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高校里的特殊教员

华忠

延安高校里的特殊教员

文史精华

2018-09-07 09:01:48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洛甫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各高校讲课，作时事报告，有的还被高校聘为兼职政治教员。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高校刚开办教员缺乏，为了使教学能够正常进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充当义务教员；另一方面是中共中央文件的要求，如《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规定“学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做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因为中央领导人是党内理论水平最高或较高的，由他们亲自为学生授课或做辅导报告，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支高层次、高水平的兼职教师队伍，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毛泽东发表演说

抗大：毛泽东一年时间讲课26次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创办初期，物资经费困难、设备简陋，教员也很缺乏。因而，当时抗大主要课程都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的。毛泽东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不仅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校风，而且亲自在抗大讲政治课和作形势报告。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在《延安纪事》一文中说，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来，他成了抗大的保护人，像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外，还教政治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仅从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到抗大讲课26次。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为了给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撰写了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讲稿的主要部分）。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毛泽东上课时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例如，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他举了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生动例子。在讲《实践论》时，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在讲“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时，“他伸出一个指头去戳一块木板，木板没有变化；他又拿出一根锥子去扎木板，一会儿就扎透了。他说打仗也是这样，我们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敌人的接触面越小越好，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朱德在延安许多高校都作过报告，上过课，但据史沫特莱回忆“朱将军的大部分授课时间依然是在抗大”。朱德在抗大系统地讲过《党的建设》课程。刘少奇在抗大作过《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的讲演，此文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一部分。周恩来在抗大作了题为《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的报告，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讲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殷切期望，勉励同学们学习好、训练好，把自己锻炼成为坚持抗战的骨干，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陈云在抗大作了《论干部政策》的讲演，强调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此外，在抗大，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中国问题》，博古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等。另外，抗大还利用在延安开会的机会，先后请项英、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萧克、程子华、潘汉年等各地负责同志到校作报告，给学员们以生动而实际的斗争经验教育。
鲁艺：号召学生到“大鲁艺”去学习
在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经常到学校作政治报告，讲时事形势，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毛泽东多次到鲁艺作政治报告，强调艺术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深入到火热的抗战生活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创造出被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屁股坐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朱德多次在鲁艺作政治报告，指出“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朱德希望“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陕北公学：毛泽东戏称在此“折了本”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演讲，指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过哲学，做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报告。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主席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主席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这说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最先是在陕北公学讲的，后来才在抗大讲授。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除了毛泽东外，陕北公学还请周恩来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和《平江惨案情况》，请朱德讲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和《根据地经济》，请董必武讲过《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请张闻天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等。任弼时、李富春、董必武、王若飞等也到陕北公学作过演讲。有学员回忆说，在陕北公学的教员中间，“有的是全国敬仰的领袖，如毛泽东、洛甫、李富春……有的是新启蒙运动中的健将，如何干之、李凡夫、王若飞、徐冰、杨松、艾思奇、何定华、李唯一诸先生等等，有的是二万五千里身经百战的长征英雄，如成校长、罗校长、周纯全、陈昌浩、吴亮平诸先生。”
中国女子大学：全国妇女
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在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都作过报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党的战略与策略、对敌斗争、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1939年7月10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及校长王明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在讲话最后，提出了他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妇女问题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邓颖超在讲《妇女运动观》课程时指出：“女大是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产物，……定会培养出坚强的钢铁般的干部，她们将是妇运中的一支生力军，在妇运史上将放出灿烂的异彩。”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讲课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接着，他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身份以及他们上课时对政治内容的权威讲解，受到学生的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央领导人到高校去讲课或发表重要讲话，一方面指明了高等院校在当时形势下的办学方向及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员理论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中央领导同志在高校作重要报告或演讲，上政治课，开创了党政领导到高校讲课的先例，已成为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也多次进高校，与大学生们面对面论形势、讲政策，回答现场提问，推心置腹地谈理想人生，谈励志修身、学以报国，不仅释疑解惑，还更多地激励莘莘学子走好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人生道路。
责任编辑 尹德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