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当年为何始终攻不进延安？一位大将晚年曾透露：在毛主席面前，日本人那点本事还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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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年为何始终攻不进延安？一位大将晚年曾透露：在毛主席面前，日本人那点本事还嫩着呢！                   

2026-04-02 00:08                                        

发布于：山东省


日军在1937年秋天占领太原之后，黄河东岸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风陵渡这个地名，从那一年年底开始，频繁出现在各方军情电报里。
站在风陵渡的黄河北岸，天气晴朗的时候能望见南岸潼关的城墙轮廓。
两座古老的关隘隔河相望，中间横着一条咆哮的黄河。
日军第20师团的先头部队抵达风陵渡时，距离潼关直线距离不到十公里。
他们架起大炮，开始向南岸轰击。
潼关守军那时候手里没有像样的重炮。
第一道防线就是河滩上的散兵坑，第二道是沿着河岸修筑的机枪掩体，第三道依托潼关老城墙。
城墙是明朝留下来的，砖缝里长着枯草，炮弹落上去，尘土和碎砖一起往下掉。
蒋介石给蒋鼎文的命令很简单：潼关丢了，提头来见。
这话不是说着玩的。
军令如山，电报里就那么几个字，谁都掂得出分量。
蒋鼎文赶紧调兵，把上海战场下来的胡宗南部往西安方向挪，又让孙蔚如的西北军死守中条山。
中条山这地方，日本人恨得牙痒痒。
卫立煌给孙蔚如的任务是在黄河北岸钉一颗钉子。
这颗钉子一钉就是两年半。
第四集团军的官兵大多是陕西子弟，当地人叫他们“陕西楞娃”。
这个词带着几分亲昵，几分敬佩，也有几分心疼。
1939年六六战役，部队被日军包围，退到黄河边的悬崖上。
前面是追兵，后面是黄河。
几千人没有投降，很多人跳了黄河。
日军在战报里写，中条山的中国军队“作战意志极其顽强”。
日本华北方面军后来把中条山叫做“盲肠”。
意思是这地方卡在那儿，不疼不痒却要命，想切又切不掉。
每次从山西往黄河岸边调兵，中条山里的守军就出来打补给线。
运粮食的辎重队走不了多远就得挨冷枪，弹药送不到前线，渡河作战就成了空话。
潼关守军的装备在1938年春天有了变化。
炮兵第10团第3营调过来了。
这个团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重炮部队，装备的是德国造的150毫米榴弹炮，当时叫“三十二倍十五榴”。
四门炮摆在潼关南塬上，炮口指向风陵渡。
日军再开炮轰击潼关车站的时候，这边的炮弹就飞过去了。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中国炮兵“凡发现伪军炮位，当即予以猛击”，炸毁了日军四门炮。
1938年12月13日到23日这十天里，日军向潼关发射了4340发炮弹，炸毁了152间民房。
与此同时，潼关守军的炮弹也落到了风陵渡的日军阵地上。
双方就这么隔着黄河对轰，谁都没法往前推一步。
那段时间潼关县城被炸得面目全非。
老百姓往山里跑，往西安方向跑。

街上到处是碎砖烂瓦，弹坑一个挨一个。
守军的阵地就在废墟旁边，士兵们从瓦砾堆里挖出砖头垒掩体。
城墙上架着机枪，枪口对着河对岸，一刻不敢松懈。
日军往潼关打炮的时候，八路军在黄河更北面的防线也没闲着。
1938年2月底，日军第26师团从大同方向往南压，连克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七座县城，直逼府谷渡口。
府谷和山西保德隔河相望，两座县城之间的距离窄的地方不到一公里。
日军要是从这里过了河，往西就是榆林，往南可以直插延安侧后。
守府谷的是国民党军第86师512团，团长张子英做了一件让日本人没想到的事——他没等在岸上挨打，而是主动过河去打人。
从全团挑了百十来号精壮士兵，夜里悄悄渡过黄河，摸进保德城里的日军营房。
那一夜保德城里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了大半夜，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一仗打完，府谷守军的士气上来了。
1938年3月2日拂晓，日军第26师团两千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保德强渡黄河。
这回人数多，火力猛，守军顶不住，府谷城在当天中午失守。
消息传到榆林，高双成命令张子英立刻夺回府谷，又调杨仲璜营从神木高家堡星夜驰援。
当天下午五点，各路援军反攻进城，日军在城里待了不到半天就被赶了出去。
1940年6月，日军第三次打府谷的主意，这回还是先占了保德，然后用飞机连续轰炸了府谷三天。
守军和抗日义勇军在河的上游下游同时派小股部队渡河，从侧翼打日本人。
日军折腾了几天，没占到便宜，撤了。
从那以后，府谷河防再没出过大事。
府谷往南，吴堡、宋家川、螅蜊峪这些渡口，是八路军留守部队防区。
1938年5月，日军第109师团一个旅团从离石方向扑过来，占领了军渡渡口，准备强渡黄河。
八路军警备第8团没在岸上干等着，而是夜里渡过河去，摸上了东岸的王老婆山。
这一仗打了五个小时，歼灭日军两百多人，缴获了一堆战利品。
日军被打懵了，往东撤退。
1939年6月，日军来了一次大的。
第109师团和第110师团加起来一万多人，带着三四十门炮，沿着汾离公路西进。
这回他们学聪明了，分几路同时打——一路打军渡，一路打碛口，一路打孟门，想让河防部队顾此失彼。
6月6日到7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
黄河河面上漂着橡皮船和木筏子，天上飞机往下扔炸弹，东岸的大炮不停轰击。
警备第8团的机枪手趴在河岸上，等日军船到河中间才开火，一打一个准。
船被打翻了，人掉进黄河里，冲走了。
五天之后，日军撤退。
八路军在河防战斗中用的战术跟国民党部队不太一样。
国民党在潼关是重兵死守，用炮兵对轰，用兵力硬扛。
八路军这边人少，整个留守兵团才一万五千多人，要守一千多里的河防线，还得防着国民党顽军搞摩擦，还得剿匪。
光靠蹲在岸上等日军过河，守不住。

