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

兰天

皮国立｜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                                                               
(2016-07-05 10:25:00)

编者按：
　　本文从疾病治疗和身体史的角度描述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出自《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有删节，原文载《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作者皮国立，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历史组助理教授。

1924年前的蒋介石
若以个人的医疗与身体史角度来看，蒋幼年时以顽皮著称，常受意外伤害，曾自言：“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棓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即至青年时期，蒋实未特别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能掌握或运用的医疗资源也不多。但也就是这些个人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自己的某些缺失，将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推想至整个国族卫生、强健身体之重要性。此时期他尚未明显表达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连结，盖蒋当时仍未找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定位，所以仍未有站在比较高的视角来省思中国问题之可能。


失眠，是蒋身体上的一大毛病，此病根之起源甚早。曾担任蒋私人医生的熊丸就回忆说：“蒋先生的睡眠一向不太好，大概因为平常事情多，心情较沉重之故。且他平常上床时间太早，这也是睡眠时间不好的原因之一。我几乎每天都要给他一些药，以帮助他睡眠。”失眠恐怕与蒋常常过分担忧、爱发脾气的个性高度相关，早在1919年6月，蒋就以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故愤而求去。在一封信中，他写下自己因精神上受到苦痛，乃发生“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并谓“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成痼病”，并谓希望能加以休养云云。另外，1924年3月蒋回信给胡汉民时指出：
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奋兴，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至今，已卅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识之无者，实赖先慈教导与夏楚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尚不致于陨越，然亦惟赖友人诱掖与勖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

至于蒋的风流韵事，更是常被拿来做文章。在陈洁如之前的1920年初春，蒋于法租界租屋，和妾姚氏同居，“身常染恙（沙眼、虫牙）”。王太夫人甚至由故乡至此照顾蒋，过了短暂母子相依的日子。5月20日，蒋又罹患伤寒症，进入筱崎医院诊治，约至27日出院。这个医院应是日人开的西医院所。1922年农历新年后两天，蒋思念亲人，写信给蒋纬国，说他自己旧病经常发作，颇可忧虑，这个“旧病”指的是什么呢？信中并无交代。但至年底时，蒋又“因目病不能用功矣”。隔年（1923），蒋回到溪口，汪兆铭写了一封信给蒋，大意说：“得来书，知目疾未愈，甚以为念。目疾关系重要，而病原病状非眼科专家不能剖明，决不可以意为之，致终身受累。村居极好，苦无良医，兄为治愈目疾计，必须来沪，琐事断不扰兄。”汪劝蒋要听医生的话，他说自己也生病了，医生说要静养一个月，但汪不听，急着下楼至书室小坐，晚上果然大咳不止。有了这样的经历，汪对蒋说：“医生所言固不可违，只有忍耐而已。”后来，蒋回忆他在1923年上半年的经历有谓：“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继而自慰曰：‘天欲吾负党之使命，岂其损此精明，静养待愈而已。’”
在当军校校长以前，蒋的生活不能算是严谨，早岁没有私人医生，蒋对养生一事似乎并未特意重视，但于1915年时，已注意“朝夕静坐”之功。这段时期蒋身体不时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基本上影响不算大。整个生活习惯上除静坐外似无规律化的倾向，似乎也没有后来早睡早起之生活习惯。至于1924年冬，蒋写给经国之家书曾说：“纬儿在沪出瘄（痧），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可见蒋也会使用传统之病名，这不牵涉中西医之争，可能仅是家乡的惯用语，用中医病名来诠释的吧。痧”是一种包含多种疾病的统称，其主因在中国医学之解释乃感受夏秋之间的风寒暑湿之气，或因感受疫气、秽浊之邪而发生的具有传染性的温病。


军校校长与北伐时期
作为一位军校校长，蒋此时已经有私人医生了，例如陈方之。陈是蒋的同乡，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而且至少在此时期，蒋已经奉行静坐、运动、练拳、吐纳等健身功法，这一套学自传统中国士人保养健康的方式，应是受曾国藩或新儒家的影响。当然，这时蒋仍受一些小毛病的困扰。首先，与他的情绪起伏有着极大的关系，例如1925年6月23日发生沙基惨案，蒋“切齿腐心，体度高热，朝来不自胜，已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十时回埔校，处理一切。下午，卧病于要塞部。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这是列强给他的耻辱，但蒋此时未有一个完整的全国领导人之视角高度，大概多是在日记中抒发而已。


