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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 [打印本页]

作者: 兰天    时间: 2016-7-5 17:13:33     标题: 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

皮国立|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                                                               
(2016-07-05 10:25:00)


编者按:

  本文从疾病治疗和身体史的角度描述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出自《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有删节,原文载《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作者皮国立,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历史组助理教授。

1924年前的蒋介石
若以个人的医疗与身体史角度来看,蒋幼年时以顽皮著称,常受意外伤害,曾自言:“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棓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即至青年时期,蒋实未特别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能掌握或运用的医疗资源也不多。但也就是这些个人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自己的某些缺失,将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推想至整个国族卫生、强健身体之重要性。此时期他尚未明显表达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连结,盖蒋当时仍未找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定位,所以仍未有站在比较高的视角来省思中国问题之可能。


失眠,是蒋身体上的一大毛病,此病根之起源甚早。曾担任蒋私人医生的熊丸就回忆说:“蒋先生的睡眠一向不太好,大概因为平常事情多,心情较沉重之故。且他平常上床时间太早,这也是睡眠时间不好的原因之一。我几乎每天都要给他一些药,以帮助他睡眠。”失眠恐怕与蒋常常过分担忧、爱发脾气的个性高度相关,早在1919年6月,蒋就以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故愤而求去。在一封信中,他写下自己因精神上受到苦痛,乃发生“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并谓“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成痼病”,并谓希望能加以休养云云。另外,1924年3月蒋回信给胡汉民时指出:
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奋兴,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至今,已卅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识之无者,实赖先慈教导与夏楚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尚不致于陨越,然亦惟赖友人诱掖与勖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

至于蒋的风流韵事,更是常被拿来做文章。在陈洁如之前的1920年初春,蒋于法租界租屋,和妾姚氏同居,“身常染恙(沙眼、虫牙)”。王太夫人甚至由故乡至此照顾蒋,过了短暂母子相依的日子。5月20日,蒋又罹患伤寒症,进入筱崎医院诊治,约至27日出院。这个医院应是日人开的西医院所。1922年农历新年后两天,蒋思念亲人,写信给蒋纬国,说他自己旧病经常发作,颇可忧虑,这个“旧病”指的是什么呢?信中并无交代。但至年底时,蒋又“因目病不能用功矣”。隔年(1923),蒋回到溪口,汪兆铭写了一封信给蒋,大意说:“得来书,知目疾未愈,甚以为念。目疾关系重要,而病原病状非眼科专家不能剖明,决不可以意为之,致终身受累。村居极好,苦无良医,兄为治愈目疾计,必须来沪,琐事断不扰兄。”汪劝蒋要听医生的话,他说自己也生病了,医生说要静养一个月,但汪不听,急着下楼至书室小坐,晚上果然大咳不止。有了这样的经历,汪对蒋说:“医生所言固不可违,只有忍耐而已。”后来,蒋回忆他在1923年上半年的经历有谓:“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继而自慰曰:‘天欲吾负党之使命,岂其损此精明,静养待愈而已。’”

在当军校校长以前,蒋的生活不能算是严谨,早岁没有私人医生,蒋对养生一事似乎并未特意重视,但于1915年时,已注意“朝夕静坐”之功。这段时期蒋身体不时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基本上影响不算大。整个生活习惯上除静坐外似无规律化的倾向,似乎也没有后来早睡早起之生活习惯。至于1924年冬,蒋写给经国之家书曾说:“纬儿在沪出瘄(痧),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可见蒋也会使用传统之病名,这不牵涉中西医之争,可能仅是家乡的惯用语,用中医病名来诠释的吧。痧”是一种包含多种疾病的统称,其主因在中国医学之解释乃感受夏秋之间的风寒暑湿之气,或因感受疫气、秽浊之邪而发生的具有传染性的温病。


军校校长与北伐时期
作为一位军校校长,蒋此时已经有私人医生了,例如陈方之。陈是蒋的同乡,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而且至少在此时期,蒋已经奉行静坐、运动、练拳、吐纳等健身功法,这一套学自传统中国士人保养健康的方式,应是受曾国藩或新儒家的影响。当然,这时蒋仍受一些小毛病的困扰。首先,与他的情绪起伏有着极大的关系,例如1925年6月23日发生沙基惨案,蒋“切齿腐心,体度高热,朝来不自胜,已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十时回埔校,处理一切。下午,卧病于要塞部。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这是列强给他的耻辱,但蒋此时未有一个完整的全国领导人之视角高度,大概多是在日记中抒发而已。


