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生前身后名 唐晓敏

思雨

                               韩愈生前身后名                                                                                                   2015-12-04 12:27:43                                                                        
                                
                        
                                                                        

韩愈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的一生，在文学、教育等不同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

尽管韩愈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但韩愈生前成名较晚。早年到长安之时，他没有任何名气。他《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没有什么名气，也就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只好关门读书。后来，韩愈的文章渐渐受到同代人的重视，开始有了名气。但当时对韩愈有赞扬也有批评。如裴度对韩愈是即有所批评的。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他对韩愈的“以文为戏”是不满意的。李汉对晚年的韩愈做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他是韩愈的女婿，对韩愈的评价不能完全当真。而到了五代时期，《旧唐书·韩愈柳宗元传》更从思想与文章两个地面对韩愈加以批评。称韩愈在思想世界“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而在文章写作世界“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

到了宋代，韩愈的才受到高度的赞扬。宋代古文六家，都是韩愈的仰慕者，对韩愈有极高的评价。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称：“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洵曰：“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杨雄称于世。杨雄之后不得其继，千有余年则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将谁与也？”（《嘉祐集》卷十。）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更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对韩愈的文学成就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引)又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 曾巩在《杂诗五首》云：“韩公缀文辞，笔力乃天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谓为学可及，不觉惊缩手。如天有日月，厥耀无与偶。当之万象莹，所照百怪走。此其自然光，万物安得有。其人虽已殁，其气著星斗。穷天破大惑，更觉功业久。”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韩文的独特风貌，说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掩抑遏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气，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嘉祐集》卷十一)王安石是非常傲气的人，对古今人物苛评多而赞扬极少，但他对韩愈也还是称赞的，在《送孙正之序》：“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宋代称韩愈为“韩子”。“韩子”这一称呼本来是称呼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韩非的。韩愈占上了“韩子”，人们只好将先秦的那个“韩子”改称“韩非子”了，以与韩愈这个“韩子”相区别。这足以说明韩愈的影响。

北宋人多认为韩愈之“文”与“道”都非常重要。到南宋，情况有所不同，开始认为韩愈之“道”并不纯粹。在这方面，朱熹的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朱熹认为“韩愈所原之道，则亦徒然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甚至说韩愈“只是要做好文章，令人称赞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沧州精舍谕学者》，同上，卷七十三) 不过，朱熹对韩愈的文章还是有很高的评价，而且对韩文很有研究，撰写了《韩文考异》一书。朱熹对韩愈的这种态度，为明清时期的学人评价韩愈开了个头。这一时期，多认为韩愈儒家思想不纯粹，但文章方面的成就还是被承认。如方孝孺曾说韩愈“未纯于圣人之道，虽排斥佛老过于时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短度，不能造颜、孟氏之域”(《与郑叔度八首》，《逊志斋集》卷十)，但对韩文还是非常佩服。称许韩文“开阳阖阴，奇绝变化，震动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为一家言”。

这种情况，到近现代才有改变，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韩愈地位陡落。五四运动以反传统为其特色，特别是以反对儒家思想传统为中心，这对韩愈显然是不利的。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对韩愈多持批评态度，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即说：“吾人今日所不满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鲁迅对韩愈也没有好感。

对韩愈批评最甚的是周作人。他写了多篇批评韩愈的文章，既批评韩愈的道统，也批评韩愈的文章，对韩愈全盘否定，说韩愈“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韩愈文章“实乃虚骄粗犷”,“虽然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骈文体也的确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最有名的《盘谷序》，据我们看来，也实在作得不好。”甚至说：“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他也确实一再给韩愈文章挑毛病，如认为《送孟东野序》有文理不通之处。作家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也像周作人一样，对韩愈加以批评，认为将《送董邵南序》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

不过，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以及稍后，也有许多人仍赞扬韩愈，主要是赞扬韩愈的文章。如批评家李健吾说道：“韩愈所有的文章，从散文的立场来看，最是富有散文的节奏。他的行文不平板，他所追求的永远属于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为了得到这种珍贵的反乎诗的节奏，他会在一个冗长的句子下面来一个短促的句子，他会在单调的陈述之中，忽然呈出一种意外的奇突。意思并不多，也并非了不得的新奇。但是什么东西迷诱我们，不忍把他丢开。”他还说：“韩愈文章的成功在乎他的热诚，如托尔斯泰所谓的艺术的真诚。”这应该是很高的评价。

吴宓更为韩愈之道辩护，说道：“韩昌黎谓‘文以载道’。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之本源，人生之真理。是故诗以载道，且以布道。人之读诗者，如就灯得光，围炉取暖，顾灯内之光、炉中之热，亦不过宇宙间之光热之一部分，暂寄托于此灯此炉内。纵或放射变形亦终不消灭，惟流转循环，分合隐现而已。由此比喻，可知真理永存不灭。而诗人之载道布道，实有代天受命，参赞化育之功矣。”

有趣的是，鲁迅对韩愈没有好感，但有人又将韩愈与鲁迅相提并论。郭沫若在《写在菜油灯下》就说道：“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

闻一多在鲁迅逝世时写道：“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之外，我们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是韩愈。”

张岱年则将胡适比作韩愈，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与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提倡古文,‘文起八代之衰’,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提倡白话文,使白话、语体文成为学术上、政治上文章的主要形式,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还有不少人表示，他们是通过学习韩愈文章而获得写作能力。如蔡尚思曾回忆说：“我在永春中学读书时期，特别注意打好学问基础，先从文学入手，把韩文和部分《史记》、《庄子》等书读得烂熟。熟能生巧，后来到北京应《世界日报》征文，被张恨水评为‘吾知此君研究韩文有年矣’，梅光羲老师也有‘文气极似韩文公’的评语。他们都看出我大受韩文的影响。”

到了当代，特别是近几十年，对韩愈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不仅承认韩愈是大散文家，思想家，对韩愈的人格也有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当代作家梁衡写《读韩愈》就是这样，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步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