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长子”东北经济有多惨(组图)

兰天

“共和国长子”东北经济有多惨(组图)                     

2016年03月21日 14:18
来源：华尔街见闻网

东北困局：拿什么来拯救你 共和国长子

图为本钢第一炼铁厂，由华尔街见闻读者，《文艺生活周刊》摄影版主编、首席摄影记者何斯提供。

东北地区曾有“共和国长子”之称。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东北地区遭遇了更大的困局。

东三省GDP增速位列全国倒数，全国14个GDP负增长地级市中东北地区有6个；三省财政收入较大幅度负增长，地级市一般预算收入大面积负增长；不良贷款率高居全国前列；人口增长放缓。

如今的东北，工业萧条，产能过剩，地产萎靡，债台高筑，官僚主义，造假横行，经济垫底，财政窘迫……典型的“经济硬着陆”。

德意志银行称，东北地区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尾部风险。

陷落的经济

2015年全国31省市中有26省市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全年GDP增速排后五位的为河北、吉林、黑龙江、山西、辽宁。其中吉林、黑龙江、辽宁GDP增速分别为6.5%、5.7%、 3%。

从地级市层面看，全国有14个地级市的GDP出现了负增长，位于东北地区的有6个，其中伊春市GDP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

国泰君安分析师徐寒飞和高国华称，以资源型、重工业和国企为主的东三省增速遭遇断崖式下滑，东北和资源型地区硬着陆。

从工业增速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同比下降至-3.0%，其他地区的平均值为7.5%。

从投资增速看，全国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10.0%），辽宁遭遇断崖下挫，投资下跌27.8%。

从房地产投资增速看，辽宁、黑龙江跌幅在20%以上，吉林省跌幅也达到10.3%，均是继2014年后连续第二年断崖式下跌的地区。

从进出口看，在进行价格调整后，东北地区2015年实际进口下降约13%，而其他地区的降幅仅为2%左右。

窘迫的财政

据招商固收孙彬彬、高志刚、周岳研报，从财政收入情况看，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后五位的分别为新疆（3.8%）、吉林（2.2%）、山西（-9.80%）、 黑龙江（-10.4%）、辽宁（-33.4%），东三省的一般预算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一般预算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中变化相对稳定的指标，税收收入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预算收入的变动能够直接反映经济的运行质量。

2015有46个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地级市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其中 19 个地级市连续两年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白山市、铁岭市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看，2015年黑龙江（-36.00%）、吉林（-39.70%）、辽宁（-42.60%），鉴于在很多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是基金预算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减少意味着很多地区2015年的土地出让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债务负担率看，以“政府债务余额/GDP”和“政府债务余额/地方政府综合财力”来衡量。据国泰君安徐寒飞和高国华研究，辽宁负债率位于全国前五。

从不良贷款率看，已公布数据的16省市来说，吉林、黑龙江不良贷款率居前。不过受到经济放缓、信贷投放缩减的影响，吉林和辽宁不良率在2015年小幅下行。

黄金十年

东北问题上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是20年前。

改革开放之后，东北的光环渐渐褪色。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三千万下岗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东北。

“东北现象”随后引发高层关注——2003年，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规划。其核心思想包括将臃肿低效的国有工厂转型为精干的现代企业；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培植从软件业到旅游业的一系列新产业以拓宽经济结构。

该举措立竿见影——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

2008到2012四年间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2.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将近三个百分点，一跃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在媒体眼中，这是东北的“黄金十年”。

然而，当潮水退去，露出水面的是重重暗礁。“在全国经济（自2013年起）下行明显的大背景下，东北增长速度回落并不奇怪，但掉得如此之快，有些出人意料。”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玉红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东北告急

《经济学人》杂志去年年初曾大声疾呼“东北告急”，分析了“新东北现象”之下，诸多难题待解。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21世纪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了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方面，东北严重依赖投资和制造业，而这两大产业都受累于放缓的房地产市场。即使东北具有一定的优势的汽车产业，也和房地产市场休戚相关。

《经济学人》称，沈抚新城入住率最高的小区，入住率也不过50%上下。2014年前10个月，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市的房屋销量比上年同期大跌26%。“沈阳和抚顺都在经历房屋过剩之痛，沈抚新城只能在襁褓中嗷嗷待哺。”