其他像是感冒头疼类的小病,也有记载。例如1926年6月8日,蒋“回东山寓,体热高至一百度,发汗,当夜复元”。同月29日,“伤风又作”。7月19日晚,“以伤风早睡”;隔天,又“体发热,精神困顿,屏纷摄养”。这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毛病。更令蒋困扰的,可能是鼻病、牙痛和梅毒。1925年7月2日,《年谱》记载蒋入颐养院割治鼻瘤。8日,“在长洲司令部办公,因劳苦过度,(鼻)血管破裂,甚险急。”隔天,又继续流鼻血不止。至10日上午,情况有所改善,蒋跑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在门口即扑倒,竟不省人事,被紧急扶上床,约过10分钟,医来输血。原来是填塞鼻孔的手术不良,“熬痛不堪”,晚上住进医院。11日,医生要取出鼻中塞布,竟又取不出,蒋痛苦难耐,至中午方才取出,整个过程“如解倒悬”,凡住院(颐养院)共12天。对于蒋的鼻病,陈洁如有如下之回忆:突然间介石竟罹患了一次严重的鼻出血症。大量鼻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再怎样尝试也无法使流血停止。我使他躺下仰卧,给他敷上几条冰冷的湿毛巾,仍然无效。最难办的是,他拒绝安卧不动,我请校医急急跑上楼来施行急救,但是他也无力止住那些慢慢流出的血。既然这样,我就想赶快将介石送往医院。虽然他不断表示抗议——尖锐刺人的抗议,但我不理,仍将救护车叫来。

“我不要去医院。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笔者按:蒋叫着)在许多方面,我总是软弱让人,但遇到这桩事,我不听他的,决心一意孤行。在医院中,医生说我做对了,因为这个病很严重。他称这病为“鼻症”(epistaxis),是由一种小肿瘤造成的。用药一小时后,流血止住一些,但未完全停止。介石流了太多血,因而感觉身子很虚弱。他眼睛闭着,满面愁容,气色非常苍白,真把我吓昏了……医生严格要求病人静止不动,但介石短暂休息一会之后,看见血不流了,便要回家。他真是一位顽强的病人,拒绝听医生的嘱咐。他不时要说话,到处转动,于是又淌血了。护士照医生的交代处理,才将血止住。下午黄昏时,医生再来,叫我多对介石说话,借以防止他自己多说话……第二天一早,医生来给介石开更多药物,但这位病人还是不能安静,不肯躺住不动。医生只许他进饮鲜橘汁。每一餐,他都坚持要我用一支吸管亲自喂他,这种种怪相简直就像一个难缠的婴儿。介石甚至拒绝护士小姐们服侍他,使她们都有受侮之感。他硬要我给他做每样事情。他只于心中愿意的时候,才肯喝下橘汁,因此我不得不又要给他逗趣,又要顾到他心中的奇思异想,这种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如果陈洁如的话可信,至少可以看出蒋是一位不太合作的病人,有“私”一面的硬脾气,或许也有为“公”不得不挺身的、强烈的责任感。至于牙齿的毛病,也长年困扰着蒋,例如1925年5月25日,蒋牙痛,在8月19~22日,又陆续治疗牙齿,1926年7月2日,也有医牙的记载,至当月11日,找了一位湖南湘雅医院的外国医师来帮忙拔牙,这位外国医生对蒋的看法是,他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牙齿的毛病,在日后还不时地出来困扰着蒋。


