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出山记：偏居云南到名扬天下

思雨

普洱出山记：偏居云南到名扬天下   

        2016年01月13日 09:54
           作者：曾园，李嘉丽，半山

                       

云南易武茶农在家里拣选黄片，旁边的簸箕里在晒毛茶

采茶工具

宋龙泉盏托

缺席

唐代陆羽的《茶经》在宋朝有了陈师道的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陈师道不愧是名诗人，谈饮食话题同样精准而周密。通常人们会认为陆羽有眼光，会品鉴，但陈师道发现陆羽其实推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自从有了《茶经》之后，荒山野岭成了熙熙攘攘的集市，商人有了发家的资本。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里的名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很重要，一来透露出茶叶能够有不错的利润，二来更说明茶商以他的经济实力可以娶到明星级别的妻子。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介绍，“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重要的诗歌题材，刘禹锡、白居易都写过不少茶诗，他们喝茶品茗，不是单为解渴，而是上升为精神领域的活动。”唐代茶碗和茶托很多，像白居易宅出土的就是邢窑的白瓷盏，这更说明茶文化的兴起不仅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

唐代王敷撰写的变文体写本《茶酒论》中提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这是将中国茶叶销售的盛况很早记录下来的文字。

正是因为《茶经》的重要性太强，后世读者发现《茶经》中的记载并没有覆盖国内茶叶的全貌，会有一种惊讶。

宋朝的蔡襄发现陆羽在《茶经》里“不第(品鉴)建安之品”，实在不应该，于是特地写了本《茶录》向皇帝推荐福建的北苑贡茶。

更有甚者，宋朝的黄儒觉得蔡襄没说清楚，天下第一的建安茶现在出名的根本原因在于天下太平，“故殊绝之品始得自出于蓁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爽然自失”这个成语的意思大致是“心中无主，空虚怅惘”。茶人的见异思迁与厚此薄彼是很普通的事，推广家乡茶的热忱也可以体谅，但说茶圣陆羽只要喝到了黄儒的家乡茶，就恍然若失，好像陆羽一生的茶全白喝了，未免太刻薄，太自大了。

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陆羽的确生活在不太平的时代，深受安史之乱的痛苦，战乱结束后，陆羽在自铸的煮茶风炉上刻下“圣唐灭胡明年铸”几个字作纪念。

陆羽的《茶经》其实还包含着一个秘密，就是陆羽未必是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茶道。中国人大多都知道先民喝茶的时候会在茶叶中加入盐巴、芝麻、花生等一起熬煮，陆羽提倡了一种比较纯粹的饮茶方法。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发现，在陆羽之前，这种纯粹的饮茶方式就已经存在。晋代杜育的《荈赋》描述晋代茶人的趣味：“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这段文字之所以被敏感的日本学人发现，当然是因为这段文字所描写的内容与日本抹茶相似。这段残留的文字也保留在陆羽的《茶经》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多种茶道在汉文明中同时存在，陆羽倡导的只是历史上有过的一种茶文化。这种茶文化在宋代皇帝宋徽宗那里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陆羽的《茶经》没有记载普洱茶，这是很多茶人想弄明白的一个谜。《金戈铁马大叶茶》的作者邹家驹先生认为：“陆羽为《茶经》准备资料期间，正值天宝战争和‘安史之乱’，他没有条件进入云南考察。”“到南诏同大唐修好时，陆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这次和好臣服，南诏仍然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体存在。同小叶茶不可能进入云南一样，云南大叶茶并没有因为重新修好而进入唐地。”

孔明

南诏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费笔墨不多，但南诏却是当时不容轻视的重要政治力量。对普洱茶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普洱茶严格地说起来是商品名，一般可以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普洱茶有可能是所有茶叶的祖先，茶山地处中海拔、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东西，被古生物学家认定为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地方。从科学角度看，普洱茶是水浸出物含量最高的茶叶。云南濮人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饮用茶的民族。

云南少数民族传说中，茶祖有多种说法，濮人后裔布朗族所崇奉的茶祖是叭岩冷，不过，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诸葛亮。

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古迹》中有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莽枝、革登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

“武侯遗种”的说法不太可信，植物学证明四川并没有大叶种茶。诸葛亮与云南茶叶的关系更有可能只是诸葛亮对云南的产业规划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布局，北部种植蜀国需要的粮食，道路艰险的南部种植茶叶，安居乐业。

“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早已经深入人心，孔明当然带来了儒教、道教等先进文明，不过历史记载，孟获的哥哥孟优到了巍宝山出家，传授天师道，天师道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可见孟获孟优族人文化程度不低。但朴实的少数民族至今仍然尊敬孔明，这是云南历史文化引人注目的现象。