产业结构畸形的直接结果是，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整体上渐趋平衡，东三省则反其道而行之。2013年，东三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值从十多年前的47%升至50%，第三产业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这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要求相反。

更令人震惊的是，2013年，东三省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升至65%，几乎是十多年前的两倍，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于50%。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S&P）去年底指出，中国31个省份中，15个的信用评级可能是“垃圾级”。东北的表现最差，该地区三个省份中有两个出现了“投机级信用特征”。

其次，重工业产能普遍过剩。

2014年末，为缓解供应过剩，东北关闭了约100条水泥生产线。据评估，当地多达一半的水泥产能是不必要的。而建筑业占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6%。

倚重制造业的投资决策，意味着政府对社会服务投入的减少。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11月14日开始，绥化市下辖的肇东市，陆续出现中小学教师罢工，到市政府“反 映工资问题”。事件持续近一周，至20日各学校才恢复正常秩序。绥化所在的黑龙江是东三省中经济增速最慢的省份。

第三，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东北是研究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最佳样板，“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理解或相信市场的作用。”

来自辽宁鞍山的一名制造业私营企业老板说，为什么东北企业一张嘴就是希望得到政府的帮扶，就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太死。

《经济学人》提出，地理环境的制约也是导致东北发展迟滞的一个因素。

人口问题同样不容坐视，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为因果。数据表明，东北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比全国水平要低三分之一；事实上，即使是日本的生育率也在1.4。同时，东北还在快速老龄化，人口持续外流。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东北净流出200万劳动人口。

面对“新东北现象”，中央政府已感到担忧，并决意出手帮助有“中国的主粮仓和工业摇篮”之称的东三省。去年7月，中央派遣调研人员前往东北。调研结论是，东北官僚主义严重，数据造假猖獗。

“长子的软肋”

德银在上月底研报称，如今东北地区面临三大结构性“软肋”。

首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受限于传统工业结构。能源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等传统工业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更糟的是，由于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锐减。

其次，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东北地区国企资产占比超过50%，而其他地区的仅为38%。国企的低效和高亏损率并不鲜见，但是东北地区尤其严重。该地区2014年的国企亏损率达32.4%，而其他地区国企的亏损率为26.2%。

最后，人口增长放缓成为东北地区房地产市场疲软的“罪魁祸首”。东北地区面临人口迁徙的压力，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地区每年的净迁出人口数达200万人。受此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慢于其他地区，最后导致该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市场库存积压。

德银认为，东北地区似乎出现了硬着陆，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并不大，原因在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支持。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表现虽然不佳，但是信贷增长却从13.8%增至15.3%，增速远超其他地区。

“拿什么拯救你？”

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要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年后，哈尔滨新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长春新区等相继得到中央批复。中央希望东北地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东北亚开放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撰文称，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

如果继续沿用倚重扶持、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路子，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挑战，且要延误时机。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走出一条地区振兴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业减产能、转型升级进程；对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还可考虑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合作，创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经济特区。

与此同时，要保持产品和要素市场足够的开放度，通过人口流动，逐步达到地区之间人口数量与收入水平大体平衡的状态。

德银则表示，政府信贷支持只是短期的良方，并且信贷支撑还存在效率成本的问题。放眼2016，东北地区是否还能继续获得可观的信贷支持，东北振兴之路如何走，还需要真正解决东北结构性问题的长期性方案。

最后，下面这篇来自界面新闻的调查采访，通过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的沧桑变迁，让你近距离解开东北衰落之谜。

东北衰落之谜

文/谢玉娟

艳粉街

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市铁西区艳粉街头，气温依然有些热。39岁的刘厚生（化名）坐在自己的汽车维修点中，百无聊赖。整个下午，来修车的顾客不多，他的生意显得冷冷清清。

“现在啥也卖不动，车该修了也不修，舍不得花钱。”他无奈地说。他是这个维修点的老板，此时，他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T恤，背部磨出了几个大小不一的洞。

这种惨淡的行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了。与前两年相比，他现在的生意几乎减少了一半。

与刘厚生一样，艳粉街两边的五金店、建材店里的小店主们，由于生意冷清，在这个下午，也都显得百无聊赖。有的在店内闲坐着，有的在门外一边吸着烟，一边摆弄着手机。

有些人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在刘厚生的维修点对面，是一家卖建筑管道的门店，不知什么时候已大门紧锁，玻璃门上贴出了“转租”的大字。