其他像是感冒头疼类的小病，也有记载。例如1926年6月8日，蒋“回东山寓，体热高至一百度，发汗，当夜复元”。同月29日，“伤风又作”。7月19日晚，“以伤风早睡”；隔天，又“体发热，精神困顿，屏纷摄养”。这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毛病。更令蒋困扰的，可能是鼻病、牙痛和梅毒。1925年7月2日，《年谱》记载蒋入颐养院割治鼻瘤。8日，“在长洲司令部办公，因劳苦过度，（鼻）血管破裂，甚险急。”隔天，又继续流鼻血不止。至10日上午，情况有所改善，蒋跑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在门口即扑倒，竟不省人事，被紧急扶上床，约过10分钟，医来输血。原来是填塞鼻孔的手术不良，“熬痛不堪”，晚上住进医院。11日，医生要取出鼻中塞布，竟又取不出，蒋痛苦难耐，至中午方才取出，整个过程“如解倒悬”，凡住院（颐养院）共12天。对于蒋的鼻病，陈洁如有如下之回忆：突然间介石竟罹患了一次严重的鼻出血症。大量鼻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再怎样尝试也无法使流血停止。我使他躺下仰卧，给他敷上几条冰冷的湿毛巾，仍然无效。最难办的是，他拒绝安卧不动，我请校医急急跑上楼来施行急救，但是他也无力止住那些慢慢流出的血。既然这样，我就想赶快将介石送往医院。虽然他不断表示抗议——尖锐刺人的抗议，但我不理，仍将救护车叫来。
“我不要去医院。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笔者按：蒋叫着）在许多方面，我总是软弱让人，但遇到这桩事，我不听他的，决心一意孤行。在医院中，医生说我做对了，因为这个病很严重。他称这病为“鼻症”（epistaxis），是由一种小肿瘤造成的。用药一小时后，流血止住一些，但未完全停止。介石流了太多血，因而感觉身子很虚弱。他眼睛闭着，满面愁容，气色非常苍白，真把我吓昏了……医生严格要求病人静止不动，但介石短暂休息一会之后，看见血不流了，便要回家。他真是一位顽强的病人，拒绝听医生的嘱咐。他不时要说话，到处转动，于是又淌血了。护士照医生的交代处理，才将血止住。下午黄昏时，医生再来，叫我多对介石说话，借以防止他自己多说话……第二天一早，医生来给介石开更多药物，但这位病人还是不能安静，不肯躺住不动。医生只许他进饮鲜橘汁。每一餐，他都坚持要我用一支吸管亲自喂他，这种种怪相简直就像一个难缠的婴儿。介石甚至拒绝护士小姐们服侍他，使她们都有受侮之感。他硬要我给他做每样事情。他只于心中愿意的时候，才肯喝下橘汁，因此我不得不又要给他逗趣，又要顾到他心中的奇思异想，这种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如果陈洁如的话可信，至少可以看出蒋是一位不太合作的病人，有“私”一面的硬脾气，或许也有为“公”不得不挺身的、强烈的责任感。至于牙齿的毛病，也长年困扰着蒋，例如1925年5月25日，蒋牙痛，在8月19~22日，又陆续治疗牙齿，1926年7月2日，也有医牙的记载，至当月11日，找了一位湖南湘雅医院的外国医师来帮忙拔牙，这位外国医生对蒋的看法是，他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牙齿的毛病，在日后还不时地出来困扰着蒋。


