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狂士李贽为何爱找圣贤破绽

高山

豪杰必“狂”？明代狂士李贽为何爱找圣贤破绽   

        2016年08月25日 09:33
                   作者：刘梦溪

那么明代的“狂”我们看到了谁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看到了“前仆后继”的狂士群体，而尤以万历年间的江南一带最为集中。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又说：“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由此可以体会明代之狂的潮流和背景。祝枝山（允明）、唐伯虎（寅）固是人皆能详的文苑狂客，至少唐伯虎降身为奴娶秋香的风流故事大家是知道的，但明代狂士群体的翘楚还是非李卓吾莫属。

李贽（号卓吾）和千年以来的传统秩序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对每一部人们奉为经典的著作都能找出破绽来，而且给以另类的解释。他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生于福建泉州，二十六岁中举，由于不满意科举制度的弊端，没有再应进士第。五十岁前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做官，后来又做了三年云南姚安的知府。但他回顾平生，觉得自己“五十年以前真一犬也”。所以当万历八年（1580）知府任满之时，他毅然辞官，回到湖北黄安，他的家人和很多友人都在那里，开始了问难学道的新时期。七年以后，即黄仁宇那本有名的书写的“万历十五年”，他为脱却俗累，将家眷送回福建老家，自己则削发为僧，但胡须未剃，也未受戒。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不能见容于当时当世当道，便以《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抗词自名其书。

李贽像

李卓吾对士子之“狂”给予了新的解释，提出“闻道”须要狂狷的破天荒的思想。他说：“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学术传承他认为也需要狂狷的精神：“论载道而承千载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还提出，惟有狂狷，能够发现先儒往圣的“破绽”的人，才能成为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他在给友人焦竑的信里写道：“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指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这等于从学理上把狂狷当做成就杰出人物的必要前提。对自己的“狂”，李贽也毫不避讳，晚年所作的“自赞”坦承：“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但他的内心则充满温热。

以反对文学复古主义扬帜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是李贽的好友，袁中道写过一篇《李温陵传》，其中所说“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应是实录。袁中道的这篇传记还写了李贽另外一些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特征，极为有趣，大家不妨一看。

（公）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髪，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

喜欢手持扫把扫地，众人欲夺而不能，这一习惯，笔者年轻时也有过，因此颇能理解。但不喜俗客，思想不契，即令远坐，言语冲口而发，锋芒刺骨，文章“精光凛凛，不可迫视”，作书还要“解衣大叫”，形貌则留须不留髪，这些置诸当时的社会环境，为权力者所侧目，为习俗所不许，不用说也势所必然。他的一些友人不免为他担心，认为“李先生学已入禅，行多诞”，难免遭遇祸殃。最后果然因了他的各种“异行”和“异言”，包括社会辗转打造的本来不属于他的谣言，李贽被关进了监狱，直至被迫自戕于狱中。那是万历三十年（1602）的三月十五日，他七十五岁。李贽是因“狂”而焕发了自己的生命，也因“狂”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续藏书》

其实“狂”并不是李贽所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他生命的一种状态。相反他追求的是“圣”，不依循传统解释的与伪绝缘而又生气昂然的“圣”。因此他不认为“圣”与“狂”是不能两立的品格。《焚书》中有一篇“与友人书”，专门谈的是这个问题，其中这样写道：

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观者见其狂，遂指以为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观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圣人绝不以为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

这里涉及到孟子对狂义所作的一种解释，如前所述，孟子认为孔子对狂狷给予正面评价，是意识到“中道”不可得，所以才退而“思其次”。但弟子万章继续追问，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才算作狂？孟子说，譬如孔门的琴张、曾皙、牧皮几位弟子，就是孔子所谓的狂。万章还不肯罢休，又刨根到底地问，何以这几位就是狂？（“何以谓之狂也？”）孟子于是解释说：“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又说：“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嘐嘐”为象声词，形容象鸡似的乱叫。叫什么呢？无非是“古人呵，古人呵！”在孟子看来，那些志大言夸即“志大言大”的人，尽管满嘴“嘐嘐”地呼叫“古人”，行动上却没有表现，言行不统一（“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这样的人就可以叫做狂了。

李卓吾显然不满意孟子的解释，认为把“狂”解释为“志大言大”固然可以成立，但他不能认同把“志大”解释为只是师法古人。他主张后来者应该比古人“高视一身”，开辟不同于古人的新的路径。而“言大”，他认为即使做不到，甚至也不敢做的事情，也不妨“率意妄言”。因为做不到并不总是自己的过错，实际的“情”和“势”是否允许，应该是更重要的条件。现实世界布满束缚人的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尤其“卑鄙可厌”。那么怎么办？难道还不可以“肆其狂言”，一吐为快吗？李贽不无沉痛地说，大家都共同生存于天地之间，不可能独独一个人和其他人有多么大的不同，所谓“狂”亦不过是借助“大言”自高位置和愤世嫉俗而已。换言之，“狂”更多是在他人的眼中呈现，是“观者见其狂”，“观者”们越视“狂”为“猛虎毒蛇”，避之唯恐不及（“相率而远去”），“狂者”就越是感到自幸自喜，口出的狂言越发肆无忌惮（“唯恐其言之不狂”），亦即俗所谓“人来疯”是也。

《李卓吾批评西游记》

本来是“行”不能践履，发为“大言”，被视作“狂”，后来变成明知不能践履，却口出“狂言”，以掩盖自己的实相。不难发现，这已经不单纯是对“狂”作语义学的解释，同时也是卓老在夫子自道了。难怪他在《与耿司寇告别》书里不无遗憾地写道：“公今宦游半天下矣，两京又人物之渊，左顾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尝求之者欤？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纵有狂者，终以不实见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洁者当之也？审如此，则公终不免有失人之悔矣。”是啊，以“狂”为理由而将杰出人才弃置一旁的事例，古今史乘不绝于书。

呵呵！当时后世无人不以为“狂”的李卓吾，原来有这许多难言之隐。原来在他那里“狂”也有某种掩盖的作用。说开来，这不就是今人所谓的“自我放逐”吗？这不也就是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吗？狂乎，狂乎，多少豪杰之士的辛酸假汝以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