这种百无聊赖和对现实的无奈似乎与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兵在10多年前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艳粉街》中所展现的1990年代末的场景惊人的相似。

《艳粉街》所展示的是1990年代国企改革对东北老国有企业以及下岗工人造成的痛苦冲击。《艳粉街》的开头，是街头大雪中的彩票销售场景。临时搭起的销售台吸引着无数幻想一夜暴富的人，现场混乱不堪，刮开的彩票丢满一地。那时，艳粉街两旁还是一片破败不堪的平房。

在一个街头小卖部中，一群下岗工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叙述着别人如何发财的故事，有人琢磨着捣鼓一辆报废车辆跑运输，有人对现实充满无奈，对未来一片迷茫。

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国企改革，这场改革对老工业基地——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三省影响更为深刻。当时，大量老国有企业倒闭，几百万工人下岗失业，东北经济陷入一片萧条之中，社会动荡不安。

艳粉街所在的铁西区，曾是典型的工业聚集区。“一五”期间，沈阳市作为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而铁西区又称为沈阳市工业布局的重点，大量的制造业企业集中在了这里。其中，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3项在铁西，投资超过百万进行企业改造的40多个，新建大中型企业12个。

但在经历了多年计划经济时代的荣耀和风光后，东北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中，开始跟不上节奏了。《艳粉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在改革大潮中被甩到社会边缘的人们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

十多年后的今天，艳粉街早已改去往日的破落景象，泥土路被修整一新，低矮的房屋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整齐的楼房。这是本世纪初中央出台振兴东北经济计划后的显著变化之一。

但现在看来，这些2000年前后建造的七八层高的回迁房楼体造型结构单一，外表多为水泥灰色或土黄色，和周围近两年新建的商品房相比，不免显露出破旧和衰败感。

艳粉街的现状可以说是最近两年来整个东北经济萎缩、GDP增速出现严重下滑后的典型缩影。

艳粉街一角。摄影：谢玉娟

2015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的经济表现都不令人满意。统计数据显示，辽宁GDP增速为2.6%，排名垫底；黑龙江GDP增速为5.1%，排名倒数第三；吉林GDP增速为6.1%，排名倒数第四。

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下降9%。经济不景气使得下游行业从业者的感受更为明显。

早在今年1月份，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就发出警告称，东北经济再度告急。

当时，东北三省的宏观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在2014年，中国31个省份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排名中，黑吉辽三省全部位于最后五名之列。

《经济学人》称，对于这个居住着一亿一千多万人的老工业地带而言，这些数据传递着令人不安的讯号。

《经济学人》并非在耸人听闻或者有意制造噱头。自十八大以来，东北经济的不佳表现也令中国最高决策者们焦虑不已。单是今年，半年之内，习近平已经两度“过问”东北经济。今年4月份，李克强在东北考察时，对东北今年低迷的经济形势感到“揪心”，并向东三省施压，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东北经济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阵痛后，再次面临令人不安的困境，这多少让人迷惑不解。

当然，中国目前普遍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令各个地方都面临挑战，但是为何东北三省的挑战尤其巨大，尤其是在中央已经投入巨大的东北经济十年振兴计划后，这个地区的经济为何表现最为不佳。这其中，到底隐藏着哪些必然的逻辑呢？

曾经的“东方鲁尔”

铁西区因位于南满铁路西部而得名。早在清朝，铁西揽军屯是盛京西行的必经要冲，由于交通便利，该地区周围逐步集聚了一大批手工作坊，能够制造铁器制品、修造简单机械，因此便成为铁西现代工业的萌芽。

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遍地，烟囱林立，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更是被誉为“东方鲁尔”。

1949年后，由于东北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加之新中国资源有限，东北得到了中央计划经济毫无余力的倾斜。可以说，东北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地区。而位于沈阳市的铁西区更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标本。

今年64岁的皮志明在铁西区生活了一辈子。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铁西区一家破旧的舞厅中跳舞。他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但眉毛和睫毛都已泛白。