他们的办法是“半渡而击”——等日军渡到河中间再打，这时候敌人最脆弱，船翻了想跑都跑不了。
同时派部队渡过河去，从侧后打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在前面渡河，后路被抄了，粮食弹药送不上来，前面的仗就打不下去。
这种打法不是萧劲光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毛泽东在陕北待着，脑子里想的是整个华北战场的事。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下一孔窑洞里写《论持久战》的时候，屋里的木炭火把鞋子烤焦了都不知道。
他连着写了八天九夜，五万多字，把中日双方的底牌翻来覆去算了个遍。
他在文章里说，日本的优势是武器装备好，军队训练有素，但它的弱点是人力物力有限，经不起长期消耗。
中国的劣势是武器装备差，但地大人多，拖得越久越有利。
结论是三个字：持久战。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
但“持久战”不能光喊口号，得有具体打法。
毛泽东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在你的优势领域跟你拼，你打你的正面进攻，我打我的敌后游击。
八路军主力不在陕西蹲着守河防，而是开到华北去，在日军屁股后面开辟根据地。
这个部署在1937年8月就开始了。
洛川会议开完，八路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留在陕北的兵力不多，警备第6团守神府地区，警备第8团守米脂、葭县一带，警备第3团守清涧，警备第4团和警备第5团守延川、延长方向。
这点兵力要是跟日军打阵地战，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但他们不这么打。
日军在黄河东岸集结兵力准备西渡的时候，后方的公路、据点、运输队就被八路军游击队搅得不得安宁。
补给线断了，弹药送不上来，渡河作战就成了添油战术。
打一次，消耗一批，补给跟不上，下次就没法打了。
萧劲光晚年谈到这段历史，说了一句话：“日军的进攻，根本无法破解毛主席制定的战略。”
这话从一个开国大将嘴里说出来，不是客套，是他亲身经历过之后得出的结论。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有过一番论断，说日本军队是猛虎，八路军是老鼠。
猛虎力气大，一巴掌能拍死一头牛，但抓不住老鼠。
老鼠钻洞，打游击，咬一口就跑，猛虎奈何不了它，最后还会被老鼠一口一口吃掉。
这话放在1940年之后看，越来越像那么回事。
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元气大伤。
彭德怀指挥的那场战役，八路军一百多个团同时在正太、同蒲、平汉几条铁路线上动手，炸桥断路，拔据点，打伏击。
日军华北方面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兵力被死死拖在华北，别说进攻陕西，守住已经占领的地方都费劲。
日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关于要不要打陕西，争论很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有过一个“五号作战”计划，准备打西安，然后打重庆。
计划里写得很清楚，占领西安可以歼灭胡宗南的部队，为进攻重庆做准备，还可以北上攻占延安。
但这个计划在内部就被卡住了。
有人算了一笔账——太平洋战场需要大量兵力和物资，中国战场已经占用了七十多万兵力，再搞西安作战，后勤跟不上。