著名导演田壮壮和作家阿城走过一次茶马古道，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德拉姆》（2004年），导演斯科塞斯称这部电影“是一部永恒的历史教材，向世界展示了那个地区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融合统一。”《纽约时报》说该片是“一部在质量和艺术上都堪称为伟大的影片”。此片虽然没有刻意去讲茶，但少数民族感人的精神气质却展露无疑。其中也提到了当地部分民众信仰天主教的场景。邹家驹在他的书里写过：“从怒江丙中洛通往藏域的古道边，坐落着一个二十来户叫秋那桶的怒族小村庄，村中最大的建筑是一座简易的天主教堂。我问村里长者祖上改信洋教的缘由，他说洋传教士说他们是孔明派来的。”

南诏

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文成公主爱喝茶，松赞干布当然也就爱喝。饮茶之风，一时蔚为时尚。

吐蕃、南诏、大唐三者的关系在茶气的氤氲氛围中开启了一段急管繁弦的外交、军事与政治纠葛。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南诏的独立，促使了云南大叶种茶的快速发展。

原先，因大叶种茶味酽苦涩，“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用方式随着种茶民族在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的迁徙，随处传播。有学者认为，印度吃茶习惯是景颇族（境外叫克钦族）带进去的。荷兰人范·林索登1598年写的《旅行日记》记载，印度吃茶方式很特别，拌着大蒜和油，当作蔬菜一起食用。印度人也会把茶放入汤中煮食（周重林《茶叶战争》）。

南诏的饮茶方式是特有的罐罐烤茶。“洱海地区烤茶很讲究火色，烤茶时，用拳头大小的小陶罐，先在栗炭火上把罐子烤热，再把茶叶装进去放在火上烘烤，不时摇动，把茶叶焙成黄色，再冲进开水烧涨，倒进杯中。不能倒满，加进适量开水即可饮用，味道清香可口，这样可喝三次。如果再喝，又重新再烤。当地人喜用小罐烤茶招待客人，俗称‘雷响茶’。”

2015年3月20日，我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经昆明转机抵达临沧。临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既是地理书里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素有滇西南“边陲宝地”和通向东南亚、南亚“黄金口岸”之称。见到临沧机场的数驾战斗机我才醒悟过来，这里也是近期果敢战事新闻里频频提到的地点。

我乘坐大巴赶往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据说是全称最长的县）勐库镇。入夜，勐库戎氏举办的歌舞晚会中，有两位哈尼族少女表演冲泡罐罐烤茶，她们用茶则从茶罐中取茶，倒入罐中摇动。动作舒缓优美。过了一会，可能又倒入小米之类，然后倒入沸水，罐罐中发出不小的噼里啪啦的声音。煮好后倒入一个个黑色小碗端给我们。茶清香扑鼻，有蜂蜜味道，非常甜，茶的涩味感受不到，茶气温和。当然也会有人喝了之后下意识问道：“这还是茶吗？”这当然是茶，有可能这种饮茶方式在汉族种茶之前就存在了。

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展，罐罐烤茶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少数民族往往在火塘边烤茶，如果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进入城市，罐罐烤茶可能会消失。难以想象的是，邹家驹在缅北重镇果敢见到的传奇人物彭家声也喝罐罐烤茶。邹家驹问主人其他民族喝不喝罐罐烤茶，回答是都喝，而且天天喝。一个火塘，一个土陶罐，一把大叶茶，成了缅北地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的观点，茶消灭了细菌，这让中国的唐宋时期的人免于疾病困扰，还增加了营养，这让广大的人口得以持续创造财富。

唐代，恰好是大唐、吐蕃、南诏茶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齐头并进，平行拓展着自己的空间。

禁欲

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后蜀被平定不久，因烧杀过度被降职的王全斌“欲乘势取云南”，以地图进献。太祖赵匡胤“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大宋用茶叶同北疆易“陕马”，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在宋代的记录中，同云南不可以用茶叶易马，必须付现购买。原因很简单，云南有自己的罐罐烤茶，不习惯味道淡薄的小叶种茶。

宋徽宗将中国茶道发挥到登峰造极，他的《大观茶论》中的标准至今仍然是饮茶的标准，如雀舌、谷粒、一枪一旗，一枪二旗。他制定“斗茶”与“咬盏”的规则，亲自为臣下点茶。

可以发现，宋代中国茶道中，游戏与品饮是兼顾的。但对照“茶仙”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名《七碗茶歌》）中写的内容：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我们会发现卢仝极为强调的品饮标准有些被忽视了。

