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回家路：逃票历险记

如云

知青的回家路：逃票历险记                                                  2026-04-18 13:21                                        

发布于：天津市
   
       当年被迫离开熟悉的城市生活，来到边远乡社插队落户。农村条件艰苦，生活充满艰辛，知青们自然都会思念家乡，尤其是那些十六七岁、从未远离过父母怀抱的女知青。每当想回家，总得编一个理由去找生产队长请假，若遇刁难，还得递上香烟或者巴浪鱼干以示孝敬。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不出工，自然没有工分；但农民下地去赴圩，却不用请假，为什么我们回家却要经过重重审批呢？漳州的知青，大多被安排在离家不算太远的长泰、华安两县，时不时会偷偷溜回家与亲人团聚，同时补充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向父母索要零花钱——毕竟完全自给自足，对当时的知青来说还很难。短暂待几天家中后，不情愿地又得返回农村，继续无休无止的农活，为那微薄的工分奔波。

文革前就有同学先行下乡，他们早已体会到农村的艰辛，并不认为下乡是什么好玩事，因此在上山下乡的动员中，大家保持清醒，没有主动报名，而是赖到街政府贴出《勒令》，才不得已被安置在长泰县条件最差的湖珠大队。我们这一批知青，全都被分配到远离大队部的山社。我被安排到祖寮自然村，海拔600米，半山腰上，距大队两铺路。当时连牛车路都没有，更别提公路，一切运输只能靠肩挑人扛。山上的田地普遍贫瘠缺水，只能广种薄收，它与附近的苦坑村都是全县闻名的穷乡僻壤。要回家一趟，得跋涉四小时山路，去15公里外的岩溪搭班车，票价9角5分。湖珠自然环境恶劣，我只好打听条件更好的高层大队，但必须取得新接收地出具的大队、公社、县三级证明。

下乡半年后，为了去办理证明，我约了同样在湖珠插队、名叫徐金环的带薪知青作伴。从祖寮出发，途径龙德、小村、黄西坑、丹岩、正达等小山村，走了三十多公里山路，直到天黑才到高层大队。那是六月雨季，大雨连绵，泥泞路滑。我头戴斗笠，身披从对岸漂来的塑料薄膜当雨衣，没有地图，更无导航，全靠出发前打听的路况印象。途中涉过黄西坑齐腰的溪流，翻山越岭，一整天的行程结束时，庆幸自己没有迷路，更惊叹当年的方向感与运气之好。

第二天，在高层大队办好公社与大队的证明后，原计划乘火车经鹰厦铁路K603工地先回漳州，再到长泰县城，最后返回湖珠。可等了大半天，火车迟迟未到，打听后才知前方鹰厦铁路潭口段山体塌方，一列货车脱轨。那一天，我牢牢记住——1970年6月10日。

当时坂里还没有公路，梁冈山的岩坂公路正在开挖，出门只能步行或搭小汽船，亦或到铁路临时停靠点乘火车。不巧，汽船已离开，我只得咬牙沿铁路枕木一步步前行，走了五十公里，半夜才抵达漳州。途经事故现场，铁路部门调集大批人马抢险，铁路南北两端各有一列工程列车。脱轨的火车长龙般倾入九龙江，火车头探入水中，铁轨扭曲如麻花，司机与司炉遇难，场面惨烈。火车头过重，只能切割后分块吊起。为了避免再次塌方，潭口事故点后来建了石砌明洞。那夜回家仅呆几个小时，天一亮便骑上二哥的自行车，穿过长泰县城和岩溪镇，抵达距漳州50公里的湖珠大队。把自行车寄存在山下三桥头耕作点，再步行上山到祖寮村。三天内行程逾130公里，创了人生纪录，也可能因此留下了双腿静脉曲张的隐患。

办理好迁移手续后，我离开湖珠，迁到高层大队。这里条件改善不少，虽然依然偏远山区，但鹰厦铁路和北溪就在附近，交通相对便利，回家也容易得多。从高层回家有两条路：一是步行半小时至九龙江北溪渡口，乘小汽船往返浦南和华安新圩，每天一班，还需换乘市郊公交，耗时较长；二是步行不到一小时到火车临时停靠点，多数知青选择坐火车。单程票价1元，对当时手头拮据的知青而言也算昂贵。穷则思变，经常逃票成了常态。鹰厦铁路沿线许多知青都有类似经历。

方法一，全程逃票。在工地停靠点上车，补票不是硬纸板票，而是列车长用手写双联纸票，后来干脆不买。查票并不频繁，若遇查票，可躲进列车厕所稍后再出来，列车员大多同情知青，不会刁难。方法二，只买半途或三分之一程票，回程在郭坑站下车购票，之后再回车厢，算是合法省钱方式。方法三，利用短途票两天有效期，白天从田间捡到旅客用过的票，次日再用回高层村。这样可以及时将生产队分发的番薯、芋头带回家，也顺便吃顿家里的饭，与亲人见面。

相比去闽西、云贵或大兴安岭的知青，漳州知青的回家路近得多，困难少得多，这也算一种幸运。下乡六年间，我几乎无数次不花钱或少花钱乘火车，大担小担的番薯、芋头、大米、柑子，经常就这样挑上火车带回家，既省钱，又锻炼心理承受力。刚开始，总会紧张到一到车站就感到内急，明明刚上过厕所，这是心理反应。多次冒险后，脸皮厚了，心理承受能力也提高了。

后来，岩坂公路开通，又修建了正高公路，知青有时能搭拖拉机顺风车或手扶拖拉机回漳州，但道路颠簸、路途遥远，仍非首选。回望当年的经历，这些不体面的逃票行为，其实是下乡知青在艰苦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并非个人懒惰。能将这些经历坦诚地告诉后代，也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本文写于2019年4月，曾参加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征文，收录于郑德鸿编撰的《岁月留痕——漳州上山下乡运动纪实》，并获得首届都昌知青农场杯优秀奖。2019年9月，受邀前往鄱阳湖畔的都昌县出席颁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