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政工制度的变迁 2017-07-24 15:42 宣讲家网

华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实行双首长制。红军政工制度是共产党“以党治军”理念的明显表征，体现了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宗旨，尤其突出了政治领导，这与中国历来的军队建制有根本的区别。
萌芽时期：政治指导员制度
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就其主流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实行政治指导员制度，时间跨度为1927年8月南昌起义至1928年6月红四军成立。政治指导员制度源自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原来叫“党代表”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大多由共产党员（跨党兼有国民党员身份）担任。
在此之前，大批共产党员已在国民革命军中或黄埔军校中担任党代表，从事政治工作。但党代表制度的严格推行，影响到了军事长官行使指挥权。党代表与指挥官在指挥上时常发生争执，各指挥官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维护国共合作，避免指挥官（国民党员）与党代表（共产党员）发生纠纷，要求党代表只注重政治宣传，不可干涉军事事务，但矛盾始终存在。北伐战争的开始，预示着党代表时代的结束，军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大部分是政治指导员，与党代表相比，政治指导员的职权大为缩水。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实行的是政治指导员制度。政治指导员的任务是负责军中的党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协助指挥官完成战斗、给养、管理、训育等各项任务，一切工作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主要目标。政治指导员在军中的地位低于同级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指挥官。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指导员与指挥官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原因在于政治指导员既能帮助指挥官处理军中事务，又能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经验。中共中央认为，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以及忠实于革命的军官。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清除一切投机分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究竟是实行政治指导员制度还是党代表制度？党内一直存在争议。当时朱德领导的部队直接援引国民党政工制度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有利于军事指挥官施展军事才能；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实行党代表制度，因为这一体系有利于政工人员地位的提高。
可见，政治指导员制度与党代表制度是有所区别的，差异不仅在于名称不同，两者在军中的地位亦不同。指导员之所以改为党代表，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南昌起义部队虽由共产党领导，一开始却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若继续使用指导员，容易与国民党军队中的指导员相混淆，故必须另打旗号，有意与国民党军队相区别；二是起义部队中的许多俘虏原先是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都轻视政治指导员，认为政治指导员的地位远低于军事指挥官。
探索时期：党代表制度
红军政工制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实行党代表制度，时间跨度为1928年6月红四军成立至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党代表在军中的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并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的权力。党代表在政治工作方面负完全责任，军事方面尊重指挥官的意见。这一时期，党代表与指挥官的关系是平等的。既互相合作，又时常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指导员制度时期的融洽无间。显然，党代表的权力比指导员大很多。
红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1927年9月，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一项重要内容是连以上设党代表，从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来源由南昌起义叶挺与贺龙余部、湖北第四军警卫团、湖南的平浏岳义勇队以及湘南的农民混合而成，原名为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工农革命军的兵源十分庞杂，既有原来的老兵，又有当地的农民，还有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士兵质量相对不高。
为此，1928年6月，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以及前委发出指示，认为必须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在红军中设立政治部，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取消党代表制度。对于中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杨克敏等人相继提出异议，认为此举暂无必要，因为党代表与政治委员对于军中的政治训练的作用是一样的，政治部则是国民革命军的“遗留”。
但上述观点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同。中央要求在红军中推行政治委员制度，主要是希望向苏联红军看齐。政治委员制度是红军中的组织制度，而政治部是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制度。换言之，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政治部是党的工作部门，政治委员是在政治部的指导下开展政治工作。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内民主，防止个人权力太集中。一个军事单位里，只有一个政治指导员，党代表亦是如此，但是政治委员可以有多人，从而形成权力制衡，以免某一人的权力过大。
形成时期：政治委员制度
红军政工制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时间跨度为1929年12月古田会议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承前所述，红军究竟实行哪种政工制度？1929年春夏间，在朱德与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中，红军既没有实行政治指导员制度，也不实行党代表制度，而是采取政治委员制度。12月28日、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召开古田会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各级党代表均改称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代表政权和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因此，政治委员的权限比军官的权限大，这是党代表制度未赋予的职权。
毋庸置疑，政治委员是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其职权是负责所属军队里面的党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并监督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以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为保障政治委员的职权切实执行，红军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所发布的命令、训令等，均须由政治委员副署；有关作战行动的口头命令，亦须得到政治委员的同意，方能生效。否则，上级不予承认，下级亦不执行。当然，为了发挥指挥员的军事才能，举凡一切军事行动，政治委员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应横加干涉。下级政治委员对上级指挥员，必须以长官对待。除非错误严重，如指挥员有背叛革命等行为时，政委有权将其撤职或逮捕外，政委不能在指挥员的下属面前指责或教育指挥员。否则，就会损害同级指挥员的威信，这样的政治委员必须受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
纵观红军政工制度的演变过程，无论是政治指导员制度、党代表制度，还是政治委员制度，红军军队均实行双首长制。只不过，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导致每一阶段的军事长官与党的代表对红军事务进行决策的范围和权限不同。政治指导员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变为人民军队。部队虽由共产党领导，但军中的党员干部不多，非党军官多数又有实际作战经验，此时亟须保持部队的稳定，发挥军官的军事才能，政治指导员必然处于从属的地位。
迨至党代表时期，共产党开辟了一些相对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生存状况大为改善。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合流，作战力强的部队难免轻视作战力弱的部队，为防止红军“军阀化”，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党代表的地位得以抬升，与军事长官平起平坐。进至政治委员时期，随着南昌起义部队越打越少，大量的苏区民众进入红军，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对红军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委员的地位益加凸显，其权限已在军事长官之上。
政工制度的目的是让军事骨干和党组织发挥作用，实行双首长制，让红军的军事长官意识到自己并非至高无上，遇事找党组织的代表商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这对于军事指挥员的作风民主化是极大的促进。
（作者：刘魁 邱小云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