宋代灭亡，中国茶道于是式微，正式灭绝是在明朝。有一天，住在皇宫里的朱元璋突然觉得农民制作末茶太辛苦了，于是下令贡茶不用末茶。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条记载，明初所贡给朝廷的茶是用宋代以来的制法做的团茶。但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洪武帝为了节省民力下令不要再制造团茶，可以直接进贡叶茶，末茶于是渐渐灭绝。青木正儿考证，此时正是日本抹茶（中日末茶有相关性，不尽相同，写法也不一样）最隆盛之时。

在著名的《茶之书》里，冈仓天心曾对中国人对茶缺乏恭敬颇有微词：“我们发现明代的一位训诂学者竟不能想起宋代古籍里茶筅的形状。”这里的“竟”字强调的是训诂学者忘得快。朱元璋明初下令灭绝末茶，200年后，1586年王圻在《续文献通考》说：“元犹有末茶之说，今则闽广之地，间用末茶，若叶茶之用遍天下，几不复知有末茶矣。”

冈仓没明说，但这位训诂学家很容易查到是毛奇龄，他在《辨定祭礼通俗谱》一书中口吻的确是轻慢的：“祭礼无茶，今偶一用之，若朱礼（应该是指朱熹的《家礼》）每称茶筅，吾不知茶筅何物，且此是宋人俗制，前此无有。”毛奇龄至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茶筅绝不是“俗制”，宋徽宗本人在《大观茶论》里定下了茶筅的形制。

清流

明代文人不仅忘掉了宋徽宗的末茶，还颇有些自得。明代张源在他的《茶录》中记下了明代人的新茶道：“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备受读者青睐的张岱自成一格，有些追求，但似乎对茶道的传统不甚了然。他那篇传诵至今的《闵老子茶》神乎其神，但止于神话。朱元璋灭绝传统茶道之后，新兴的茶道元气很足，生命旺盛，也有其精妙处，但在我看来，这种精妙散发出一种枯燥、禁欲的气息。罗廪的《茶解》要求“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屠隆认为要紧处在于“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代饮者的焦虑症在于：茶是雅事，但极容易落俗。于是饮茶变成了一种炫耀性的行为，而且，传统的茶道丧失后，饮者丧失了对了解的兴趣，所以罗廪才指责经典的“卢仝七碗”“未是事实”。这种病发展到了晚期，就集中表现在《红楼梦》小说人物妙玉身上。这种禁欲茶道无视茶原有的玩乐、游戏、炫技等有生命力元素，还歪曲、肢解卢仝的见解，格局太小。

当然，某些明代茶人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特色，台湾学者吴智和认为：

明代茶人是由文人集团中游离出来的成员，他们是强调文化落实于生活的一群志同道契的当代人士。他们的出身，大抵以乡居的布衣、诸生为主体，结合淡泊于仕途或失意于政坛的科举人士。以志趣相高，往返酬游于园亭、山水之间；以饮茶相尚，艺文消融为事，在当代是一支鲜明的清流人物。

在与明代专制制度抗争中的清流人物中，状元杨慎的遭遇堪称奇特。他在“论大礼”后被皇帝发配云南。杨慎居滇三十四年，足迹遍布昆明、大理，建水、丽江、保山等地区，创作近三千首描绘、吟诵云南的诗歌。邹家驹认为“杨慎在火塘边品饮罐罐烤茶的诗词，韵味独特，境殊情笃，是内地茶人难以体会到的。”

从杨慎的“彩线利如刀，解破团圆明月”一句可以看出，云南人此时已经做紧压圆茶了。不仅如此，杨慎这位从京城来的大文人，觉得大叶种茶要比江南的“春前”、“明前”、“雨前”味道要好。

好事近·煮茶和蔡松年

彩线利如刀，解破团圆明月；

兰薪桂火筠炉，听松风翻雪。

唤取眠云跂石人，赛十洲三绝；

焚香朗诵黄庭，把肺肝清彻。

杨慎所和的是金代茶人蔡松年的《好事近》：

天上赐金奁，不减壑源三月。

午椀春风纤手，看一时如雪。

幽人只惯茂林前，松风听清绝。

无奈十年黄卷，向枯肠搜彻。

“向枯肠搜彻”，这是蔡松年在向卢仝致敬。蔡松年父亲降金，自己也在金朝任显宦，但内心颇为挣扎。金兀术攻宋与岳飞等交战时﹐蔡松年为兀术“兼总军中六部事”，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蔡松年词中“壑源”在福建省建瓯市内，产团茶极有名。一直反抗朝廷的杨慎在向蔡松年致敬中，将云南的普洱茶称为“团圆明月”，内涵极深，似乎暗示虽然团茶（末茶）被朱元璋灭绝，但普洱茶其实延续了宋代茶道的精神。这一次，大叶种与小叶种茶合一了。

