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谁对文学贡献最高？

兰天

从历史来看，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谁对文学贡献最高？                                                                    2024-10-20 12:15                                        

发布于：天津市
   
一，四个人的出场顺序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二，四个人的关系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
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
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
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
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
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
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
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
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
三，四个人的成就
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
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
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