他的父母本是山西农民，解放初期，沈阳为了工业建设在全国招工，父母便从山西迁往沈阳。“所以我就成了城市人了。”他微笑着说。

后来，1976年，他进入沈阳拖拉机制造厂做了一名技术工人，辛勤工作了大半生。对于过去的那个时代他无比留恋。当时的沈阳拖拉机制造厂有8000多名员工，是沈阳为数不多的中央直属单位。

“当时的情况就是供不应求，天天加班”，一段慢三步交谊舞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开始回忆人生：“当时哪有什么加班费啊，就给一个面包，一咕噜香肠。但当时大家伙都比着干，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在他的记忆中，铁西区的天空好像永远是灰色的。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穿着蓝色工装的“自行车大军”能把整条马路都占满，工厂一打开门就像顿时拧开了水龙头，工人鱼贯而入。

在强大的中央计划体制下，工人们的好日子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但是1990年代初期开始，东北地区的许多企业一样，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显露无疑，许多传统产品因为竞争力低而逐渐被淘汰。东北工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一度被称为“东北现象”。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失衡的产业结构使铁西区成为“东北现象”的典型代表。

1990年代末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东北成为了国企改革“阵痛”的主要地区。相关数据显示，有将近800万的工人下岗失业。

皮志明更早就感受到了“阵痛”。他在1990年代初就被买断工龄，当时他的女儿正在上学，迫于生活压力他尝试了许多工作：卖了几个月菜，因为挣不到钱而作罢；用自己积攒的钱开了一个工厂做机械加工，只有七八名员工的小工厂因其他公司欠款而在三年后被迫关门；同时他也练就了一身武艺：车工、钳工、铣工、水电焊样样齐活，到处跑到私人工厂打工。

他所在的工厂在1995年左右被拆除，在原来的场地上，一座座商品楼和购物中心建了起来。

皮志明看着这些崭新的建筑，想起他工作几十年的地方，略带伤心地说：“有点心酸。”

非理性繁荣

2003年，中央出台“振兴东北”战略。随后10年中，中央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资东北建设，希望能让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光彩。

政策出台的当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即批准了“振兴东北”第一批100个项目，总投资额610亿元。此后中央的项目投资难以数计。

但这些努力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效力呢？直到今天，仍有质疑的声音。今年4月19日，《长江商报》发表文章称，尽管振兴东北的口号响起许多年，但时至今日仍无起色。或者从某种程度而言，振兴东北已然失败。

上述文章发表之际，东北经济正在陷入泥沼之中。

但官方显然不认同上述说法。在2015年8月31日发改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发改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说：“东北振兴取得了明显成效和阶段性成果”。

他认为，尽管东北经济下行压力大，但东北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和十年前碰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性质。

从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东北振兴计划的成果也不可谓不亮眼：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到12.7%，而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速为10.7%。

单就铁西区而言，从2002年到2012年，铁西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04.9亿元增长到110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231.7亿元增长为2630亿元，社会消费品总额也从58亿元增长为441亿元。

东北振兴的成果固然不容忽视，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东北经济繁荣的表象与地产业的非理性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辽宁社科院经济所前所长陈萍对1999年至2009年间沈阳市房地产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9年间，无论是商品房价格还是住宅价格，都是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从增长速度看，1999年至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3.92%，同期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41.87%，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年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而使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至1/3。

资料来源：《2014年辽宁经济发展报告》

地产业的繁荣在铁西区的开发改造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2003年10月振兴东北战略出台后，铁西区就开始了“东搬西建”、加速调整改造的计划。自那时起，铁西区迅猛发展，它的思路也非常清晰：大型工厂搬迁，工业用地转为住宅、商业用地。

当时适逢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沈阳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策划经理范大凯认为，铁西区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得利者和典型写照。

他向界面记者描述了铁西区由工业区向住宅、商业区的变迁：过去十来年，铁西区以原有的“铁西百货”为圆心，商业集群逐步拓展。沈辽路的金牛拖拉机厂推倒后建起了家乐福、万达，北二路的红星美凯龙、宜家、星摩尔的原址则是沈阳机床厂；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兴华街、北二路被打造为4S店集群；兴工街、云峰街、建设大路等距离市区较近的区域成为铁西的“富人区”。早在2002年，沈阳市委、市政府就做出决策，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使两区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互补和发挥。

沈阳的其他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城市化进程。2015年7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过度建设的新典型──沈阳》，开篇即称“鄂尔多斯让位，中国有了过度建设的新典型”，这个“新典型”就是沈阳。

