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信干将到对台唱戏，幡然醒悟的陈昌浩，怎样与张国焘决裂？

华忠

从亲信干将到对台唱戏，幡然醒悟的陈昌浩，怎样与张国焘决裂？                                                           2024-08-09 16:32                                      

发布于：天津市

           陈昌浩与张国焘共事以来，始终惟其马首是瞻，对张国焘的大政方针奉行不渝。无论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在川陕苏区，无论是搞“肃反”，还是推行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陈昌浩多数时候都站在张国焘一边。甚至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时，陈昌浩也曾给予过支持，一度丧失了党性和原则性。
但谁能想到，一向奉张国焘话语为金科玉律的陈昌浩，在幡然醒悟后公然与其唱了对台戏，向张国焘摊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陈昌浩的行为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受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陈昌浩又任总政委。
每遇大事，因为陈昌浩常常站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党政军“三驾马车”事实上变成了“二人转”，徐向前只能被迫执行，这也让其苦不堪言。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看到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巨大，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兵强马壮，野心开始急剧膨胀，不断伸手向中央要权。为安抚张国焘，中央只能在不放弃大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
此时，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成为了中革军委常委和前敌总政委。
很快，中央和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爆发了路线之争。危急关头，党中央不得不带着红一、红三军团先期北上。至此，红一、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部分一方面军同志，也只能随着左路军一起南下。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挂出了其“临时中央”的牌子，张国焘也当上了“临时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其个人权势就此达到了顶峰。
卓木碉会议前，陈昌浩虽然也对党中央提前北上、不告而辞颇有微词，但看到张国焘在会上公然分裂党和红军，也没转过劲来，目瞪口呆，一动不动。
陈昌浩仿佛清醒了一般，开始意识到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张国焘示意陈昌浩表态，希望这位老搭档带头支持，没想到陈昌浩却保持了缄默，一言不发。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在回忆中强调：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张国焘的秘书，后任红三十军政委）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
虽然张国焘对下封锁消息，还恶意煽动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不满情绪，但红四方面军毕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将士们对中央有着绝对忠诚的信仰。对这莫名其妙的“临时中央”，大家疑窦丛生。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问陈昌浩：
“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呢？一国不能有二主嘛！”
陈昌浩只能是无言以对。

张国焘一意孤行南下，经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一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部队死伤近万人，这一仗成为红四方面军由盛而衰的历史拐点。部队在休整时又遭到严寒、饥饿和土匪武装的侵袭，总兵力从八万人锐减至四万人，张国焘的“寒冬”彻底到来了。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再加上共产国际特使张浩带来的高层指示，张国焘迫于形势和压力，只能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7月初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不情不愿地踏上了北上的路程。到8月下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控制了甘南及陕甘边地区，就地补充给养，准备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经过南下后几番挫折，只有向北才是出路，这已经成了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心声。但张国焘却主张向西、反对向北，其症结在于害怕去陕北与党中央会合，担心要交出兵权、开除党籍、遭到严肃追究，许多同志劝他解除这个顾虑。但他还是畏惧害怕，他想利用自己的余威，妄图拒绝中央命令，执意要求部队向西进军。
在这个问题上，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的意见截然不同。朱德提议红四方面军不在甘南停留，要越过西（安）兰（州）大道，到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师。陈昌浩赞同朱德的想法。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波折，特别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前后的政治风浪，使陈昌浩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决心改正错误。
张国焘还是想往西去，他说：“大家总提东进抗日。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力量就是再扩大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
只要不北上，只要可以避免以“戴罪之身”去陕北，张国焘就能找出无数条理由。

