件交给了董建吾，并嘱咐他一定要带到陕甘宁边区。
拿到书信后，董健吾只觉着它仿佛有千斤重，很明白这个任务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为了国家、民族，他没有推脱，立马坐上了前往陕西的火车，想着尽快将信件交到我党领导人手中。
此时西北地区正值寒冬，恶劣的大雪天气让铁路和公路都被阻断，他只能选择其他路线去延安。
最后董，健吾联系上了正在西安的张学良，向其说明了去红区的目的。
张学良听完，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将他送到陕甘宁边区。
这封来自国民党高层的信件最终通过了层层阻隔，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南来到了西北。
虽然国民党方面又反悔不想和我党合作，可正是这封信件，让我党看到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继续坚持这一计划。
可当董健吾完成这次任务从陕甘宁边区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发现潘汉年突然失去音讯，导致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吃了很多苦头。
抗战胜利后，他一边靠推拿赚钱，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一边秘密打听组织的消息。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相关工作人员顺势查到了董健吾头上。
他们发现董健吾不仅和“反革命”潘汉年有联系，还曾与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触，误以为他也是反动派。
所以，他们依法抓捕了董健吾。
审讯时，他阐明了自己的身份。工作人员一听，觉得他似乎没有撒谎，为防止冤枉一个好人，上海政府将此事汇报给中央。
中央得知后，十分震惊，立马安排人手去调查董健吾所说的是真是假。
经调查和陈赓等人作证，他的确是我党的一名特工，中央下令将其释放，并给他安排了工作。
1970年底，这位在隐蔽战线战斗多年同志，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