日本茶人青木正儿也认为，普洱茶与宋朝茶道有一脉相承之感。

乾隆

清朝皇帝乾隆发现《陆羽》没有记载他喜欢的普洱茶，当下御制一首《烹雪用前韵》，其中四句如下：“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皇帝刻薄不合适，于是轻点一下，“应惭拙”。

余秋雨在《极端之美》一书中也提到这段历史：“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

说乾隆没查明白《茶经》，应该是冤枉了他。

陆羽在《茶经》中不提普洱茶，民间有一种解释说陆羽在撰写《茶经》的时候，茶叶发源地南诏已脱离了唐朝，陆羽对此很有看法，“圣唐灭胡明年铸”可见他的态度。

对“夷夏之防”有更强烈看法的乾隆在编辑《四库全书》期间，对书中的“夷狄”、“北虏”、“女真”等字词尽情删改。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我查了一下《四库全书》中的《茶经》，“圣唐灭胡明年铸”被猥琐地删改为“圣唐年号某年铸”。

胸中燃烧着无孔不入删字的炽烈情感，怎可就此罢休？一句“品泉陆羽应惭拙”就完事了？万籁俱寂的深宫之夜，书案上亮堂堂的烛火旁，那张宽厚的大手必定招来了屏风后睡得不亦乐乎的纪晓岚：“小纪，来来！”

清代畅销书《瀛奎律髓》当时产生了“海内传布，奉为典型”的巨大影响，纪晓岚于是动手写了一本“刊误”。《瀛奎律髓汇评》第十八卷为“茶类”诗，纪晓岚点评“辨卢仝诗句殊无谓”，在《送陆羽》一诗后写下“非高格”，在《故人寄茶》诗后写下“不雅”，“体格颇卑，后四句尤拙鄙。”在梅尧臣的《阁门水》后，写下“浅薄无味”。在宋朝品茶大家丁谓的《煎茶》诗后，因无音律可挑剔，于是写下“细碎敷衍，未见佳处”。宋代饮者的气度与风神，清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哪能梦想得到？扬之水为丁谓辩护：“‘自绕风炉立’、‘铛新味更全’，咏煎茶甚切。”

纪晓岚在其他卷里，往往有赞有弹，唯独在“茶类”诗一卷里，几乎全是负面评价，处处可见“拙鄙”。这显然是在替主子“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以技术手法打击汉族茶道。

汉族茶道遗漏了一度属于外族的普洱茶，乾隆就偏要发明出一种异于汉族茶道的、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

乾隆推行新茶道效果如何？《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但普洱茶在清代官场与民间的普及情况并不清晰。

这一情况直到韩国学者姜育发写出了《清代普洱茶海外史稿研究》才发生重大变化。姜育发利用《燕行录》等韩国史料，发现“今燕都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日省录》等书记载乾隆八十大寿颁赐国内外诸臣的唯一茶叶是普洱茶。姜育发也认为，正是因为乾隆的提倡，“普洱茶在清代权府中的声誉与崇尚是其他茶叶无法比拟的。”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京都）最所珍赏，亦多假品。”普洱茶被推崇到如此程度，今人难以想象。

就品种来说，雍正乾隆嘉庆爱喝易武，道光喜欢上了娜罕，此茶汤色虽清浅，却有兰花香气，回甘持久，茶气强劲霸道。道咸年间的议政大臣谈公事的时候经常喝此茶，不过想想道咸年间政事废弛，朝廷衮衮诸公实在是对不起这款好茶。

清末民初的浙江博雅之士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里说：“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总之喝了之后心花怒放，觉得有重大发现，迸发出大量精彩比喻，专家也只好徐徐颔首。普洱茶此后一直重复经历着普及—遗忘—普及的遭遇。

民国时期鲁迅喝过普洱茶，他收藏的20克的普洱茶在后来卖到20万的天价。对乾隆有看法的傅增湘先生也喜欢喝普洱茶，唐鲁孙在文章中有描写：“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剩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

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报道了民国时期普洱茶的饮用情况，极为珍贵：“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唐老说的沱茶是下关沱茶，其实也是普洱茶的一种。

1949年之后，故宫里还曾经分发过许多存放的茶叶当福利，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普洱茶可以存放，直接就倒掉了。

（本文写作参考了邹家驹先生的《金戈铁马大叶茶》、周重林先生的《茶叶战争》、《茶叶江山》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