青年大街是沈阳市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它南起沈丹高速，北至昭陵，是沈阳市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轴线，同时，它还是沈阳市重点项目——“金廊工程”的主线。

“金廊工程”自2003年规划，它定位为沈阳的中央都市走廊，旨在形成一个汇集金融、商务、商贸、会展、科技、文化、体育等多个前导产品为一体的服务业产业群。新世界中心一期、世茂五里河T6酒店、夏宫商场、友谊商城、泰和龙庭商场、市府恒隆广场相继完成装修或竣工。而十多年后，“金廊工程”的仍有一些项目处于动工阶段。

这些写字楼高耸入云，不断改变着沈阳的天际线。它们在这个狭长的地带上布局紧密，部分写字楼在楼身中央标上了“全球租售”的字样。界面记者走访了一些写字楼，发现它们的出租率并不理想。

茂业中心的写字楼共有73层。该中心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中心的第55至73层已租售给JW万豪酒店，目前开放租售的是低区的7至25层，现在只有4户入住。而附近的夏宫城市广场也面临相同境遇，据一位销售人员介绍，夏宫城市广场写字楼目前的出租率只有10%。

而现在，“金廊工程”还在继续打造。在离茂业中心不远处，106万平的“世界级城市综合体”——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正在施工建设。在巨大的广告牌上，“568米摩天地标 问鼎东北亚天空”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显示着这座东北亚城市表面的繁荣。

据《辽宁日报》报道，它将是东北第一高楼，将创建沈阳有史以来最深的基坑、最大规模的底板混凝土浇筑、最先进的智能顶升模架系统、单体建筑最大的用钢量等一系列建设之最。

但就在它的附近，一位交通协管员却心生怀疑：“说是五年之后可以建好，谁知道究竟要建多少年呢？”

在经济部景气以及地产业普遍出现下滑的情况下，这些高楼可能会成为拖累经济的大麻烦，而非提振经济信心的利器。

华尔街日报上述文章引述非营利性房地产组织城市土地学会(Urban Land Institute)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称，在中国30个主要城市投资和发展前景排名中，东北城市沈阳垫底，受到经济增长乏力和住宅供应过剩的拖累。

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施工现场。摄影：谢玉娟

投资拉动扭曲了什么？

铁西区只是过去十多年中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沈阳、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在过去十年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大兴土木带来的只是表面繁荣，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被掩盖在高增长的表象之下。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认为，东北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模式，而投资拉动就意味着产能扩张、增量扩张的增长模式。

2003年，东北三省的投资率为37%，而到2011年，三省的投资率达到63%。相比而言，消费率则从2003年的53%下降到了2011年的43%。他指出，全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而东北的投资消费比例更加扭曲，有些地方甚至接近于90%、100%。

东北振兴十年间的发展恰巧吻合了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特点。东北地区“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多，梁启东认为，十年振兴期间，东北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做了太多“加法”。伴随着上一轮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钢铁当时挣钱，大家纷纷上钢铁。结果等钢铁投产了，就亏损了。”梁启东说。

与此同时，本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在振兴期间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年振兴的后几年，为应对经济危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在东北，一些本应该淘汰、限制的落后产能的投资规模不降反升，不断上马钢铁、石化、水泥、装备、造船等传统行业。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是由铁西区赫赫有名的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之后新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2007年并购法国NFM公司后，成为跨国经营企业。

作为一家为钢铁、冶金、煤炭、水泥等行业提供设备的大型国企，北方重工也未能逃过产能过剩带来的冲击。北方重工宣传部部长2015年7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透露，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订单量下降约20%。他说：“以前1个订单几个亿，现在1个订单才几千万。”

与其同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也有着与之相同的感受。三一重装于2004年1月成立，它的主导产品是煤炭采掘成套设备。据中国工业博物馆的介绍，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掘进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硬岩掘进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70%以上。

在过去煤炭的“黄金十年”中，三一重装的销售收入由2005年的0.2亿元增长为2012年的50.1亿元，2007年之后的增长尤为明显。

该公司的技工小杜告诉界面新闻，三一重装生产的挖掘机等设备主要是供给山西的一些煤矿。以前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生产五六十台，现在山西的煤矿从几百家倒闭成几十家，受其影响，现在有时一个月一台设备也生产不了。

