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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京城有名的官二代,富二代,玩物败家,玩遍天下无敌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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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9 05:15:1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2017-11-29 00:00

放鸽,玩狗,斗虫,火绘……
你听过的没听过的民间“雕虫小技”,
他均能玩得有模有样,
甚至还一一著书立作。
他叫王世襄,被誉为中国第一玩家。
时人议之,多有艳羡:玩得多恣意。
不过,书法家启功,
却说他是“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
其作品“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
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学者张中行称之为:
“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何谓名门之后?
王世襄就是顶真的名门之后。
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
祖父的哥哥王仁堪,为光绪丁丑科状元,
梁启超是他的门生。
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
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

▲ 王继曾先生抱着一岁的王世襄
母亲金氏一族,则是江南有名的大户人家。
母亲金章在英国学习美术,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花鸟画家。
舅舅金城则更有名,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过张大千。
以诗书传家,王家一门蔚为大观。
不过,“诗书传家”到了王世襄这一代,岌岌可危。

▲ 四岁时的王世襄(左一)与哥哥
1
王世襄有个哥哥王世荣,大他两岁。
“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
可惜,十岁那年,王世荣不幸夭折。
“可惜死了一个好的。”亲朋纷纷扼腕叹息。
不言自明,余下一子王世襄必然是“坏的”。
打小,王世襄就“讨人嫌”,
不爱读书,偏爱玩一些不入流的玩意儿。

▲ 王世襄随父母游览杭州林隐寺前的飞来峰
10岁开始养鸽,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
他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
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
就读于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
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
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
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
不过,幸好有母亲对其天性的保护和宽容。

“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
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
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再长大点,王世襄又开始爱上放鹰。
改革开放后,
王世襄特瞧不起满街流行骑摩托车的小年轻。
一见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摩托就撇嘴:
这比骑马架鹰可土多了。
小小年纪,王世襄就在京城博得一个“顽主”称号。

不过凡是所玩,非身体好不能玩,谓之“武玩”。
如熬鹰,一般鹰未熬成,人先垮了。
虽顽劣,王世襄倒还能照顾到学习。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
早年间,父亲就为他在燕大旁买下一座园子,
现专辟为他读书所用,号为“王家花园”。
可他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

白日里,后头跟着老家人,
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
夜里,则经常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
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
读了两年,多门功课不及格,差点被开除,
于是就转到了国文系。
“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
王世襄感觉到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
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
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
“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
那时,王世襄本有哈佛留学机会。
因“怕有辱国体”,竟未得去。

2
转眼数年,有惊无险,
1938年,王世襄本科毕业,
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
所有玩物均束之高阁,
开始专心致志,潜心学问。
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原来,母亲久病,并在几个月后病故。
“深感玩了多少年,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
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 金章画作
那年他考上研究院国文系,决心做出一番事业。
许是为纪念母亲,
王世襄上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尽管家学渊源,可一旦动笔,
王世襄深感自己“狂妄无知”。
其时中国,外忧内患,强敌环伺。
社会上纷纷兴起“实业救国”,
像这种艺术研究,并非当时“显学”,
几无可资借鉴的时人研究,
非穷经皓首,坐上几年冷板凳不能成。

▲ 燕京大学一角
可想而知,这极大考验着纨绔惯了的王世襄。
再则,当时华北沦陷,
时人痛呼“偌大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有条件的人,纷纷南下避祸。
可王世襄偏偏玩得起,也坐得住。
在王家花园,王世襄心无旁骛,一坐就是2年,
完成并答辩通过了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
《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
不过,王世襄并不满意。
“不过是罗列前人的言论,
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
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也未去工作。
“当时北京是沦陷区,一工作岂不成了汉奸。”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拼
本打算准备利用燕大的图书馆,
继续写完《画论》。
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
燕京大学北日寇占领,王世襄无奈只得进城回家。
回家后,父亲说做事要善始善终,
王世襄又努力干了两年,全稿长达70万言。
不过,王世襄并未以之示人。
“必须再用几 年时间,修改一次,才能提高。”
直到80岁后, 王世襄一目失明,
自知已无力重写,才得以影印出版。
待到书稿完结,父亲尽管年迈,
且身边只此一子,
但还是毅然把王世襄“赶出家门”,
使其南下报国。

▲ 抗战时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3
南下,王世襄实有记挂。
年迈老父,自不必说。
在国研院期间,
王世襄已结下一生的良缘——袁荃猷。
小王世襄数岁,袁荃猷是王世襄的小师妹。
因请教王世襄国画,一来二去,
二人情投意合,暗定终身。
不过,这时显然并不是儿女情长之时。
一路向西,王世襄紧追国民政府。

