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革命的卓越军事指挥家与战略思想家

华忠

周恩来：中国革命的卓越军事指挥家与战略思想家                                                                               
2025-02-15 13:30                                        发布于：天津市
   
        在中国革命的辉煌历程中，周恩来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军事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他长时间的军事工作经历，更在于他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背后有着众多杰出的领导人共同努力的身影。其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同时也特别提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这三位同志的重要贡献。他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遵义会议可能无法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而在这三位中，周恩来所担任的军事指挥工作最为持久和深入。

早在1924年，周恩来从莫斯科学成归来，就积极投身于军事部门的工作，历任多个重要职务。他在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部、军委等核心部门都有过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创，此时部队的实际指挥权已经转移到周恩来手中。这也标志着他军事指挥才能的进一步凸显。
然而，周恩来的贡献不仅限于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他从城市到农村、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探索和磨砺所得到的。这种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形势，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战略战术。
总的来说，周恩来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战略思想家。他在长期的军事工作和革命实践中，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形成了深刻而独特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和才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他也为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遵义会议的历史殿堂里，静静地悬挂着八位参与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的肖像。回溯到1931年9月的下半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重大决策。仅仅三个月后，周恩来踏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肩负起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重任，与毛泽东、朱德等人并肩作战。
在之前的四年里，周恩来在充满风险的白区坚持地下斗争，其间还曾两度赴苏联。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农村地区的了解相对有限，对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理念也知之不深。然而，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周恩来的观念转变，他开始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
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不得不面对如何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的策略。但在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毛泽东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对于主持战争的热爱。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尽管斗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甚至提出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剥夺其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坚决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前线。

尽管毛泽东最终返回了后方，但周恩来对他的尊重从未改变。在毛泽东离开后，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总司令，而周恩来则取代毛泽东成为总政治委员。在那段时间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朱德的影响力变得有限。甚至在决定红军长征这样重大的事务中，朱德也没有参与决策。
这样的局面使得红军陷入困境，因此在军事策略上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之后，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是否能明智地做出“让贤”的决策，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宁都会议后的一系列战事不顺，周恩来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解。同时，他也深切感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对李德等人的不满。

他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急需毛泽东这样的“帅才”。这也可能是他主持召开通道会议等后续决策的重要原因。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能力。在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周恩来强调，为了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党需要一位熟悉农村革命环境、并擅长指挥军事的领袖。他自谦地表示，尽管自己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仍感觉有所欠缺。同样，博古虽然才华横溢，但在军事方面并不擅长。因此，他们二人更适合做具体业务，而不适合担任党的领袖。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全面的人才。他擅长农民运动，通过井冈山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经验。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才能使得他非常适合领导当前的战争，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帅才。尽管在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暂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红军仍需要他的智慧和领导力。从长征开始，周恩来就一直努力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因为他深信毛泽东的才能能够带领红军走出困境。

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书记”的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掌握军权，谁能领导军队取得胜利。只有那些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这一观点体现了周恩来对于军事领导力和党的领导的深刻理解。
长征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人士对长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进行研究。其中，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尽管该书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迪克·威尔逊后来所著的《周恩来传》在中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对于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过程。
在《周恩来传》中，作者指出红军当时需要的领导应该具备善于作战、能够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的能力，并且对中国农村社会有深厚的感情。显然，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领袖。周恩来认为，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到比毛泽东更合适的领袖了。此外，周恩来还发现毛泽东在政策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都比其他人更为出色。周恩来，这位曾经自认为是行政领导的卓越人才，在遵义的历史舞台上，戏剧性地从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转变为他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关系的转变，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已有了明显的端倪。

据《周恩来传》所述，遵义会议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军事策略的选择。显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被证明比周恩来等人的策略更为实用和有效。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战略选择上，更体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上。
尽管周恩来在早期对毛泽东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他最终还是被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传统领袖所吸引和折服。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农村根据地度过的艰难岁月，消磨了周恩来在天津、巴黎、上海等地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这样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周恩来的卓越智慧和坚定信念，也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深深执着和无私奉献。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为了更大的革命目标而团结一致，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深深敬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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