“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他说。

资料来源：辽宁工业博物馆

上述两家装备制造公司的情况是当下东北地区重工业的现实写照。东北重工业占比大，而在重工业中，传统产业的比重偏高。据2015年8月27日《沈阳日报》的报道，沈阳经济一直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和特色，传统产业占工业的比重在90%以上，企业数量占98%以上。而在整个东北地区，有95%是传统产业，只有5%是新兴产业。

在这些传统产业中，又是以过剩产业居多。

“现在我们的支柱产业：钢铁过剩了40%，水泥也过剩，平板玻璃过剩，电解铝过剩，陶瓷过剩，不锈钢过剩，风力发电设备过剩，造船工业过剩，石化工业过剩……东北凡是支柱的产业，无不是处在过剩区间。”梁启东说。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企业缺乏创新。数据显示，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机构的只有2.7%，占全国的倒数第一；有研发活动的占4.5%，为全国的倒数第二。

东北经济的表与里

东北经济再次告急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归因，如资源枯竭、人才流失、经济结构未有实质性变化、市场缺乏活力等等，但这些只是东北经济的表面原因。

《经济学人》杂志在上述文章中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该杂志写到，现在的问题是，眼下的困难究竟只是东北从传统重工业地带向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东北亚贸易集散地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还是长久以来困扰该地区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不散的明证？

东北经济再次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可能正在于此，长期以来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影响，一些顽疾根深蒂固，导致东北三省难以在改革道路上前行更远。

今天看来，一些阻碍市场化的因素仍然存在。所以，在去年7月底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为东北企业经营和创新创业提供公平市场环境，促进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现在回头看，中国政府2003年启动的那项庞大的东北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暂时把东北三省拉出了经济衰退的“泥浆”，但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以及结构性矛盾并未解决。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在东北并未如东南沿海省市那样，得到有效的清算。

《经济学人》指出，旧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大规模倒闭后，一些城市的官员曾认为他们需要中央政府拨款来资助更多的国有企业。

直到今天，“东三省仍存在三个不相信：不相信市场的力量，不相信民营的力量，不相信中小微的力量。政府仍青睐于大项目，大投资，大央企。民营企业根本不入法眼。”梁启东说。

在今年4月份的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问到：“东北振兴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为什么去年以来经济骤然出现如此低迷的状况呢？”

他认为，这里面的确有国际经济复苏低迷、国内深层次矛盾积累、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但东北三省也要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

“主观”原因表现在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李克强说，东北在经济结构上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一汽”一打喷嚏，全省就“感冒”。

相关数据显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东北地区至今市场化程度不够，民营经济发展不足。2015年8月25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其中，辽宁省有6家企业上榜，黑龙江有3家上榜，吉林则无上榜企业。相比之下，浙江的上榜企业为138家，江苏为91家。

目前，辽宁的各类央企为1751户，吉林2013年央企的销售收入占吉林工业的90%，黑龙江的央企则占到60%。这就直接导致，越上马这些大项目，产业的重型化程度就越高，地方经济结构就越畸形化。所以，一旦央企出现问题，地方经济会马上受累。

但目前的悖论是，在消费萎缩出口下降的关头，短期内提振东北经济不得不继续依赖投资，难以马上调整经济结构。这仍如“饮鸩止渴”。

更令人焦虑的是投资也正在失去活力。梁启东称，2015年上半年，辽宁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下降了50%。对于基建投资而言，目前国家的投资重点在西部，而房地产投资短期内也看不到亮点。

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数据，6月份沈阳的住宅存销比达31.7个月，为该机构追踪的28个大城市中的最高水平，这说明，沈阳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去库存，而有些城市情况更甚。

关于东北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辽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张万强认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努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让民营企业壮大起来。

“但这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张万强说。

而技术层面的转型实际上可能仍会面临诸多难以回避的难题。

陈萍等人撰写的《2014年辽宁经济发展报告》一书中提到，企业采用减少能耗的技术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生产的产量下降，在宏观意义上，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率要放缓。而经济增长率放缓意味着就业可能不会增加，税收可能减少。

“如果政府不能接受这个短期的代价，企业层面的技术转型就极易功亏一篑。”陈萍在书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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