至于蒋得梅毒之事,《陈洁如回忆录》中也有不少记载。陈洁如一开始发现她身上长了疹子和像是癣的红疤,蒋带其去看一位好友——李(TienLi)大夫。据陈言这位医师是柏林海德堡考克学院及汉堡特罗本学院的毕业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后来陈做了梅毒血清诊断法的检验,证实罹患梅毒,陈非常生气,蒋则解释:“这病是轻度的,用六○六针药就可以完全治愈。”这是蒋自己的旧毛病。对于梅毒,在民国时期并非绝症,好好控制确实可以治愈。可以看出,蒋信任的还是具有德国医学背景的西医,而细菌、免疫等现代医学名词,蒋应该都不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蒋许下了放弃饮用所有酒类甚至茶和咖啡的誓言,而他后来真的做到了。据陈洁如言,蒋也真的做到了,她说:“李大夫在我臂上做了六○六静脉注射,向我说:‘你打针十次,就可痊愈,就是说如果你有耐心继续治疗不断的话。我现在要很坦白地告诉你,淋病菌进入你的身体——或者确切点说,你的输卵管或卵巢之后,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情算是轻度的,所以如果你继续治疗,就不必为此担忧。’事毕后,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大夫的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你前次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求得完全治愈,因此你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这个治疗,以求完全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epididymitis),已经使你不育。今后你恐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为了表示他之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而后,他将放弃所有烈酒、普通酒,甚至茶和咖啡。”陈的回忆不见得完全准确,也有可能是医生的诊断有误,因为蒋日后确实让宋美龄怀孕,可惜最后以流产告终。蒋和陈的这段往事,显示蒋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自省”“修身”的功夫,蒋在认识宋美龄之后的自持,有目共睹,自不用多说。至于蒋得梅毒,或许在其担任军校校长之前;及至担任校长之时,他已经非常注意个人身体与行为之间的克制、禁欲与健康的关系,1925年11月4日,他著文痛揭军官弊端,谈道:“驻军繁华靡丽之广州,少年军人血气未定,逸则思淫,每当夕阳西下,联翩外出,深夜不归,或竟连霄外宿,连上床铺等于虚设,而此种行动,尤以连长为多,盖以连长握有经济之权,而身体亦较自由故也。”这说明蒋已经体认到过度“身体自由”是有害的,它将造成一个人的贪纵享乐,蒋后来屡次把这种身体自我控管的重要性和淫荡等负面词语做对照。至1934年5月,蒋对空军训话时就说:“如果品德不好,也往往足以摧毁身体。例如行为浪漫、放僻邪侈,就可以发生杀身之祸。如前次美商驾了一驾运输机,从空中掉了下来,就是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喝酒跳舞,到了飞行的时候,还是筋疲力竭酒还没有醒的原故。又如前年在沪杭间掉下一架飞机,也是因为他驾驶的人刚在新婚三天之后,这虽然不是品德不好乱嫖的原故,但也可见纵欲淫心之奇祸。”以这样的思考来归纳意外之原因,是否过于武断了?但或许蒋的心中真的做如是想。后来,蒋对军官团训话时也曾说:
在租界以内以及外国人所能达到的地方,有的是妓女、鸦片、金丹、赌场、洋货以及一切使人堕落的陷阱。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要使你中国的军人,弄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做一个颓唐腐败半死半活的糊涂鬼。所以大家要晓得,你们离开了军官团,只将到九江附近,或是出军官团的大门,就有许多的邪魔和敌人的侦探看着你。如果到了九江市内,就更有无数的敌人,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不使你做人,而要使你做鬼,这种环境是何等的险恶,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自重自爱,不可随便放松、浪漫一点。把自己的高尚人格和宝贵的身体随便糟蹋,永远做一个被人家耻笑轻侮的糊涂鬼。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的“私”领域

至于这段时期,蒋已渐渐具备国家领导人的视野,操烦之事也更多了,这让他的身体和情绪都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毛病。例如1929年10月9日,蒋“上午批阅,到政治会议,手撰告国民书。下午会客、休息,叹曰:‘卫生不讲,体力衰弱,将何以对所生也。’晚到汤山沐浴,浴毕,即回京批阅,至深夜始睡”。可见蒋认为体力不佳也是一种“不卫生”的体验,而且总是会和儒家的孝道连结在一起,当身体不佳时,他常常归结于自己脾气不好,导致身体发生疾病,有失孝道。例如他曾说:“今日两次发怒,肝火之旺,必损内脏,奈何不爱惜父母之遗体如此哉?且凡事之错于怒时甚多,故古之圣贤于戒怒惩忿,必大用其功,余尚能希贤希圣,以到于希天乎?”
蒋用了传统医学的“肝火”来说明损伤内脏和其背后不孝的意义,耐人寻味,因为蒋常常在谈到自己脾气时,会举中医的理论或历史来说明身体的状况或勉励自己,例如谓:“本周体气皆好,惟以所部办理不力,心甚躁急。”中国医学素重精、神、气,这些都是蒋形容自己身体状况时常用的字词。蒋把自己的身体设定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体,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身体,所以常常会为了公事,而呈现一种不愿看医生,硬撑下去的脾气与自信,1931年3月10日记载:
晚医生来检查公之身体,体温九十七度,脉搏六十六跳,血压九十度。公因而自叹曰:“吾之身体亏损如此,将何以担任国家大事哉?呜呼!思我阵亡将士之可怜,念彼顽固政客之可恨,处境困难如此,我身安得而不亏损?然吾身虽弱,吾心自壮,吾气自雄,吾惟自求其无愧于心,生死以之可也。”