▲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成为终身伴侣
名门之后,且浪子回头小有成就,
毫不费力,王世襄轻松觅得数份工作机会,
均是薪水不错且闲暇较多的工作,
足以续其年少时的优哉游哉。
不过,他却都一一弃之。
他的目光瞄上了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今日,历史语言研究也不是一个热门的行当,
非但要坐冷板凳,也不容易出成绩。
恰如年少时偏爱那些不入流的玩意,
“人弃我取”,王世襄委托世交梁思成引荐。
“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可以求教。”

▲ 傅斯年
当时,研究所的所长是大教育家傅斯年。
虽是梁思成引荐,傅斯年依然高冷。
“你是哪里毕业的?”
“燕京大学。”
“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王世襄悻悻然告退。
所幸的是,梁思成收留他在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
名为助理研究员,实为学徒。

▲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德国建筑学家鲍希曼(从左至右)
在这里,同样汇聚着一批文物大家,
王世襄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请教,
很快就在文物鉴赏方面登堂入室。
所学也很快得为所用。
1945年日本战败,
王世襄被推荐位平津地区追讨文物的代表。
他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
追讨回的240件青铜器,
几乎件件是绝世珍宝。

▲ 商饕餮纹大钺
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
会后,再遇傅斯年。
“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
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其后不久,王世襄又被派到日本追讨文物。
但美国对日本多有偏袒,设置重重关卡。
王世襄据理力争,
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
踏过一段灰暗,属于王世襄的光明似乎即将到来。

▲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4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结婚。
1946年,王世襄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1951年王世襄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当时中国,风起云涌。
可这些,并未波及到“向不过问政治”的王世襄。
春风得意马蹄疾,王世襄的事业蒸蒸日上。
可到了1952年,王世襄的命运急转直下。
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
王世襄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曾经引以为豪,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
反成为难以洗刷的污点。

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
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
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
审查进行了一年多,终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
可“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
所幸其所学颇杂,又被 民族音乐研究所接纳。
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
1956年,王世襄再被划为右派。
愤懑么?肯定是有的。
不过王世襄并未滋滋与此。
好吧,既然你们不要我,那我自己玩。

既然离开了故宫,且划为右派,
注定王世襄被主流文物界排斥在外。
尽管不舍,但王世襄却一个轻快地转身,
投身于当时偏门的文物研究。
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
后面有个大架子,不时带回一些破烂古旧的家具。
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
被当成破烂,很便宜。
买回来后,王世襄执弟子之礼请人来修,
并一一做记录。

事实证明,这些当时的破烂,在日后千金难得。
“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
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
古家具专家、王世襄弟子田家青说。
不过,在当时,这些家具带给他的只有苦恼。
收入本就菲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家具越聚越多,
很快王世襄就被挤到了一间漏雨的小屋。
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
他和老伴袁荃猷就睡在里面,
为此,邻居黄苗子曾写有一副对联———
“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
横批———“斯是漏室”。

5
很快,这种日子也成了奢望。
1966年,浩劫开始。
王世襄也嗅到了危险,
不过他担心的倒并不是自身的安危,
而是自己苦心收藏保存下来的那些明代家具。
按照当时的“规矩”,被不懂行的抄走后,
这种四旧,往往被被一把火付之一炬。
怎么办?
王世襄计上心来,与其被动抄家,
不如主动要求抄家。

于是,他向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
1966年9月2日,
文博所工作人员来“抄走”了大批文物和财物。
正是此次“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
不过,噩运并未远离他。
1969年,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南方潮湿,不利于他尚未痊愈的肺病,
且相隔千里,妻子不免担心王世襄。
浩劫初始,王世襄好友、诗人陈梦家就因不堪受辱而自尽。
不久后,王世襄的一封邮包让妻子打消了担心。
邮包里是王世襄亲手制作的一把小小的扫帚。

并有附信谓曰:
“用灶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她自然明白王世襄的心意——
尽管被弃之如敝帚,但当自珍。
1970年春的那场暴雨,
给下放干部们的油菜地带来一场灾难。
王世襄看到一株油菜已经大半截根都露在地面,
茎也折断一部分,但黄色的油菜花依然开得绚烂,
而且顶部还开始结籽了。
王世襄把油菜不屈的生命力称为“菜花精神”。
还赋诗一首: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
两年后黄苗子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
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
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
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
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
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
“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
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黄苗子儿子黄大刚说。

6
自回到北京,王世襄就开始追讨被抄走的文物。
1976年,王世襄用毛笔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封信,信中提到:
“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
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
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
自当捐献国家……”
陆陆续续,旧日收藏的文物回到王世襄手中。
重新得到这些文物,
带给王世襄的不是满足感,而是紧迫感。

