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副书记曾志对毛主席说：划两个县给我们，主席：很有必要

高山

广州市委副书记曾志对毛主席说：划两个县给我们，主席：很有必要                                                                      2026-05-19 17:33                                        

发布于：江西省
1958年的广州，猪肉从这年开始实行定量供应，蔬菜更是成了稀罕物。
为了买上一棵新鲜青菜，一家人轮流去排队是常有的事。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广州好，广州好，就是吃菜难吃饱。”
那几年的广州，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副食品供应困局？曾志又是如何在毛主席面前提出那个大胆的划县想法的？

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心里比谁都着急。
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女革命家，15岁投身革命，1928年跟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在红四军后方总医院担任党总支书记，和毛主席、朱德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几十年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抗战到解放，她跟随着党的脚步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她扎根广州，主抓工业，带领工人修复发电厂、兴办技工学校，甚至钻进高温锅炉检修设备。
可眼下的“菜篮子”问题，却让她寝食难安。

市委几次开会研究，大家觉得光靠外地调运不是长久之计，市场上缺口太大，市民意见不少。
曾志心里琢磨着，得从根本上想个办法，最好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
1958年，毛主席又一次来到广州视察，住在珠岛宾馆。
这时的珠岛宾馆还叫“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原是国民党广州市市长孙科的别墅，占地不大，但闹中取静，绿树成荫，毛主席每次来广州都爱住在这里。
曾志听说老战友来了，特意抽空去拜访。
毛主席见到曾志十分高兴，招呼她坐下，关切地询问广州的工作情况。

曾志先是汇报了工业生产的进展，随后话锋一转，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她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广州发展快，人口增加得厉害，但是职工和市民的猪肉、鸡蛋、蔬菜供应越来越困难，市场缺口很大，群众意见不少。市委反复开会研究，大家觉得光靠外地调运不是办法，必须自己解决菜篮子问题。”
毛主席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她。
曾志继续说下去：“市委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省委能划两个县给广州市直接管辖。这两个县作为蔬菜、副食品生产基地，由市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从种苗、技术到运输、销售全程抓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供应。”

毛主席听完，笑着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很有这个必要。”
话刚说完，门外传来脚步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来了。
陶铸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老乡，也是老革命，能力突出，作风过硬。
毛主席看到陶铸，开门见山地说：“陶铸啊，刚才曾志跟我讲了，他们广州市希望你们省委划两个县归他们直接管，作为蔬菜副食品供应基地，要自己解决菜篮子问题。我看很有必要，你们商量一下，尽快落实。”
陶铸当即表态：“主席放心，省委回去就研究，一定支持广州市的工作。”
不久后，广东省委经过慎重研究，正式批复：将花县和增城两个县划归广州市直接管辖。

这两个县当时其实都不富裕，尤其是花县，经济基础薄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划给广州后，市里很快就动起来了。
规划蓝图铺开，成片的蔬菜基地建了起来，养猪场、养鸡场一个接一个地落成，还专门修了运输蔬菜的专用公路。
市里要求做到早上上市的菜在前一天下午摘，下午上市的菜在当天上午摘，保证送到市民手里的蔬菜水灵灵的新鲜。
清晨采摘的青菜，到了中午就能端上广州市民的餐桌。
短短两三年时间，广州的副食品供应局面大为改观，市民排长队抢购的场景渐渐消失了。

花县和增城这两个县，当初划归广州时并不被看好。
可谁也没想到，借着广州这艘经济航母的带动，它们从农业县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花都区、增城区。
当年靠天吃饭的土地上，如今建起了工业园区、商贸中心和现代化住宅区，GDP在广东名列前茅。
回过头看，一个“菜篮子”的需求，撬动的是一座城市的扩张和县域经济的腾飞。
不过，要解决几百万人的吃菜问题，光靠划两个县还不够。

事实上在1958年冬天，新建的禺北蔬菜基地就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十二万亩菜地被淹，蔬菜供应再度告急。
当时陶铸正在上海开会，闻讯后立刻打电话回去叮嘱有关负责同志：“你们不能光靠汇报，要亲自下去检查，采取具体措施，帮助菜农恢复生产。”
回到广州后，他见到相关负责人，半带责备口气地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话：“你们市委，应该改为菜委。”
话虽重，但字字透着对老百姓吃饭问题的牵挂。
在那之前，广州郊区的棠下农业合作社承担着重要的蔬菜供应任务。
1958年4月30日下午，毛主席在陶铸、朱光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到棠下视察。

他在村里转了一圈，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名字和年龄，又到田头察看水稻试验田。
在湛川钟公祠里召开的那场座谈会上，毛主席叮嘱大家：“当干部的要关心群众生活，多走群众路线，把生产搞好。”
广州的“菜篮子”问题后来持续了很多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还闹出了“冬瓜比西瓜贵”的怪事。
于是，广州最终率先打破了僵化的蔬菜统购统销体制。
1984年7月1日起，荔湾、黄埔两区开始试点改革，放开白菜、生菜、通菜等12个品种的价格，不搞限价，允许自由议价成交。

改革第一天，鹤洞菜市场上的通菜不带根、不沾黄泥、不挂黄叶，每把两斤来重，扎得整整齐齐，价格还不贵。
到了1986年，广州的蔬菜市场彻底活过来了，数量足、质量好、品种多、价格平，居民们连声说好。
曾志当年向毛主席提出那个请求时，心里装的是广州市民的菜篮子。
她去世前立下遗嘱：不办追悼会，骨灰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1998年6月，她的骨灰安放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墓碑上只刻了九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一个管了半辈子“菜篮子”的人，最后留给自己的，不过是一掬青山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