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过节 尽现中国社会的人情奥妙

刘云

红楼梦》中的过节 尽现中国社会的人情奥妙   

        2016年09月16日 09:08
                   作者：十年砍柴

看过《红楼梦》的人知道，这部书是从过中秋节说起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姑苏城的甄士隐邀请寄居在葫芦庙的寒儒贾雨村一起饮酒，欣赏贾雨村的才华和抱负，资助其五十两银子和两套冬衣进京参加会试。

一部大书从佳节开始，便于情节的徐徐展开。因为在中国古代，过节，人们舍下活计相聚在一起宴饮游乐，中国社会的人情奥妙，便能集中地展现。

《红楼梦》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法定节假日这一说。所谓法定节假日，是现代国家才出现的概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下的公民都具有某种权利，比如说不用去上班照样拿工资，如果要人家牺牲这种休息权，必须用更高的价钱去赎买，如工资之外再给予加班费。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节假日是民俗的范畴而非由成文法律规定——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习惯法。比如说过年过到正月十五，本质上说，我以为生日和节日是一样的，都是有着很浓的人格化因素在里面。比如说，一个人出生后，他一生中过生日都是固定的，他有着私人化的节日，这个节日对他而言具有象征意义，每年强调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而除夕是一年的结尾，春节是一年的开始。中国人把一年的春夏秋冬看成一个人的诞生、成长、兴旺，乃至走入暮年。历史学家蒋廷黼说过：

在中国，较大的节日都是关于人的节日。

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有些节日是关于宗教人物的，如圣诞节、佛诞节。有些是关于传说中的文化人物的，如端午节、七夕节；有些是现实中对某种人伦价值强调的节日，如中秋的团圆，重阳的尊老。还有在中国帝制时代，某个人私人化的节日会成为全民的节日——如皇帝的生日是天长节，因为中国皇帝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来管理万民的，因此他的生日自然被政治化，已不属于私域。

《红楼梦》中写节日和生日最多，有除夕、元宵这样的大节日，有花节这样的小节；有丫鬟们过的生日，也有贾宝玉、王熙凤这样重要人物过的生日。从中可以窥见贾府诸多人事瓜葛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或制度背景。就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以及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群芳夜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来说明之。前者可以视为政治层面上贾府最后的辉煌，而宝玉的生日则隐含着大观园众女儿最后的辉煌：群芳即将凋零，肃杀的秋天马上就要来了。除夕和元宵是一个象征着家族兴旺、老少和睦的家庭聚会，宝玉的生日则是一场青春狂欢。

甄士隐中秋宴请落魄的贾雨村资助其进京会试

贾府的除夕大聚会，首先是准备的政治条件，贾蓉从朝廷领来了皇帝赐予的祭祖银两。贾珍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咱们那怕用一万两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又是沾恩锡福的。”然后需要预备的是聚会的成本：乌庄头几千里外来送租子——这是大聚会的经济支持，没钱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政治经济两方面条件具备了，贾府的大家长贾母，才能带着一干老少祭祖。可见，在《红楼梦》时代，节日的政治性涵义是寄托在民俗中间的，也就是说，朝廷不会重新单选一个日子来彰显其政治意图。因为在中国，从周代开始，尤其经过董仲舒等人天人合一学说的弘大，植根在农耕社会的民俗和政治几乎可以天然一体。因此我们看到历代王朝更替，很难有专门的“建国日”，他们占了前朝的龙廷，正式改正朔必定是新年的开始，此前的日子只是暂时的坐龙椅。到袁世凯所谓作了八十三天皇帝，实质上只是筹备时期，他没等到第二年春节正式祭天登基就呜呼了。

我以为原因是：那时候王朝更替连皇帝也不认为自己是开天辟地，无非是前朝某姓天命已尽，上天青睐自家，让自己奉天承运，所以不能任意定一个日子作为本朝的开国日。因此正式的新朝开始于新年，同一朝代的老皇龙宾上驭，太子马上即位，但天下换新主的年号，必定是新年后才能更新。

现代国家肇始，新政权的建立标志不可能是皇帝的祭天即位，而是催生新政权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那天。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民国政府则是武昌起义的那天：10月10日。可以说，中国古代新朝廷不管受胎于何时，其诞生日必定和民间公认的新一年开始时间重叠，没有谁敢说“时间开始了”，而以前的岁月都是千年黑暗。而现代国家理念被广泛接受后，受胎日便成为诞生日。

现代的节日依然具有浓厚的人格化因素。国家的诞生或受胎的那天便是他的生日，其他的节日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等，都是政治化的节日，因此容易获得法定的地位。而民俗的节日，因为已经和政治剥离，它纯粹成为民间自娱自乐的特定日子了，便没有了法定的地位——除非是哪个当权者也很难否定的极其重要的民俗节日，必须给予尊重而赋予法定地位，如中国的春节，西方的圣诞以及中西方合流的元旦。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由政治的力量的拨弄，中国传统节日有一个由越来越边缘化，到其重要性逐渐回归的过程。1912年西历元旦，被海峡那边尊为国父这边谥为“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位基督徒以革命者的决绝姿态弃用中国的农历，改用西历。公权力法定的元旦——新年伊始，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元旦分离。于是，农历的元旦变成了春节。但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西历的新年总是不如春节隆重。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但沿袭了民国所用与国际接轨的公历，而且更进一步，采用了公元纪年（即耶稣诞生开始纪年）。很长的时间内，公权力只看重劳动节、建军节、国庆等政治性的节日，享受公权力加持的民间节日只剩下了春节——“文革”期间，一些地方还过“革命化春节”，春节不放假，几近废弃。

21世纪后，当年致力于革旧习俗之命的执政党，感觉到“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这两剂药在新形势下的功效，于是又开始提倡传统文化，培育民族自豪感。一些文化、民俗专家在纷纷撰文，认为清明、端午、中秋这些节日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应该成为法定假如。于是，当政者显示出纳谏如流的雅量，准各位贤达之所奏，清明、端午、中秋也成为乱法定假日，许百姓们放假过节。

这，依然是当政者出于政治性考量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