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主席不选苏东坡、辛弃疾，偏偏推崇这个元代诗人的怀古词

高山

为什么毛主席不选苏东坡、辛弃疾，偏偏推崇这个元代诗人的怀古词                                                                

2026-08-10 18:09                                        

发布于：贵州省
   

                        一九五二年十月的最后几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走出北京巡视，第一站就选在了徐州。这座饱经战火的古城，并没有因为“淮海战役”的硝烟散去而显得轻松——抗美援朝的炮声还在朝鲜半岛回响，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
毛主席站在徐州的土地上，面对这座“自古彭城列九州”的形胜之地，并没有大谈军事部署或经济规划，而是让随行人员找来纸笔，亲手抄写了一首词。

这首词，出自一位明代官修《元史》都没能收录其姓名的“冷门”诗人。
他叫萨都剌。一个在今天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元代词人，一个被毛主席评价为“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的少数民族诗人。
问题来了：毛主席一生熟读古典诗词，对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赞不绝口，称其为“千古绝唱”；对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更是爱不释手，曾乘飞机经过镇江时即兴朗诵并挥笔书写。
苏、辛二人，一个是北宋文坛的旷世奇才，一个是南宋词坛的豪放巨匠，他们的怀古词早已是千年传颂的经典。可为什么，到了晚年，毛主席反复阅读、亲手圈点、念念不忘的，偏偏是这位被正史“遗忘”的元代诗人？
答案，藏在两首词里，更藏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隐秘共振之中。

石头城上，他看到的不只是“天低吴楚”
萨都剌有两首词，被毛主席反复研读。
一首是《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开篇便是：“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金陵古城，六朝繁华，曾经旌旗蔽日、樯橹连云，到头来不过是“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结尾那句“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写尽了历史沧桑之后那种彻骨的荒凉。
这首词，毛主席不仅在晚年反复阅读，更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引用过其中的“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一个革命领袖，在自己的政治著作里引用一首怀古词的句子，这绝非偶然的文字游戏——那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认同。

另一首是《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也就是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在徐州亲手抄写的那首。
词中写道：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
项羽的赫赫威名、八千子弟的悲壮结局，在萨都剌笔下化作一句“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下片更是苍凉：“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主席读后评道：“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他看得真切——这首词表面低沉，实则情感激烈深沉。

苏辛的豪放，与萨都剌的“苍凉”
对比一下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同样是怀古，苏东坡站在长江边，面对的是壮阔的自然景观，心中激荡的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旷达。他看历史，像在看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戏散了，人走了，但舞台还在，江山依旧多娇。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是南宋的抗金志士，他的怀古里有一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愤。他看历史，是一个壮志未酬的将军在看前辈的功业，心里想的是“我本可以”。

但萨都剌不一样。他是元代人，一个色目诗人，一个在异族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他看徐州，看金陵，看到的不只是英雄的成败，不只是个人的功业——他看到的是“消磨”——英雄被历史消磨，繁华被时间消磨，连霸王项羽的魂魄“应不到江东”。他看到的是“空”——空有黄河如带，空有青山如壁，空有秦淮明月。
这种“空”，不是虚无主义的颓废，而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生命、超越了朝代更替的历史洞察。萨都剌站在一个被征服者的视角，却又超越了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看到了一切王朝兴衰背后那条冷酷的规律。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中，用二十几个字概括了整个人类历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一篇读罢头飞雪。”这种把千年历史压缩成几行诗的眼光，与萨都剌那种“消磨尽，几英雄”的苍凉感，何其相似。

一九五二年的徐州，他在找什么？
回到一九五二年十月的徐州。
那一年，新中国刚刚打赢了抗美援朝的第一阶段战役，国内的土改正在深入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毛主席选择徐州作为巡视的第一站，当然有军事和地理的考量——徐州是“五省通衢”，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但他到了徐州之后，没有急着看工矿企业，没有急着听地方汇报，而是提笔抄写一首七百年前的怀古词。
他在找什么？
他在找一种对话。和一个同样站在历史转折点上、同样面对“英雄消磨”命运的诗人对话。