当时,他尚未为世人所知,
但在文博圈,却已是名气斐然。
于是不少圈内人前来讨教。
可他在大院儿外贴上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
“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
真有人“熟视无睹”,来敲门,他往往只半开门,
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
就把门关上了。
每天早上4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亮灯。
到了晚7时,他才会利用看“新闻联播”的时间休息一下,
但也没闲着,一边看电视,一边听广播,
而且是一只耳朵听BBC英语新闻,
另一只耳朵听体育节目,同时还能与人聊天。
原因无他,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

依托自己收藏的文物和往日下的功夫,
王世襄的著作开始如泉涌一般喷发。
《髹饰录解说》1983年出版, 是对我国现存唯一的漆工古籍《髹饰录》的注释、讲解。
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及随后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 一举填补了国内关于明代家具研究的空白。
…………

▲ 明式家具英文版
明眼人也都可以看出,
王世襄苦心研究的这些学术著作,
似乎并不合时宜。
一看名字,就知道艰涩难懂。
可王世襄写书的原则是:
如果书看着特别难,那是吓唬人,
有本事应该让人看着不难。
事实上,王世襄的这些书很快风靡全国。
有一年马未都陪王世襄去山西闲逛。
在一个农民家中,马未都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
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 《明式家具珍赏》。
“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
出门后,马未都笑言。

而何以王世襄能写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
原因无他,他是一个真玩家:要玩就要玩透。
“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
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王世襄曾说。
“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解析,
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他画图,
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
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孙之常说。

7
进入九十年代,王世襄已成著名文物专家,
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炙手可热的名人。
有人曾问田家青:
王世襄先生眼力那么高,
那么他在平日生活中使用的器物,
是不是也那么考究?
“王先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他平时用的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
王先生的衣着也特别简单。

王世襄经常参加活动或会见海外来的收藏家,
凡是去五星级酒店,常会被门童拦住,
起码得询问几句,“审审”。
不过很快,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们就都知道了他。
不是因为他的收藏,而是因为他的厨艺。
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
北京举办过一次全国一级厨师大赛,
特邀了三个评判员,其中就有王世襄。

▲王世襄买菜的篮子
相比评菜,王世襄更爱自己做菜,最爱买菜。
不管多忙,他都要自己去买菜,
且总能挑到既便宜又正宗的菜。
“王世襄先生做饭,
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众餐,
关键在绝招。”田家青说。
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在香港的几个朋友,
经常从香港打飞机到北京,
单就为吃一碗他做的炸酱面。
犹如返璞归真,当年骑马架鹰的少年顽主,
成为一名安贫乐道的胡同大爷。
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
已名满天下的王世襄还和妻子住在胡同老宅里。

王世襄可以安贫乐道,
但他的藏品却让他日日忧心。
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
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
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
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
尤以冬日最为忧心,
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
想要捐给北京的博物馆,
但那时都没有家具馆,均无法接收。

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
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
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
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
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
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
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
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
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
“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
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他只有一个条件:
庄贵仑必须一件不留全捐给上海博物馆,
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
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


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
这批收藏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
至于价格,不过100万美元,
“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
要知道现在,各大拍卖行纷纷开设明式家具专场,
一不留神,就创天价。
“紫檀大椅一共四把,
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
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
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
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
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
便是圆满的结束。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
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王世襄说。

8
托付家中所藏最珍贵的文物,
王世襄也暗藏“私心”。
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
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
修改画论或著述北京民间玩好。
画论即当年搁置下的70万字《中国画论研究》。
但启功先生的一句话让他重拾儿时玩好。
“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
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
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
也许这就是人生,
注定让王世襄与儿时的玩好来一次久别重逢。

于是王世襄暂弃画论,
专心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
而让自己珍贵所藏有了归宿后,
王世襄更是没有了后顾之忧。
《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
《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
《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著述,
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

这时,人们蓦然发现,王世襄竟然这么会玩。
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
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
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
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
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
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会讲英语。

“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
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
接着话锋一转:
“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
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
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
2000年,王世襄86岁,
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集结为《锦灰堆》出版。

▲ “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
书中,有袁荃猷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
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
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
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
这套奇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
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
半年内重印4次。

2003年秋天,袁荃猷因病故去,
王世襄的精神便大不如前。
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年11月,通过拍卖行,
王世襄散尽自己多年珍藏,
包括相伴夫妇二人55年,
那把最珍贵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
“我年纪大了,要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弗利苏王子手中,接过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 克劳斯亲王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10名获奖者,其中最高荣誉奖1名,奖励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卓著者。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
他的创造性研究向世界证实:
如果没有王世襄,
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
“21世纪的中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
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世人慨叹。
今人议王世襄,往往由其玩而谈。
津津乐道于其如何会玩。

可恰如本雅明说:
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
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
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
王世襄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
王世襄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

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这种态度和标准的表象是玩乐,
里子却是一种不冤不乐。
“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
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
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
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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