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隐士？

思雨

启功：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隐士？

启功晚年花开富贵，赢得世人欢心。其字自成一体，曰启功体，入电脑字库，喜悦天下眼目；其手泽一字千金，惹无数粉蝶竞折腰。先生高龄辞世后，举国追悼，备享哀荣。如此人生，不能不称圆满。

伟大的塑像造就与声誉相称的阴影。质疑声渐起，有人以启功趋附毛泽东及当局而恶之，讥其曲学阿世，人、字皆不可取。平心而论，启功做人圆润，有时不免圆滑；书写秀丽，偶露媚人之态。但他绝非非议者所臆断的那般不堪。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李强主编的《启功书毛泽东诗词》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士林与领袖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本精致的八开法书，收集了九十六件毛泽东时代的启功作品，书写内容皆为毛泽东诗词，从“红军不怕远征难”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反映了作者在1951年——1978年期间的书法艺术，这是《启功全集》编委会十多年来悉心征集的文物，系首次与读者见面。在那个年代，不甘于寂寞的书法家，为了政治正确，也只能书写三十七首毛泽东诗词自娱或送人。

启功对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他如何称呼伟大领袖见出。

他在作品里一般是这样称呼的：“毛主席诗”“毛主席词”“毛主席诗句集联”“毛主席如梦令”“毛主席菩萨蛮大柏地”“毛主席词念奴娇”“毛主席十六字令一首”等等。在1975年，则突然出现了“毛主席冬云一首 一九七五年 敬录”字样，这足以现出书法家对领袖毕恭毕敬的态度。他唯一一次称呼“毛主席”为“毛泽东”，是在一九九三年，题跋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为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征书”。在随后的一九九四年的两幅作品中，仍旧沿用以前的称呼：“毛主席答友人一首”“毛主席和柳亚子一首”。

《启功书毛泽东诗词》收录有启功一幅小画，画面为苍松日出图。据考证，这是他在1950年代为毛泽东奉献的祝寿礼品。在当时，画界流行此种表忠心方式，齐白石、关山月、傅抱石诸大师百鸟朝凤般竞相献画，启功亦不能免俗。他于画面右下方钤了一枚小印，怯怯地表明心迹。

他与最高领袖发生的唯一一次直接关系，当为1965年的“兰亭论辩”。当时，翻案高手郭沫若发文《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写的》，意在掀起一场疑古文化论战。郭派人请启功出山做局，遭婉拒，再请，仍不从。启功而立之年就写过考证兰亭的论文，认定为王羲之所作，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自毁清誉。但当来人亮出“毛主席”的底牌时，就一下子“将”死了启功。启功被迫随了一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乖巧地复述了一遍郭沫若的“见解”。尽管“兰亭论辩”是一个未做成的局，在启功却确是顺从，而且是一个过分的顺从。或许还能以“这是一个使恶显现荒唐的顺从”来为其辩解，但恐有偏袒、开脱之嫌——在那样一个荒谬残酷的年代，生存已经成为人的第二本能，以正常社会遵循之“道德”裁决，几近于苛求了。

如果了解一些启功在新中国的遭遇，或许更容易理解他的苦衷。

贵族血统的启功属于革命对象，先后拥有“右派”“摘帽右派”等阶级身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启功因属于“黑五类”中的“准牛鬼蛇神”，只有陪斗资格。据启功日记记载，造反派勒令“黑五类”自降工资，他的工资便从每月170余元降到15元。那些家伙还勒令启功退回出版社预支的稿费300元。当时，没有粮票就吃不上饭，但启功险些就领不到保命的票证。原来，发粮票的看到启功家书箱上贴着红卫兵的封条，便生出一股革命警惕性：“你哪个单位的？让你们单位开证明来！”启功马上恭恭敬敬汇报给造反派，找派出所找居委会，一番折腾，终于求得“中文系革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经派出所过目交给粮店，才算过关。如此折腾了九天，启功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粮票。看看这封证明信，就可明白启功的处境。“南草厂粮店负责同志：兹有师大中文系教师启功，五七年曾划为右派，五九年摘帽，五九年以后还未戴过其它帽子，封书之事是因为我系红卫兵扫“四旧”时干的，别无他因。粮食待遇请按规定处理。”

经历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对毛泽东威权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启功的畏惧心态。其一，八十年代中期，北师大校方请启功写副大字，替换会议室悬挂的作品，不意遭到当面拒绝。启功私下对人说：那个地方，我不敢写。原来，要替换的是一张巨幅毛泽东影印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二，李可讲向启功请教毛泽东草书的价值问题，回答是：“毛主席的草书那当然是好哇。”“我是心服口也服。”最后才委婉地评论道：“要说评论，就是那些人当时搞得就他一个人能写了。”

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若用太阳和向日葵作比喻，就不免有点抬举启功了。向日葵朝阳是本能，而他只是一个被动者——因为被整怕了，其身段就特别柔软，以至于遭人诟病。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人的本能，亦是文人的本能。他既无勇气做烈士，也无资格做成逍遥派，只好忍气吞声，做一介顺民。“气傲皆因经历少，心平只为折磨多。”贬他犬儒也罢，捧他机敏也罢，启功是中国文人处世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启功在毛泽东时代的书法，摒弃自撰，一味敬录红太阳诗词，为的就是安全。除了替造反派抄写的“大字报体”作品外，《启功书毛泽东诗词》是这个时期启功唯一示人的书法作品，是幸存于世的书法标本，编者李强称其作品“书体谨尊成法，绝无卖弄之意，是启功先生书体沉郁、功力发酵的阶段。”“宁静而致精，朴厚而臻淳”，评论家认为，“这个时期与这种场合下的启功书法，或可真正看成精品中的淳品，屏息凝神间完成的神品。那种心境和状态是无法再现的，这样的神品当然也难以重续。这便是这些作品的特殊价值，不可重复的价值，独一无二的价值。中国当代书法史会永远记得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书法在那个极端年代的生存历程，从而具有了彪炳书史的里程碑地位。”

透过启功先生的遗墨，可以咂摸黑暗年代书写者的心境和情志，也可以体会毛泽东诗词别样的滋味。

在那个年代，启功缺的，除了自由书写的权利，还有自信这副春药。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被视为国宝的启功，什么都不缺了，便一飞冲天，焕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