至于蒋得梅毒之事，《陈洁如回忆录》中也有不少记载。陈洁如一开始发现她身上长了疹子和像是癣的红疤，蒋带其去看一位好友——李（TienLi）大夫。据陈言这位医师是柏林海德堡考克学院及汉堡特罗本学院的毕业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后来陈做了梅毒血清诊断法的检验，证实罹患梅毒，陈非常生气，蒋则解释：“这病是轻度的，用六○六针药就可以完全治愈。”这是蒋自己的旧毛病。对于梅毒，在民国时期并非绝症，好好控制确实可以治愈。可以看出，蒋信任的还是具有德国医学背景的西医，而细菌、免疫等现代医学名词，蒋应该都不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蒋许下了放弃饮用所有酒类甚至茶和咖啡的誓言，而他后来真的做到了。据陈洁如言，蒋也真的做到了，她说：“李大夫在我臂上做了六○六静脉注射，向我说：‘你打针十次，就可痊愈，就是说如果你有耐心继续治疗不断的话。我现在要很坦白地告诉你，淋病菌进入你的身体——或者确切点说，你的输卵管或卵巢之后，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情算是轻度的，所以如果你继续治疗，就不必为此担忧。’事毕后，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大夫的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你前次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求得完全治愈，因此你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这个治疗，以求完全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epididymitis），已经使你不育。今后你恐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为了表示他之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而后，他将放弃所有烈酒、普通酒，甚至茶和咖啡。”陈的回忆不见得完全准确，也有可能是医生的诊断有误，因为蒋日后确实让宋美龄怀孕，可惜最后以流产告终。蒋和陈的这段往事，显示蒋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自省”“修身”的功夫，蒋在认识宋美龄之后的自持，有目共睹，自不用多说。至于蒋得梅毒，或许在其担任军校校长之前；及至担任校长之时，他已经非常注意个人身体与行为之间的克制、禁欲与健康的关系，1925年11月4日，他著文痛揭军官弊端，谈道：“驻军繁华靡丽之广州，少年军人血气未定，逸则思淫，每当夕阳西下，联翩外出，深夜不归，或竟连霄外宿，连上床铺等于虚设，而此种行动，尤以连长为多，盖以连长握有经济之权，而身体亦较自由故也。”这说明蒋已经体认到过度“身体自由”是有害的，它将造成一个人的贪纵享乐，蒋后来屡次把这种身体自我控管的重要性和淫荡等负面词语做对照。至1934年5月，蒋对空军训话时就说：“如果品德不好，也往往足以摧毁身体。例如行为浪漫、放僻邪侈，就可以发生杀身之祸。如前次美商驾了一驾运输机，从空中掉了下来，就是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喝酒跳舞，到了飞行的时候，还是筋疲力竭酒还没有醒的原故。又如前年在沪杭间掉下一架飞机，也是因为他驾驶的人刚在新婚三天之后，这虽然不是品德不好乱嫖的原故，但也可见纵欲淫心之奇祸。”以这样的思考来归纳意外之原因，是否过于武断了？但或许蒋的心中真的做如是想。后来，蒋对军官团训话时也曾说：
在租界以内以及外国人所能达到的地方，有的是妓女、鸦片、金丹、赌场、洋货以及一切使人堕落的陷阱。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要使你中国的军人，弄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做一个颓唐腐败半死半活的糊涂鬼。所以大家要晓得，你们离开了军官团，只将到九江附近，或是出军官团的大门，就有许多的邪魔和敌人的侦探看着你。如果到了九江市内，就更有无数的敌人，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不使你做人，而要使你做鬼，这种环境是何等的险恶，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自重自爱，不可随便放松、浪漫一点。把自己的高尚人格和宝贵的身体随便糟蹋，永远做一个被人家耻笑轻侮的糊涂鬼。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的“私”领域
至于这段时期，蒋已渐渐具备国家领导人的视野，操烦之事也更多了，这让他的身体和情绪都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毛病。例如1929年10月9日，蒋“上午批阅，到政治会议，手撰告国民书。下午会客、休息，叹曰：‘卫生不讲，体力衰弱，将何以对所生也。’晚到汤山沐浴，浴毕，即回京批阅，至深夜始睡”。可见蒋认为体力不佳也是一种“不卫生”的体验，而且总是会和儒家的孝道连结在一起，当身体不佳时，他常常归结于自己脾气不好，导致身体发生疾病，有失孝道。例如他曾说：“今日两次发怒，肝火之旺，必损内脏，奈何不爱惜父母之遗体如此哉？且凡事之错于怒时甚多，故古之圣贤于戒怒惩忿，必大用其功，余尚能希贤希圣，以到于希天乎？”
蒋用了传统医学的“肝火”来说明损伤内脏和其背后不孝的意义，耐人寻味，因为蒋常常在谈到自己脾气时，会举中医的理论或历史来说明身体的状况或勉励自己，例如谓：“本周体气皆好，惟以所部办理不力，心甚躁急。”中国医学素重精、神、气，这些都是蒋形容自己身体状况时常用的字词。蒋把自己的身体设定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体，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身体，所以常常会为了公事，而呈现一种不愿看医生，硬撑下去的脾气与自信，1931年3月10日记载：
晚医生来检查公之身体，体温九十七度，脉搏六十六跳，血压九十度。公因而自叹曰：“吾之身体亏损如此，将何以担任国家大事哉？呜呼！思我阵亡将士之可怜，念彼顽固政客之可恨，处境困难如此，我身安得而不亏损？然吾身虽弱，吾心自壮，吾气自雄，吾惟自求其无愧于心，生死以之可也。”

