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如你所愿，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 “最后一次”(一)

高歌

      党史博采                        2017-01-06 15:04
  

文/秦九凤

编者按：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和风范，人们都会肃然起敬、心向往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他既是革命家的典范，也是普通人的典范。他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晚年，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最后一次”或“最后一个”中有所体现。他最后的请求和唯一的愿望，只是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自己的骨灰，撒播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必将世世代代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本刊将连载著名周恩来研究者秦九凤先生的《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以飨读者。

一、最后一次陪外宾到外地参观
1973年，加拿大成了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发出了访华的邀请。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和夫人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带病到机场迎接，还陪同特鲁多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0月11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特鲁多总理一行。11月13日晚上，特鲁多举行盛大的宴会，答谢中国总理等中国领导。两国总理都在欢迎和答谢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双方还都提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加拿大的著名医师白求恩大夫对中国人民的支援并由此结下的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特鲁多总理的答谢宴会结束后，周恩来陪同特鲁多乘专列夜车前往洛阳。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陪贵宾离开首都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
10月14日下午，周恩来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参观了位于洛阳市城南12公里的龙门石窟。特鲁多总理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宾阳三洞、潜溪寺、万佛洞、古阳洞和奉先祠等主要洞窟。在参观过程中，周恩来见到当地服务部有《龙门二十品》拓本碑帖出售，连忙拿起一本，爱不释手地翻看起来。
龙门石窟是自北魏到北宋数百年间相继开凿、留有造像题记和碑碣3000多款的地方，后人将北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题记《始平公造像记》、《孙铁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等二十款拓下来，装裱成册，题名为《龙门二十品》，印成书卷。这“二十品”在我国书法艺术上都是“魏碑”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难得。
周恩来幼时遵周家祖训，五岁入家塾馆念书，习颜体，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11岁时他到姨表舅龚荫荪家寄读，龚家塾馆的周先生见他的颜体字写得很漂亮，又让他加练魏碑，以增强他笔锋上的刚阳之气，终于形成周恩来后来那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因此，他一直对魏碑书法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员，《龙门二十品》的每套售价是500元。周恩来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把手中的《龙门二十品》放回了原处。

◆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右四）参观龙门石窟。

随同周恩来参观的洛阳市一位领导同志见总理那么喜欢《龙门二十品》字帖，就不假思索地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吧！”周恩来一听两道浓眉一竖，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国家财产是能随便送人的吗？”那位同志听了周恩来的批评，连忙点头认错。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随参观人群又来到了石窟南边的古阳洞。他又看到货摊上有《龙门二十品》碑帖出售，便小声问随行的贴身卫士高振普：“你身上带了多少钱？”高振普见总理想买自己心爱的书，却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钱，不无歉意地说：“带了不到300元。”这时周恩来的一位随行人员说：“总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您一套，等我们回到北京后，再如数把钱寄给他们。”周恩来忙说，“不行，不行，那他们就更不会要钱了。”
直到参观结束，周恩来也没能买到他十分心爱的《龙门二十品》字帖。从周恩来对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想买什么东西，也是量力而行，绝不随便占他人或公家的一点便宜。
二、最后一次对故乡淮安的指示
周恩来一贯律己甚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一再对淮安县委领导人提出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要平掉他家的祖坟、坟地交给所在地农民耕种的指示。直到1961年7、8月间，周尔辉、孙桂云到北京举办婚礼，周恩来在和侄儿、侄媳谈家常时，听孙桂云在无意中说，尽管县委把我们家老房子作为县委常委学习室，不让人去参观，可还是不断有人要进去看看，以至影响到他们的平静生活。
周恩来对孙桂云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视，就对尔辉和桂云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孙桂云告诉他，拆房子要地方政府批准，他们拆不了。无奈的周恩来只好再一次叮嘱说：“你们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子，还要告诉邻居，请他们也不要说。”
然而，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和爱戴，总是不断有人前来。无奈之下，孙桂云只好请一位木工专门制作了一块木牌子，用黄漆漆上底色后，上边用红漆写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八个字。为此，周恩来还当面批评孙桂云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那不是明显告诉人家，那是我住过的地方吗？”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丹心一片，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不仅前往驸马巷周恩来故居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还向淮安县委写信要求县委应该将住于故居内的居民迁出去，把房屋整修一下，然后开放让人参观。有人甚至把信直接寄到国务院。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后，十分不安。于是，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让国务院有关同志给淮安县委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传达他的指示。
这样，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给淮安县委打电话，传达周恩来对处理淮安旧居的三点意见。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吴庆彤同志告诉笔者：这个电话是1973年11月17日晚9时打的，通过电话总机接线员要通了淮安县委办公室的电话后，我就要县委书记来听电话，以传达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吴庆彤说，我记得当时淮安县委书记叫江维邦，他的苏北话（江维邦同志系苏北沐阳县人）很难懂，加之那时长途电话声音很低，花了半个多钟头才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传达清楚。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致淮安县人民委员会的信。

