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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跳不出去的九大定律(精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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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30 23:20: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中国五千年跳不出去的九大定律(精辟)                                         2018-07-30 19:45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
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皇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
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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