蒋虽然有时对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采取硬撑的策略，但有一个始终困扰他的疾病，他不得不去面对的，就是牙痛问题。1934年底，蒋经历的一连串牙痛和拔牙的梦魇。11月28日这天，《事略》记载：“公以牙疾修养在家，然仍批阅拟电令如故。即见王宠惠、孔祥熙等，谓对胡妥协，使其出洋，对倭谅解，使其对俄”云云。隔天立刻“拔除病牙两枚”，还不能稍事休息，痛苦中仍“与王宠惠、孙科等讨论问题”。真可谓一刻不得闲。又至12月2日，《事略》记载：“公因牙疾，拔除上颚当门牙两枚，仍批阅看书。”至4日，竟又“拔除上颚左前方病牙二枚，因其骨内尚有隐牙，医生想破骨取去，用铁锤硬拷，终不能破，仍未拔出，而流血较多，公精神仍旺，病中仍批阅看书，未尝休息”。这有点惨不忍睹，不知蒋的牙患了何病？但还没结束，虽6日时，蒋“牙病渐愈，牙根肿渐退，仍假眠批阅，研究各种计划、会客”，但至隔天早上，“公延医拔除下颚大牙一枚，喟然叹曰：‘是乃最后之病牙也。夫祸患之来，长生于微，亦犹是也。非拔本清源，则患常间而作。今病牙既除，精神安逸，吾其除国中害人之最大者乎。幸赤祸痛剿殆尽，吾其专心并力于攘倭呼，此乃复兴民族所必经之步骤也。’”这一拔，总共失去七颗牙，蒋可谓在牙痛问题上受了不少苦，但还是没有完全好，西安事变后，牙竟又痛了起来，这是后话。在抗战之前，除西安事变时意外导致的脊椎伤害外，蒋未有其他大病缠身。1934年10月26日早上，蒋曾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下午会客后，晚上又至医院就寝。27日记载：“公在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肝胃肠胆皆无恙。”28日则继续检查身体，均健全无病。一直至29日，继续检查身体，则是“各部皆甚强健，毫无病状”。
西安事变后蒋的疾病医疗史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自不待多论。当时，蒋介石在逃跑时因跳墙而导致跌伤胸椎，事变结束后，蒋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各地名医汇集该地，来为他解决身体上的病痛。一开始，蒋的私人医疗团队显然无法处理得宜，蒋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蒋的私人医生郑祖穆向他报告：“西安事变时，钧座脊椎受伤，当蒙召职诊治，瞬已四月……即日以来，钧座腰部之疼痛而言，实足以证明脊椎之损伤迄未告愈，而又发现牙齿与肩部之隐痛，更可证明钧座不惟体健未复，且加风湿诊象，设不早为根本疗治，前途将生变化。”过几天，郑又报告蒋说：“应立即会同牛医生于京沪间择一设备完善之医院再施行一次检查，于必要时或再加聘骨科专家会商根本治疗办法，以期早复康健。虽国是纷繁万几待理，钧座固步可一日小休也，特以伤病之身，此时不加诊治则迁延日久，影响于钧座健康甚大。”……可见经过郑等人一段时间之治疗，蒋的伤并未好转，还显现风湿、牙痛和肩痛等问题，加上蒋公事繁忙，康复之日似遥遥无期。显见西安一摔，后果甚严重。蒋的爱徒戴笠，则大胆提出让中医来治疗的构想，戴笠报告蒋说：“杭州有虞翔麟者，精伤科，在沪杭设有伤科医院。年来警校学生因驶车、摔角等受伤者，均请其医治，多能迅愈，钧座脊骨之伤，可否由生请其前来诊治，因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也。”可惜蒋并未采信，对于这类难治的疾病，蒋还是相信西医的诊断。这种选择中西医问题，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言，往往取决于病人之喜好。