还有人担心，打西安会帮共产党的忙——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了那么多军队，要是日军打进陕西，胡宗南的部队就被打散了，延安的压力反而小了。
1942年4月，美国飞机轰炸东京，日本人的神经被狠狠刺激了一下。
大本营又把打重庆的事情翻出来讨论，想赶在美英对日反攻之前先把中国的事情搞定。
参谋本部计划1942年10月打西安，1943年4月打四川。
但局势变得太快。
1942年下半年，中途岛海战打完，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瓜岛打起来之后，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彻底逆转。
兵力、军舰、飞机、物资，全都往太平洋方向调。
10月，大本营意识到“五号作战”不可能实施了。
12月，正式命令下达：中止西安作战准备，各部队以巩固占领区为主要任务。
打陕西的事，就这么搁下了。
日军的轰炸机倒是一直没闲着。
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10月，七年间日军飞机空袭西安147次，出动飞机1232架次，投弹3657枚。
东大街、西大街、大麦市、桥梓口这些热闹地方挨炸最多，伤亡的绝大多数是老百姓。
运城机场被日军占了之后，轰炸机从那里起飞，到西安的距离近得连预警时间都没有。
炸弹从天而降的时候，街上的人根本来不及躲。
轰炸归轰炸，地面部队始终没过来。
1943年之后，日军在华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八路军在敌后的根据地越打越大，日军被迫收缩防线，重点守几个大据点。
整个华北方面军都在应付八路军的袭扰，抽不出兵力搞大规模进攻。
进攻陕西的计划，再也没有被认真提上过议事日程。
陕西这个抗战大后方，在这几年里承担了很多别的任务。
全省一千多万人口，抗战期间输送了将近一百二十万兵员，差不多每九个人里就有一个上了战场。
这个比例在全国各省里排在前列。
国民政府给陕西定的征兵指标是每月一万人，实际上每次都是超额完成。
到1941年的时候，全省合格壮丁已经征了一半多，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即使这样，征兵工作还是没有停。
陕西临时参议会开会的时候，有参议员说“人民深明大义，踊跃应征”，这话听起来像公文，但背后的意思是，陕西人知道这场仗不打不行，该出的力得出。
粮食也是个大问题。
陕西本来就不是产粮大省，丰年也就四千多万石的产量，刚好够全省一千万人吃。
抗战期间灾荒连着来，沦陷区的人往陕西跑，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往陕西搬，吃饭的嘴多了几百万。
省主席祝绍周说过，陕西“当西北之中心，复为反攻前进的基地”，“粮秣供应较诸其他省份自较繁重”。
陕西每年向政府和军队缴纳的赋粮是四百六十万石，占丰年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老百姓自己勒紧裤腰带，把粮食送上前线。
两所军校也在陕西办着。
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
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

毛泽东亲自去给学员讲课，讲《实践论》，讲《矛盾论》，一讲就是一百多个小时。
他把抗大比作一块磨刀石，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毛病磨掉，把学员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去杀日本鬼子。
抗战期间抗大办了八期，十二所分校，培养了十多万军政干部。
1955年授衔的时候，七名元帅、八名大将、二十六名上将、四十七名中将、一百二十九名少将，都在抗大学习或者工作过。
国民党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胡宗南办的。
七分校从第十五期招到第十九期，学生来自华北、中原和东南沦陷区，都是热血青年。
还有军官训练班，把部队里行伍出身的排长连长拉来培训半年一年，提高指挥能力。
从1938年到1945年，七分校培养了三万七千多名军事人才，在全国九个分校里是最多的。
蒋介石来过五次。
最后一次是1944年，带着陈诚和白崇禧，跟李宗仁一起参加第十八期学生的毕业典礼。
每个毕业学员发一把“中正剑”，剑上刻着名字和期数，跟毕业证书一样，是黄埔军校的象征。
延安和西安，两座城，两个政权，在同一个战争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延安是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西安是正面战场的战略支撑点。
两边的防御方式不一样，目标也不一样，但在防日本人打陕西这件事上，客观上形成了配合。
国民党守潼关，用的是重兵死守。
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八战区在陕西周边摆开，胡宗南的部队在西安周围驻扎，孙蔚如的西北军在中条山硬扛。
兵力摆在那里，日军想从正面硬闯，代价太大。
八路军守河防，用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留守部队不多，但跟河东的一二〇师配合着打。
日军一过河，岸上的机枪就响了；日军一撤退，八路军就追过去打尾巴。
更关键的是，八路军主力在华北敌后开辟根据地，把日军主力拖在华北，不让他们腾出手来打陕西。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的那些东西，不是书斋里的空谈。
他把战略想透了，把敌我的底牌都翻过来看了，然后把部队派到该去的地方。
萧劲光说日军的进攻破解不了毛泽东的战略，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日军不想破解，是破解不了。
八路军的打法像一张网，日军打哪儿，网就收哪儿。
打河防，后方被抄；打根据地，兵力不够；打正面，打不动。
日军在陕西方向唯一一次踏上陕西的土地，就是府谷那一个上午。
上午打进去，下午就被赶出来。
除此之外，八年抗战，日军的地面部队再也没有进入过陕西。
黄河在那八年里成了一道分界线。
东岸是战场，西岸是大后方。
日军能隔河打炮，能派飞机轰炸，就是过不了河。
风陵渡的炮声从1938年响到1945年，潼关城墙上弹痕累累，但守军的旗子一直在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风陵渡的日军撤走了。
潼关的守军站在城墙上，看着对岸。
那天的黄河水还是黄的，风陵渡的渡口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