为协调两军行动，红二、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组成了西北局。西北局会议研究决定部队向北行动，但张国焘几次三番试图改变这一集体决策。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开了三天，也吵了三天。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把这场风波定义为陈昌浩以一己之见，推翻多数人的观点。但事实上，是张国焘自己与西北局多数干部之间的争吵。
会上，张国焘的无理要求遭到众人拒绝，为此他甚至闹起了情绪，叫嚣红军总政委他也不干了。这次，就连老实忠厚的朱德也没有再给张国焘台阶，朱德说：“他不干，我干。”一番唇枪舌剑后，张国焘见拧不过众人，不得不勉强表态少数服从多数。
会后，张国焘思来想去，再次变卦，甚至调动军队准备强行实施他的西进方案。
得到消息，陈昌浩对朱德、刘伯承表示，北上的决定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反对而胎死腹中。他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严令部队停止向西。
一直以来，张国焘的绝对权威是不容质疑和挑战的，但在这场风波里，昔日的亲信干将陈昌浩却坚决站在中央一边。这个打击和惊愕，是张国焘意料不到的。
看到陈昌浩如此，张国焘不得不放下身段，主动上门，找陈昌浩做工作，为西进找了种种牵强的理由。陈昌浩针对张国焘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必须去（北上）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继续分裂对中国革命不利。”
张国焘担心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严肃处理，悲从心来，泪如雨下。看到张国焘这样，陈昌浩心里十分反感，他说：
“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用的。”

岷州会议，张国焘遭到孤立，但是他不是个服输的人，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直接去往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试图干扰部队北上的行动。
在甘肃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当着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等人的面，张国焘大打感情牌，边说边哭，将岷州会议的争执曲解为陈昌浩企图取而代之的夺权行为。张国焘放言：“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昌浩的。”
一番连蒙带骗，张国焘一度博得了众人的同情。可见，张国焘不但是个野心家，还是个善于说谎话的骗子。
见张国焘又要推翻岷州会议的决议，朱德同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一起连夜赶往漳县前敌指挥部。由于张国焘的欺瞒，前线部队误以为陈昌浩要夺权，朱德、傅钟等人力争无效。
部队随即向西开进，但这下捅了马蜂窝，基层干部战士早就受不了这样没头苍蝇似的乱走，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往西，大家议论纷纷：“不是又让过草地吧，可不能再来第四次了”、“日本鬼子在东面、北面，往西走抗谁去？”
见部队怨声四起，9月27日，张国焘下令在洮州开会，大谈西进的好处。此时，已经了解了岷州会议来龙去脉的四方面军干部们，众口一词，质疑张国焘的决定。
陈昌浩带头发言，强烈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说：
“从地图上看，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会增多，部队怎么带？”
总指挥徐向前话不多，却一言九鼎，分量最重：“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其他众人发言也都一致强调要按中央命令行事。张国焘陷入空前的孤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人心丧失如此，张国焘已经彻底失败了。
洮州会议决定遵照中央命令和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指战员意愿，迅速北上，陈昌浩也终于眉头舒展。几十年后，李先念在回忆此事时还提及陈昌浩当时的喜悦溢于言表：
陈昌浩再见到我们可得意啦，一进门就说：先念呀，杀个鸡吃吧！又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了，我们统一了！
前后半个月曲折反复的甘南风波，是西进与北上两个战略方针的争论。红四方面军遵照中央命令北上，从此走上了一条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风波至此终于告一段落。1936年10月10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到达陕北后，中央并没有打算斗争张国焘。对他的错误，毛主席说：
“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
但张国焘死不认错的态度却引起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愤慨与批评，最后张国焘彻底走上了一条叛党出逃的不归路。

陈昌浩原本是一个“书生”，他的早期革命经历十分单纯，这从他曾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就可以看出。比起陈昌浩，张国焘既成熟，又有手腕，所以陈昌浩对张国焘十分服膺，化身其铁杆支持者，全心全意地推动张国焘的政策，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主观能动性，给党的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
在最后的大是大非关头，陈昌浩及时止损，与张国焘“闹掰”，在他的影响下四方面军众人与张国焘离心离德，这对四方面军后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此，陈昌浩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李先念称赞：“
陈昌浩在甘南是起了作用的！
”
陈昌浩对张国焘的追随，成为他心理上久久无法挥去的沉重包袱，让他头上时刻有个“紧箍咒”，以致后期的陈昌浩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一点在西路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之一就是盲目、僵化、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不敢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临机做出决断，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利的命运。对此，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里专门有过评述。
陈昌浩从一位张国焘的铁杆支持者，到改正错误，紧跟中央，这点应予肯定，这也恰恰反映了陈昌浩乃至很多四方面军干部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与昔日红四方面军老战友聚会时，陈昌浩为此多次表达悔过，并为自己的错误道歉。知错就改，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