蒋虽然有时对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采取硬撑的策略,但有一个始终困扰他的疾病,他不得不去面对的,就是牙痛问题。1934年底,蒋经历的一连串牙痛和拔牙的梦魇。11月28日这天,《事略》记载:“公以牙疾修养在家,然仍批阅拟电令如故。即见王宠惠、孔祥熙等,谓对胡妥协,使其出洋,对倭谅解,使其对俄”云云。隔天立刻“拔除病牙两枚”,还不能稍事休息,痛苦中仍“与王宠惠、孙科等讨论问题”。真可谓一刻不得闲。又至12月2日,《事略》记载:“公因牙疾,拔除上颚当门牙两枚,仍批阅看书。”至4日,竟又“拔除上颚左前方病牙二枚,因其骨内尚有隐牙,医生想破骨取去,用铁锤硬拷,终不能破,仍未拔出,而流血较多,公精神仍旺,病中仍批阅看书,未尝休息”。这有点惨不忍睹,不知蒋的牙患了何病?但还没结束,虽6日时,蒋“牙病渐愈,牙根肿渐退,仍假眠批阅,研究各种计划、会客”,但至隔天早上,“公延医拔除下颚大牙一枚,喟然叹曰:‘是乃最后之病牙也。夫祸患之来,长生于微,亦犹是也。非拔本清源,则患常间而作。今病牙既除,精神安逸,吾其除国中害人之最大者乎。幸赤祸痛剿殆尽,吾其专心并力于攘倭呼,此乃复兴民族所必经之步骤也。’”这一拔,总共失去七颗牙,蒋可谓在牙痛问题上受了不少苦,但还是没有完全好,西安事变后,牙竟又痛了起来,这是后话。在抗战之前,除西安事变时意外导致的脊椎伤害外,蒋未有其他大病缠身。1934年10月26日早上,蒋曾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下午会客后,晚上又至医院就寝。27日记载:“公在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肝胃肠胆皆无恙。”28日则继续检查身体,均健全无病。一直至29日,继续检查身体,则是“各部皆甚强健,毫无病状”。

西安事变后蒋的疾病医疗史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自不待多论。当时,蒋介石在逃跑时因跳墙而导致跌伤胸椎,事变结束后,蒋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各地名医汇集该地,来为他解决身体上的病痛。一开始,蒋的私人医疗团队显然无法处理得宜,蒋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蒋的私人医生郑祖穆向他报告:“西安事变时,钧座脊椎受伤,当蒙召职诊治,瞬已四月……即日以来,钧座腰部之疼痛而言,实足以证明脊椎之损伤迄未告愈,而又发现牙齿与肩部之隐痛,更可证明钧座不惟体健未复,且加风湿诊象,设不早为根本疗治,前途将生变化。”过几天,郑又报告蒋说:“应立即会同牛医生于京沪间择一设备完善之医院再施行一次检查,于必要时或再加聘骨科专家会商根本治疗办法,以期早复康健。虽国是纷繁万几待理,钧座固步可一日小休也,特以伤病之身,此时不加诊治则迁延日久,影响于钧座健康甚大。”……可见经过郑等人一段时间之治疗,蒋的伤并未好转,还显现风湿、牙痛和肩痛等问题,加上蒋公事繁忙,康复之日似遥遥无期。显见西安一摔,后果甚严重。蒋的爱徒戴笠,则大胆提出让中医来治疗的构想,戴笠报告蒋说:“杭州有虞翔麟者,精伤科,在沪杭设有伤科医院。年来警校学生因驶车、摔角等受伤者,均请其医治,多能迅愈,钧座脊骨之伤,可否由生请其前来诊治,因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也。”可惜蒋并未采信,对于这类难治的疾病,蒋还是相信西医的诊断。这种选择中西医问题,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言,往往取决于病人之喜好。


