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藏书楼

浩宇

        2018-03-15 12:54                                                   
                  

中国是世界上热爱读书和藏书的国家之一，延绵数千年的藏书文化是我们堪为珍视的传统文化。据史料记载，中华大地曾有过数以千计的藏书楼，随着岁月变迁，世事沧桑，除少数幸运儿外，现留存于世寥若晨星的藏书楼命运大都岌岌可危。
回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我们为曾拥有灿烂的藏书文化而自豪，也为损毁于时局变迁与战乱风波中的藏书楼与古籍而惋惜。
中国藏书文化追本溯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最早的藏书家应该是孔夫子。他为教育学生，准备教材，搜集文献，“删诗书、定礼乐”，逐渐形成了最初的私家藏书。秦汉以来，私家藏书与官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特别是从唐代出现雕版印以后，书籍开始普及，私家藏书有了重要物质和技术的支撑，宋元以来渐成风气，明清则达鼎盛时期。
据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私人藏书楼始于北魏，在此后的一千五百多年中，相继出现过几千座藏书楼，其中有一定影响的达1000多座。中国藏书楼的规模、历史和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它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收藏、保护，乃至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四阁南三阁”：

《四库全书》珍藏之所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文渊阁

《四库全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阁与书历经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津阁

文溯阁

“南三阁”之一的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现在的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公元1782年，是清代乾隆皇帝当年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造于江浙的“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一处。其余两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于道光二十年和咸丰三年先后毁于兵火。

文澜阁

文澜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筑，由原来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阁改建而成。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经过复勘校正的《四库全书》钞本正式入藏于此。
与“北四阁”不同的是，文澜阁内允许读书人到此看书并抄书。如清代江苏上元(今南京)籍藏书家朱绪曾在浙西做地方官时，就曾经到此抄录过不少宋元时代人撰著的秘籍。

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

藏书界的“南瞿北杨”

晚清著名藏书家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说道：“艺芸散后归何处？尽在南瞿与北杨。” 在我国藏书界有着“南瞿北杨”之说，这“南瞿”，指的便是瞿氏创办的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位于江苏常熟市古里镇，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最多时藏书达十万余册。

铁琴铜剑楼藏书主人瞿镛（1794—1840）致力于收罗江南珍本古籍和文物古董，曾购得铁琴和铜剑各一件藏于楼中，故名“铁琴铜剑楼”。他曾自咏其楼道：“吾庐爱，藏弆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
铁琴铜剑楼藏书对于中国图书事业的贡献极大。上世纪初当地县图书馆成立，曾将藏书复本、乡贤著述和地方史志的副本贡献其中。后来《四部丛刊》的编印，以瞿氏家藏珍本为底本者，居当时私人藏书家之冠。
“海源阁”是当时与“铁琴铜剑楼”齐名的唯一一座北方私藏书楼。它的创始人是山东聊城人杨以增（1787—1856）之父，时称“袖海堂”和“厚遗堂”。随后杨以增在任官各地之际，从西南到西北，留意搜集当地书家散出的藏书，在北京得到过清宗室乐善堂旧藏之书，并辗转得到了苏州黄丕烈士礼居等旧藏的图书，于是异军突起，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争雄于藏书界。其藏书陆续积至三千七百部、二十二万卷左右，其中宋元珍本达到四百六十九种。
“海源阁”位于聊城旧城南的万寿观前街东首，原杨氏故宅的东跨院中，俗称“杨家藏书楼”。1840年，杨以增取《学记》中“先河后海”之语，自题“海源阁”三字于匾额之上，并自述说：“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

嘉业藏书楼与天一阁：

著名私家藏书楼

在解放江南之初，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名要求南下部队对两座私家藏书楼加以保护，一为近代中国有名的嘉业藏书楼，另一座为宁波天一阁。
嘉业藏书楼的主人，便是近代著名刻书家刘承干(1882—1963)。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开始在家乡浙江南浔小莲庄西侧建造新的藏书处，1942年落成后称为嘉业藏书楼。其楼系两层砖木结构，中西合璧风格，前后两进用厢房连接成“口”字形，中铺方砖，为晾曝图书之所。全楼上下共有五十二个房间。
刘承干致力于收集典籍，是当时旧家藏书的重要归宿地之一。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著名藏书家的遗书，如百川归流，源源不断地汇入嘉业藏书楼。藏书量达57万余卷，计18万余册。除了数量可观，其版本质量也非同一般。宋元版本、稿本钞本和校勘本以及地方史志为世所公认的三大藏书特色。刘氏还组织人力从事古籍流传工作，刻印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和《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落成后的天一阁，是一座坐北朝南、六开间双层的木结构藏书楼。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的私人藏书历经十三世，保存四百余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的失窃，但事后范氏族人又会想方设法不惜重金赎回。历代藏书家很多，其藏书能保存百年以上的并不多见，而范氏藏书却保存至今，与范钦对藏书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据记载，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的族规颇为严格，如女子不得上楼，“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措施，另外，“外姓人不得入阁”一条，也使得天一阁的藏书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673年，黄宗羲才有幸成为外姓人登阁第一人，获准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他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自此以后天一阁才进入相对开放的时代。

古越藏书楼：

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发端

古越藏书楼现位于浙江绍兴城内胜利路133号，落成于1902年，系晚清士绅徐树兰(1837—1902年)独立捐资建造。该楼建屋四进，前三进楼房为收藏典籍之所，其中间一厅为大众阅书之处。读者凭阅览牌到此看书，供应茶水，兼办膳食。

徐树兰本着“存古开新”之旨，将自家收藏的经、史书籍和一切实用书籍捐献出来，还另外斥资购买了大量的翻译著作、科学、农学图书，共藏至七万余卷。其他流行的画报、学报和日报乃至标本，也有收罗。编有《古越藏书书目》。
为加强管理，徐树兰还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印行于世，共七章三十节。规章宣告该楼的宗旨是“存古”和“开新”，认为：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徐树兰还明确表示该楼同时接受社会人士捐助寄存之书。张謇在1904撰写有《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的嘉行。
古越藏书楼的诞生，被认为是我国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终结和近代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发端的重要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