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在毛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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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侄女：在毛家吃饭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2009年9月6日，北京南礼士路，周海滨访问周秉德。罗先明/摄

*这是百家周海滨——《国家之子：我如何访问红二代》系列的第四篇分享文章。周秉德|口述  周海滨|整理

▊周秉德简介

1937年4月生于哈尔滨，祖籍浙江绍兴。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历任于北京朝阳区委、西安市工业局、0六一基地、北京外贸总公司。1988年任华声报社、中国新闻社副社长。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并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黄埔同学会宣传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著有《我的伯父周恩来》、《亲情西花厅》，编著《追忆祖父沈钧儒》。

▊“好好学习 毛泽东”

1949年，我随父亲进了北京。那一年，我12岁。从此，我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长达15年的生活。      

    1937年，我出生在哈尔滨，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父亲周恩寿（字同宇）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在天津，父亲做一些包括物资流通在内的党的外围工作，主要是为解放区提供药品、装备等物资。1949年6月，他带着家人从天津来到了北京。 中南海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伯伯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伯伯亲热的把我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过些天才回来。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七妈从上海回来后，我张口就喊“大娘”。七妈一听，马上就说：“不要喊我大娘，喊我‘七妈’就可以了。” 由于伯伯在众兄弟中排行老七，所以七妈不让我喊“大娘”。但是，我把“七妈”听成了“亲妈”，于是便喊了多年“亲妈”，直到第一次给七妈写信，依旧习惯写上“亲妈”，七妈一看马上纠正：“你叫我亲妈当然好啊，但是你妈妈怎么办呢?还是管我叫七妈吧。”

同样让我终身难忘的是，与毛主席做起了邻居。

    一进入中南海，我们就和毛主席成了邻居。记得小时候，我们一拨的小姑娘会和毛主席有一些接触。他平时的工作非常忙，我们偶尔凑凑热闹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那时娇娇还没有学名。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在与毛主席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我并没有觉得拘束，反倒对他爱吃什么菜了解的一清二楚。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在餐桌上，毛主席夹起苦瓜对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也就干不成革命”。

    除了吃饭，毛主席还给我签过字。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这一点从给我签字这点小事上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小学临近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来作纪念。当时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只见毛主席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 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从丰泽园搬到了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小伙伴们，也很少看见毛泽东。在伯伯家，我一直住到1964年，结婚成家了，也就搬出了中南海。

▊周恩来：对我弟弟工作安排，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伯伯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他并没有疏于对亲属的约束，对亲人的要求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

    初到北京，我身边仅带着两条小裙子，工作人员就带着我上街买了两身衣裤，一套是斜纹布的蓝色小衣服，一套是卡其布的黄色小衣服。我没想到的是，伯伯为此生气了。

伯伯问我， “新衣服哪来的?”

“这是叔叔带我去做的。”

我说。“哦。”伯伯没有再问下去。

几天后，我换上另一件裙子，伯伯问：“怎么又一身?”“

还是那次叔叔带我去做的，两身啊，要换洗。”

“浪费。”伯伯显得有些生气。

伯伯为两身衣服生气了，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伯伯生气是因为“那时候是配给制，他亲属来了之后的吃穿都由公家管，所以他说浪费。”

    伯伯饮食通常是很简朴的，基本上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我们这些孩子去吃食堂。有时与伯父伯母一起吃，他们也就会加一个菜，而且是这顿吃剩下的菜，下顿能吃的话还要继续吃。

    在我的记忆里，从儿时的生活起居到父亲的工作安排，处处感受到伯伯的以身作则。我父亲过去是在天津工作，来到北京需要安排新的工作，伯伯说工作不能由他来安排，应该到华北大学去参加正式的学习，进而了解党的政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然后看学习情况再按照规定安排。

    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不能够因为我父亲是总理的弟弟就得到任何的特殊照顾。伯伯是用自己实际行为，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和反对特权思想的原则的。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当时我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只有2间平房20多平米见方，六个儿女住在里面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因为我先来北京，全家搬来后，房子小，伯伯就说把大一点的孩子也接到西花厅来，于是秉钧、秉宜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中南海。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住一间屋子里。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这样,三个孩子，周一至周五在干部子弟班住校。周六回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团聚，周日白天回家去看父母，下午或晚上就回学校住。周六要回伯伯家，我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要倒车。

    有一次，我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我就跟七妈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还有一次，我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伯看见后批评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

    七妈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虽然一周有一天在伯伯家，但是我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我过来的时候伯伯基本上没有时间，总是匆匆忙忙的做事情，但是却经常告诉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特权，而且要求我们不要到外面讲和他之间的关系。

▊周恩寿(1904～1985) 简介
    周恩来的小弟弟，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同宇，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1918年14岁时随父与长兄恩来，先后在沈阳、天津求学。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天津参加革命话动，同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觉悟社交通员。1925年受党委派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6年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缉。


    1928年初，在上海辞别长兄恩来往吉林读书，对外称同宇，脱离中共的组织关系。他只身前往吉林伯父处，任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同年5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经大连遭日本水警盘查，被迫折返吉林。周同宇随机应变掩护长兄嫂，并陪同往哈尔滨脱险。其后，在吉林、太原、天津等地从事税务、禁烟、证券等事宜。


    1946年3月在北平与长兄恩来见面，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周恩来嘱李克农、赖祖烈交其一笔资金，到天津做生意，为当地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和医药。1947年9月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12月被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曾是恩来化学老师)和常策欧(是恩来的南开同学)保释出狱。1949年到北平与长兄恩来见面，由兄嫂介绍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毕业后分配任北京钢铁工业局科长，后调任冶金部视察员，华北钢铁工业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总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站长、仓库管理科科长。1959年调任内务部专员。1963年因胃溃疡病重退休。次年稍愈，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期间被捕入狱。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平反并恢复名誉。1980年起被特邀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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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夹起苦瓜对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也就干不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