蒋不采用中医之治疗,并不意味着他讨厌中医药,因为在同一卷档案中,确实有证据显示蒋将某人提供治疗伤科、外科的著名中药云南白药交与郑祖穆,并委托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化学室来进行分析,最终的化验结果显示:“结果呈淀粉及植物胶之反应,不含一般赝碱或金属毒质。”杨庆恩于1934年就已经将该药申请注册,就其成分而言,确实有治疗跌打损伤之用。但也许蒋最终仍未使用该药,而是采用西医的治疗方式来治疗其伤痛处。关于治疗伤痛,蒋还是比较采信郑祖穆的意见,郑后来报告蒋说:“静养数月即可复原,而钧座诊治将近四月,迄未见有显著之进步者,实以未能获得完全之休养故也。所谓完全之休养者,即一、不办公;二、不会客;三、不动静。听医生之诊治,绝不因外来任何事物而稍劳其身,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或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不稍移动,如是则恢复健康固易事也。”郑以为蒋迟迟不能康复,是因为“以国事为重”,不能尽心休养所致。


现有记载,助蒋治伤最有功的医师当是黄厚璞。黄于1965年写下当年替蒋治病的经过。他强调按摩又叫“机械动力治疗”,与药物配合,可收物理和化学治疗合璧的功效。黄于1930年回到中国,经介绍至中央医院工作。黄回忆说:“三○年代之初,物理疗法在中国是非常冷门的,所以买仪器的经费上常出现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受背脊伤所苦,黄回忆说:“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著名华洋医师云集杭州诊治,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药打针上石膏打支架,应有尽有。只是他背部疼痛,不时隐约出现。”后来蒋向刘瑞恒以及上海骨科医院的牛惠霖医生、南京鼓楼医院的郑祖穆等人商议,提出“叫南京中央医院的理疗科给我想个办法”。早先,张静江曾发生车祸,请黄治病,当时蒋就曾看过所谓物理治疗的科学仪器,并好奇地问过这些仪器有何用途?黄回答说:“加速愈合,其次是放松疼痛。”这样的因缘际会,加上刘瑞恒的推荐,黄就受邀去给蒋治病。当时带了一大堆医疗器材,为了避免闹出笑话,郑祖穆还特别充当实验品,试了一下电流,才算准备完成。经过一番折腾,总算见到蒋,并开始治疗,关于这段过程,黄回忆说:蒋一见我们垫仪器的旧破毛巾,马上瞪眼说:“毛巾怎么这样破啊?”我说:“这破毛巾是作机器垫的,不用作治疗。”蒋转而命令黄仁霖:“赶快给他们买几条新毛巾!”我这钉子一碰,就更加胆怯了,生怕再出别的毛病,遂向蒋解释治疗进行中的感觉和电流增强、异常情况等等。开始治疗,王委良协助放置电极电垫照料病人,我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廿分钟治疗后,蒋觉得背部的疼痛减轻,脊骨也稍缓松些,脸上才略有笑容,并说:“若是我的背脊再痛,还要叫你们来治。”我忙回答:“听命,听命。”
可以说蒋对新式医疗技术的接受度颇高,至少他不排斥试试看。至于重视“破毛巾”这种小细节,也是蒋一贯的生活态度。蒋看病时也很有个性和脾气,黄回忆说:“蒋从来也不曾让我们再做一次,因为蒋休养作风,不是按照医嘱,而是医生得听病人命令,我们也习惯了。”经过这样持续治疗一段时间,蒋的病情渐渐好起来,已能从平卧之状态起来,在椅子上坐着会客。也幸好黄的治疗发挥了一定的功用,那么,那个困扰蒋的牙齿问题呢?熊丸回忆蒋的日常养生时曾说;“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视,对卫生也很当心。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最喜欢吃家乡食物,如红糟肉和黄鱼。他因西安事变时后背部受伤、浑身酸痛,骨科医师牛惠霖建议他去拔牙,把牙齿全拔掉后酸痛自然好转。蒋先生听了建议,便把牙齿全部拔掉,酸痛也果真痊愈。但装假牙容易萎缩,两年后假牙不适用,往往磨破口腔,形成溃疡,要治疗还要将假牙拔下,很不方便,这跟蒋喜欢吃一些软软烂烂的食物有所关系。”
结语
为什么要以日常生活史来研究政治人物,简单地说就是要凸显政治人物的真实生活与个性,此乃历史研究重视人的核心理想,看似零碎的生活琐事与日常观感,片片拼凑出了历史人物鲜活的好恶与性格。任何一位重要人物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个研究近代史的资料库,特别是像蒋如此重要之人而又留下如此多档案、史料的例子,值得学界持续关注。本文在消极的一面,论述了蒋在私领域的医疗卫生观点,而积极的一面来说,蒋的日常生活经历,其实反映了他的所见所闻,也浮现政治史上几个重要的施政规划——那是蒋站在领导人的高度上,将带领近代中国如何前进的历史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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