蒋不采用中医之治疗，并不意味着他讨厌中医药，因为在同一卷档案中，确实有证据显示蒋将某人提供治疗伤科、外科的著名中药云南白药交与郑祖穆，并委托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化学室来进行分析，最终的化验结果显示：“结果呈淀粉及植物胶之反应，不含一般赝碱或金属毒质。”杨庆恩于1934年就已经将该药申请注册，就其成分而言，确实有治疗跌打损伤之用。但也许蒋最终仍未使用该药，而是采用西医的治疗方式来治疗其伤痛处。关于治疗伤痛，蒋还是比较采信郑祖穆的意见，郑后来报告蒋说：“静养数月即可复原，而钧座诊治将近四月，迄未见有显著之进步者，实以未能获得完全之休养故也。所谓完全之休养者，即一、不办公；二、不会客；三、不动静。听医生之诊治，绝不因外来任何事物而稍劳其身，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或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不稍移动，如是则恢复健康固易事也。”郑以为蒋迟迟不能康复，是因为“以国事为重”，不能尽心休养所致。


现有记载，助蒋治伤最有功的医师当是黄厚璞。黄于1965年写下当年替蒋治病的经过。他强调按摩又叫“机械动力治疗”，与药物配合，可收物理和化学治疗合璧的功效。黄于1930年回到中国，经介绍至中央医院工作。黄回忆说：“三○年代之初，物理疗法在中国是非常冷门的，所以买仪器的经费上常出现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受背脊伤所苦，黄回忆说：“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著名华洋医师云集杭州诊治，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药打针上石膏打支架，应有尽有。只是他背部疼痛，不时隐约出现。”后来蒋向刘瑞恒以及上海骨科医院的牛惠霖医生、南京鼓楼医院的郑祖穆等人商议，提出“叫南京中央医院的理疗科给我想个办法”。早先，张静江曾发生车祸，请黄治病，当时蒋就曾看过所谓物理治疗的科学仪器，并好奇地问过这些仪器有何用途？黄回答说：“加速愈合，其次是放松疼痛。”这样的因缘际会，加上刘瑞恒的推荐，黄就受邀去给蒋治病。当时带了一大堆医疗器材，为了避免闹出笑话，郑祖穆还特别充当实验品，试了一下电流，才算准备完成。经过一番折腾，总算见到蒋，并开始治疗，关于这段过程，黄回忆说：蒋一见我们垫仪器的旧破毛巾，马上瞪眼说：“毛巾怎么这样破啊？”我说：“这破毛巾是作机器垫的，不用作治疗。”蒋转而命令黄仁霖：“赶快给他们买几条新毛巾！”我这钉子一碰，就更加胆怯了，生怕再出别的毛病，遂向蒋解释治疗进行中的感觉和电流增强、异常情况等等。开始治疗，王委良协助放置电极电垫照料病人，我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廿分钟治疗后，蒋觉得背部的疼痛减轻，脊骨也稍缓松些，脸上才略有笑容，并说：“若是我的背脊再痛，还要叫你们来治。”我忙回答：“听命，听命。”
可以说蒋对新式医疗技术的接受度颇高，至少他不排斥试试看。至于重视“破毛巾”这种小细节，也是蒋一贯的生活态度。蒋看病时也很有个性和脾气，黄回忆说：“蒋从来也不曾让我们再做一次，因为蒋休养作风，不是按照医嘱，而是医生得听病人命令，我们也习惯了。”经过这样持续治疗一段时间，蒋的病情渐渐好起来，已能从平卧之状态起来，在椅子上坐着会客。也幸好黄的治疗发挥了一定的功用，那么，那个困扰蒋的牙齿问题呢？熊丸回忆蒋的日常养生时曾说；“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视，对卫生也很当心。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最喜欢吃家乡食物，如红糟肉和黄鱼。他因西安事变时后背部受伤、浑身酸痛，骨科医师牛惠霖建议他去拔牙，把牙齿全拔掉后酸痛自然好转。蒋先生听了建议，便把牙齿全部拔掉，酸痛也果真痊愈。但装假牙容易萎缩，两年后假牙不适用，往往磨破口腔，形成溃疡，要治疗还要将假牙拔下，很不方便，这跟蒋喜欢吃一些软软烂烂的食物有所关系。”
结语
为什么要以日常生活史来研究政治人物，简单地说就是要凸显政治人物的真实生活与个性，此乃历史研究重视人的核心理想，看似零碎的生活琐事与日常观感，片片拼凑出了历史人物鲜活的好恶与性格。任何一位重要人物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个研究近代史的资料库，特别是像蒋如此重要之人而又留下如此多档案、史料的例子，值得学界持续关注。本文在消极的一面，论述了蒋在私领域的医疗卫生观点，而积极的一面来说，蒋的日常生活经历，其实反映了他的所见所闻，也浮现政治史上几个重要的施政规划——那是蒋站在领导人的高度上，将带领近代中国如何前进的历史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