华忠

文｜周渝
在抗战中，国军系统的第5军、第74军、第18军、新1军等部队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尚能打出不少胜仗，为何到了内战时期，这些王牌部队在遭遇解放军后，或全军覆没，或一败涂地？解放军又为什么作战英勇？其实只要对比国共两军的政治工作，就不难解释这一疑问。


国共两军的政治工作都是效仿苏联红军而来，但分家后二者重视程度大不相同。国民党方面，早在1926年重新修订《国民革命军代表条例》中，就规定党代表任命由军人部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行之，军人部部长副署，这样一来，政治训练部的职权就大大缩小了。宁汉分裂后，两个国民政府也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工作机关，但武汉政府（当时共产党大都在该政府）对政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南京政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宣告破裂。宁汉合并后的政府将原武汉中央的总政治部撤销，政治工作的地位再次下降，各军师中党代表甚至因“军事人员调遣日多，使党代表不能久于其职，各党代表缺额日多，有去无继，党代表制度遂同虚设”。
与备受冷落的组织工作相比，国军的宣教工作倒是在如常进行，在第一次国共内战（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先后对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前四次“围剿”都因种种失误而被红军粉碎，以至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给苏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然，国民党宣教工作的成果只是相对其组织、党务等政治工作而言，若与其对手共产党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

三湾改编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从1927年建军起（主要是三湾改编后），就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建设，军队政治工作被视为军队的生命线，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一一进行纠正。与国民党最显著区别在于，红军中的党组织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把支部建在连上”，时刻在军队中进行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鲜明的党性是红军具有的第一个重要特征。部队从上至下均编有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职位。政治主官必须具备相应的思想政治、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连长与政治指导员同为正连职；营部有党支委，营长与政治教导员同为正营职；团机关有党委，团长与政治委员均为正团职干部，师以上类推均为同一模式。解放军与国军政工干部的编制体系对比明显，解放军各级团队实行的是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各级分队在受领作战任务后，要进行政治动员，让每个官兵明确为谁而战。而国军的政工人员则长期充当幕僚式的角色，一切由军事主官说了算。

1948 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队在奔袭北宁线途中编快板唱给战士们听，怕听不到就用喇叭筒来传声
到抗战爆发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政治建设已经远远优于其他国民革命军部队。从黄埔建军开始，校军就提出了“党化军队”，那么十多年过去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究竟进行得如何呢？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但执行力相当弱，一是因为十年来一直忙于“剿共”、“削藩”等内战，无力建设。二来是因当时全国还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中央政令不通，连部队的制服都无法统一，更遑论难度更大的政治工作。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中央军中的党务工作也难免落得有名无实，至于地方军，有的甚至连名分都没有。
反观八路军、新四军，此时的政治工作已非常成熟，对于官兵中存在的普遍性思想问题，基层连队组织每周都安排不少于一天半的政治教育，由政治指导员采取集中教育上大课的形式来解决。班（排）每还安排不少于两次读报时间，学习党中央机关报和军队自办的各类报刊。官兵思想情绪多样化，并处于动态变化中，每个战士思想水平、生活经历、家庭条件、性格特点都不尽相同，政工干部往往利用作战训练休息间隔，与官兵打成一片，随时掌握官兵思想反映，采取随时教育的方式，随时跟进，灵活展开。

淮海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奔赴战场途中，用喇叭不断播送胜利消息和英雄事迹，激励战士加速行军

此外，在过去的10年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对军纪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尤其重视军民关系。湖南军阀何键在“围剿”红军期间曾感叹：“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红军的具体做法，在蒋介石的电文中也能找到，他于1935年2月初发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说：“据报，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永叙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而在同一时期，国军的政治宣传则显得简单粗暴，以四川军阀刘湘为例，当时他对川军的宣传无非是什么共产党来了就要“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制造恐怖，也的确让不少川军将士有了一种“我们不是打仗，而是保家卫国”的悲壮心理。但这种粗糙的谣言式宣传，只有基于民众以及部队官兵获取信息渠道闭塞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到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大家对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定认识，造谣式宣传就难免让官兵们心生反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