在此前的11月13日，吴庆彤也曾遵周恩来所嘱打电话给淮安县委，了解县委是否有重修故居，要居民搬家等情况。在传达周恩来关于处理故居的三条意见后，县委于第二天召开常委会，经研究后，根据周恩来的三条指示作出了三项决定：
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二、不维修房屋；
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
11月18日晚上，江维邦用电话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吴庆彤再一次打电话给淮安县委，告知：“周总理对县委的三条决定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无数次要求淮安县委处理掉他的旧居，平掉他家祖坟，不要优待他在淮安的亲属。他的这些要求都是通过书信、亲属口信、当面交待以及电话表达的。1973年11月吴庆彤为他打的这个电话只离他去世两年多一点，是他最后一次对故乡淮安的指示。
三、最后一次乘飞机
周恩来第一次乘飞机是1936年12月17日。当时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从肤施（今延安）乘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飞赴西安。此后，他一生中乘飞机的次数就无法计算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要经常出访和处理国内外大事，他都是乘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可以节约时间。然而，周恩来最后一次乘飞机却显得有点悲壮，让人知道情况后感叹不已。
那是1974年12月23日，当时，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中国政坛上波谲云诡：“四人帮”加紧夺权，周恩来病重，一大批开国元勋被整死的整死，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毛泽东因“九·一三”林彪事件的打击，身体完全垮了，深居简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怎么安排成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一言九鼎，但他当时住在湖南长沙，开国元勋中，除了与毛泽东共事五十多年的周恩来，其他人已无法和他说上话。此时的周恩来病体沉疴，已经不能远行。但他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悲怆的喊出：“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回忆：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总理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口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总理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几天，仍在尿血，身体还虚弱得很，正在康复之中。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
张大夫还回忆说，叶帅还再三交代，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
12月23日，周恩来由警卫科长、保健医师、警卫员、保健护士等身边人员陪同，并请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等人，再带上氧气瓶等急救用品一同上飞机，由西郊机场飞赴长沙。
据周恩来专机乘务员汪云回忆：
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透过张佐良和汪云的回忆，我们见到了当时国家政局的严峻、周恩来病情的沉重。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周恩来的长沙之行，毛泽东不仅获悉了江青有组阁的野心，而且还知道了江青、张春桥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以他的睿智选出了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正确人选，最后发出了“总理还是总理”、“国务院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顶”、“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等“最高指示”。
说周恩来最后一次乘飞机的长沙之行又一次挽救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危机完全不为过分。
四、最后一次到机场迎接贵宾
1974年5月6日，西部非洲的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桑戈尔访华，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桑戈尔一行。
塞内加尔是非洲同新中国建交比较早的国家之一，饱受殖民之苦的民族，在桑戈尔总统的领导下，顶着美苏两方的压力，坚持与中国友好。而中国采取的尊重非洲弱小民族、支持弱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做法在非洲深得人心。

◆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桑戈尔一行。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出访亚、非、欧14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亚、非、拉的影响，周恩来冒着危险访问发生政变后不久的加纳，并在1964年1月15日在加纳答记者问时，向国际社会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告诉世人中国对外援助是相互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好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等。这八项对外援助的原则，是周恩来在访问途中，一边与受访国家会谈，一边总结而归纳出来的。这种援助处处为受援国考虑，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世界各国影响很深，尤其是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他们不仅看到了希望，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因此，当1971年联合国第25届大会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表决时，塞内加尔等许多非洲国家都投票支持我国。提案通过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小吴呀，这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呀！”
非洲各国为什么要把我们中国“抬”进联合国呢？因为周恩来处处尊重非洲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持他们的一切正义斗争。连塞内加尔这样的小国总统来访，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要坚持到机场迎接。只是，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到机场迎接来访贵宾。他实在病得不能坚持了，后来才改到人民大会堂迎候。
五、最后一次与外国政府首脑正式会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开拓者。陈毅调任外长后周恩来也仍然分管外交工作。因此，他不仅经常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凡是到我国访问的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他都是参与接待并与之会谈。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蒋介石集团还窃据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样，凡是要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得经过谈判，首先要互相承认，再就是对方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是通过两国互换照会建交的，其余100多个国家都是通过双方谈判才与我国建交的。其中，1974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到访，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到我国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的正式会谈。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马来西亚是亚洲国家，是我们国家的近邻，国内华人有好几百万。在当时国际大环境下，拉扎克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转达了他希望访华、与中国建交的意向，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拉扎克发出了邀请。
1974年5月28日到6月2日，拉扎克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28日晚，欢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持宴会的周恩来和拉扎克都在宴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为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前左）举行宴会后步出宴会厅。