萨都剌生活在元朝中后期，那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加剧的时代。作为一个色目诗人，他既不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也不属于被压迫的汉族士大夫，他站在一个夹缝中的位置，反而看得更清楚——任何王朝，无论多么强盛，终将被历史“消磨尽”。他在《彭城怀古》里写项羽，其实是在写一切英雄的宿命；他在《登石头城》里写六朝，其实是在写一切王朝的结局。

毛主席当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领导的革命刚刚取得了胜利，他正在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中国。但他是一个读透了历史的人。他知道，胜利不等于永恒，英雄不等于不朽。他在萨都剌的词里，看到了一种清醒——一种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清醒，一种在掌声中听见历史回声的清醒。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乘飞机从徐州飞往南京，在万米高空上，他凭着记忆把《木兰花慢·彭城怀古》默写下来交给秘书林克，还逐句讲解了词中涉及的典故——“重瞳”是项羽，“戏马台”是项羽练兵的地方，“燕子楼”是张愔与关盼盼的旧事。
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领袖，在飞机上给秘书上一堂古典文学课，这种画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不仅仅是“喜欢”这首词，他是把这首词当作了某种精神坐标。

为什么是“冷门”诗人？
萨都剌在元代并非无名之辈，他被后世学者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但明代修《元史》的时候，居然没有给他立传。一个被当代公认的“词人之冠”，在正史中竟然查无此人。
这种“被遗忘”，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隐喻。在改朝换代的宏大叙事中，多少真实的才华、多少深刻的思想，被历史的筛子漏掉了？萨都剌没有被写进正史，但他的词却被一个千年后的革命领袖亲手抄写、反复圈点。历史的公正，有时不体现在史官的笔下，而体现在后人的心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刚过完生日三天，就委托工作人员从国家图书馆借来了萨都剌的诗文集《雁门集》。那一年他七十九岁，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视力严重下降。但他依然用红铅笔在《雁门集》第七册的封面上写下“附词”二字，并为《彭城怀古》逐句圈点断句。
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还在和一阕七百年前的词对话。这已经不是“文学欣赏”了——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英雄的宿命与历史的清醒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萨都剌，而不是苏东坡、辛弃疾？
苏东坡的怀古，是文人的怀古——他站在历史之外，用审美的眼光欣赏历史的壮阔。辛弃疾的怀古，是战士的怀古——他站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渴望续写英雄的篇章。而萨都剌的怀古，是一种近乎哲学的历史凝视——他看到了英雄的宿命，看到了王朝的周期，看到了所有繁华终将“消磨尽”的冷酷规律。

毛主席一生写诗填词，他的《沁园春·雪》里写“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一种革命者的豪迈——他在评判历史，他在超越历史。但到了晚年，当他经历了革命的胜利、建设的艰辛、运动的波折之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回到萨都剌的词里。
也许是因为，在那些苍凉的句子里，他找到了一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豪言壮语的角落。在那里，英雄就是会被消磨的，王朝就是会衰落的，人生就是如寄的。承认这一切，并不等于放弃奋斗——恰恰相反，只有真正看清了这一切的人，才不会被一时的胜利迷惑，才不会在掌声中迷失方向。

毛主席在《贺新郎·读史》的最后写道：“歌未竟，东方白。”历史的长歌从来没有唱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英雄，每一个英雄都有他注定要被“消磨”的命运。但正如萨都剌在《彭城怀古》的结尾所写的那样——“倚栏目送飞鸿”。
英雄可以消磨，但飞鸿依然在飞。历史可以沧桑，但目送飞鸿的人，依然站着。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个被正史遗忘的元代诗人，成了毛主席晚年最念念不忘的怀古知己。不是因为他的词比苏东坡写得更好，不是因为他的境界比辛弃疾更高——而是因为，在那个需要清醒的年代里，萨都剌的词，给了那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东西：
在豪迈中保持苍凉，在奋进中不忘沉思。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文学趣味，这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对自己命运的深刻体认。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