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惊世倡语书法现身 北京青年报

思雨

鲁迅惊世倡语书法现身

        

        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匡时2015秋拍将有一件鲁迅先生极为罕见的书法作品上拍，内容颇为耐人寻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上述连署名在内总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厘米的色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条幅，并配有长形木盒，木盒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此幅鲁迅书法作品甫一出现，立即吸引了鲁迅研究者们的目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曾经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科学研究与教学。据陈教授介绍，“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应出自他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77岁时所书。“添四个字”即“朝花夕拾”，鲁迅回忆性散文集的书名。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日式条幅上署名“鲁迅”的这16个毛笔字是他称之为“故人”的“周树人先生真笔”，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于他（清水安三）的。由此，又引出这位日本友人当年与鲁迅先生交往的佳话。1917年清水安三以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为榜样，由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沈阳。1919年移居北京，进入大日本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1921年与夫人一起在北京创办“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后改名“崇贞学园”)。清水安三同情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参与日文《北京周报》的撰稿与约稿。正是在北京期间，他与日文《北京周报》的二位作者即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结识并开始交往。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也对此手迹的历史背景做了一番推测。他认为，这幅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应该在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的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清水安三喜欢鲁迅这一半抄录一半发挥的四句偈，请鲁迅书写，装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