周恩来说：“实现中马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中马两国人民利益的。拉扎克总理这次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将正式宣布建交，从而揭开了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
拉扎克说：“我这次到北京访问，其目的是要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悠久的关系。这次访问，将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拉扎克还说，“我们马来西亚热诚地欢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我深信，我们两国对促进相互的谅解会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展望更加幸福和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拉扎克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带着病体，与他进行了多次、全方位的会谈。当时，周恩来重病缠身，身体极度虚弱。他在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建交问题举行会谈并最终达成中马建交协议，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这一次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会谈，是周恩来光辉的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与外国政府首脑举行的正式会谈。第二天，周恩来就住进了北海之滨的解放军305医院，直至他的生命走到尽头。
六、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之后，由于当时对他的病情保密，社会上既无人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就更不知道他的治疗、康复等情况。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关心周恩来的健康，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他，全国人民不能没有他。而群众的关心、关注只能从报纸上或广播报道里得知。比如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某位外宾。至于周恩来在医院里仍在坚持签批文件、会见国内有关人士、找人谈话等等社会上却是不知道的。因此，如果有个把星期没有从报纸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周总理的消息，人们的心就会揪起来。这可以说是当时全国许多人的心情。
周恩来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的身体状况攸关着全国政治大局。
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起，此后每一年的9月30日晚上，周恩来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招待国内有关人士和在京的国际朋友、外交使节等等。他住院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快到了，从1974年9月28日起，周恩来就开始审阅出席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当时是处在“文革”的非常时期，有许多老干部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或者是正在被群众批斗着、专政着。周恩来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尽可能地让他们在国庆招待会上出现，因为这名单一见报，人就算“解放”了。事先周恩来就指示相关人员要考虑周到，尽可能多拟一些人员，所以，仅我们国内当时出席第二十五届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就有两千多人。

◆周恩来在1974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致词。

周恩来在审阅名单时，当天提出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第二天又提出增加原国民党将领的“四位夫人”。即卫立煌将军的夫人韩权华、程潜将军的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将军的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将军的夫人刘芸生，又特别交待增加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重病之中的周恩来考虑之细令人感叹、令人敬佩。
9月30日那天，又正好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那天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内外四千五百多位宾客。在场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警卫人员都无一例外地有着焦急的心情：周总理能不能来参加呢？按照周恩来当时的身体状况，医生护士都劝他不要去，留在病房好好休息，周恩来却坚持要去。他说：“如果我不去，群众会失望的。”
据那次参加招待会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回忆：
1974年我参加那次国庆招待会时才30多岁。当周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宴会大厅时，全场沸腾了！中外来宾同声欢呼，都想仔细看看周总理。有的人竟不顾体面爬到椅子上，还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小声呼喊：“总理病好了，总理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样，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禁不住热泪盈眶，拼命地拍手，连手掌都拍麻了。
周恩来出面主持国庆招待会，确实使全国人民感到振奋，国际媒体也争相报道和发表评论：“在这个值得庆贺的中国最大节日，人们对总理所寄予的信任和期望是何等的巨大啊！”
然而，周恩来是位十分睿智和聪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病情，也深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所以招待会结束退场时，他就热情地由宴会厅来到北京厅。当时，人们见他已经很疲乏，医护人员就劝他回去。周恩来也好像听从了医务人员的劝说。但当他跨出北京厅时，却又返回来与时在北京厅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紧紧握手，然后摇啊摇，表示他深深的谢意和无限的眷恋。这时，他又从北京厅来到东大厅，他想再看看这里。人们见总理来了，纷纷围拢过来，向总理问好。周恩来就一一与服务员们握手、告别。当他发现一个经常为他服务的服务员小靳不在现场时，还特意问：“小靳呢？她怎么没在，好久没见到她了。”
大会堂的同志赶紧用内线电话通知小靳过来。不一会儿，小靳挺着大肚子来了，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要做妈妈了，要注意身体呀！”小靳一边抓着总理的手，一边望着周恩来脸上的老人斑和消瘦的面庞，内心涌起莫名的难过，禁不住抽泣起来，周恩来忙安慰说，“不要哭，不要哭，哭对胎儿发育是不好的。”周恩来这么一说，引得在场的人个个泪流满面。
在医护人员一再悄声提醒下，周恩来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人民大会堂，登车而去。（未完待续）

秋月

人间，没有永恒。但，他是永恒！
人间，没有完美。但，他是完美！

华忠

出口成章，英雄盖世本无双。
才华横溢，多少年来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