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笔下的“奸情丑态”

紫蝶

蒲松龄笔下的“奸情丑态”                      2019-04-17 12:04                                                   
马振方 史客儿 3月30日

封建社会的“奸情丑态”多种多样，千奇百怪，以至成为某些人的癖性，深入骨髓。书中有些短小精悍之作就是表现、讽刺某种癖性的。《死僧》中的和尚被强盗杀死，他的灵魂“浑身血污”，但不悲不戚，匆匆登上佛座，“抱佛头而笑”。人们打开佛头一看，里面藏着三十两银子。原来这个丢了性命的和尚是为藏金没被劫走而高兴。这就把他爱财胜过爱命的癖性有力而又有趣地突现出来，让人觉得十分可笑。

《青蛙神》前后两篇。第二篇也是嘲讽、惩罚爱财如命的吝啬鬼的。其形象结构也很别致：某乡集资修关帝庙，人人尽力，独富商周某“一毛所不肯拔”，后来摄于蛙神的威力，不得已报一百两银子，但又迟迟不肯交纳，直到巨蛙上门，登床据户，他才一会儿三十，一会儿五十，像挤牙膏似的交出银子。神奇的惩罚显出吝啬成癖的可鄙和可笑，寓庄于谐，生动有趣。

书中讽喻癖性，常不写人而写鬼，写人死后还继续生前的某种嗜好或追求，在读者心中造成一种死而不已、死而不悟的深刻印象。这是一种人物自我映衬法，以其死后映衬生前，效果常常事半而功倍。前面谈到叶生、司文郎死后还热衷科第举业，和尚被杀以后还不忘佛头中的藏金，都是用的这种笔法。再看《棋鬼》和《酒狂》。前者的主人公嗜棋成癖，荡尽家产，气死老父，被阎王索去，下了地狱。后来东岳凤阁落成，征作碑记，阎王看他是个读书人，许他出来，应征自赎。他在路上见人下棋，癖性大发，连下数局，误了作文的期限，因而重被罚入地狱，“永无生期”。这比平时说的“废寝忘餐”更进一步，可谓“贪棋不顾命”。

《酒狂》的主人公是酗酒之徒，醉则使酒骂座，因此被鬼捉到阴间，等候发落。他起初心怀恐惧，表示要痛改前非；一旦获释有望，即刻旧病复发，居然同鬼大耍酒风，被推入奈河受尽残酷折磨。即使如此，还是不能悔改，还阳一年后，依然酗酒，“骂主人座”。真是邪癖入骨，冥顽不化。这种自我映衬之法是神话小说所独有的，通过神异的幻想性夸张显示人物的本质特征，色彩强烈而鲜明。

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使唤动物教训人类”，蒲松龄有时也这样做。讽喻世情的《丑狐》《武孝廉》《胡四相公》等篇都是用狐教训人的。《小翠》中的老狐当年受过王太常的无心庇护，后来就把“仙品”的女儿小翠送到王家，给他那“绝痴”的儿子做妻子，小翠不仅美丽，贤惠，还用狐仙的法术为身为御史的王太常消灾增福，使无端陷害他的官僚获罪充军。就是这样的小翠，失手打碎一只玉瓶，王氏夫妇就大发雷霆，“交口呵骂”，使她不得不羞愤离去。作品从对待恩德的态度方面把狐与人做了对比：“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这也是用狐教训人，教训那种衣冠楚楚、重利轻义的卑鄙之徒。

还有一篇《八大王》，主人公是个贪杯的老鳖，醉后拦路，蛮不讲理，后来认出是救过自己的大恩人，即刻倒身下拜，以礼相待，赠以鳖宝，而且听从劝告，从此戒酒。作者创造这个形象，一方面，讽喻那些酗酒之徒“醒则犹人，醉则犹鳖”；另一方面，又反衬某些忘恩负义，癖性难改的人“醒不如人，醉不如鳖”，为上列人等制作一面奇特的鳖鉴，要前者以鳖为戒，使后者以鳖为师，是颇富匠心的艺术创造。

本书讽喻世情的作品，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造成五彩缤纷的气象。《堪舆》中的宋公迷信风水。宋公死后，两个儿子各请一伙风水先生，各择一处坟地，互不相让，致使死者多年不得安葬。《姚安》中的姚安因为怕美貌的妻子与别人私通，就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妻子回娘家，他用两手支袍，遮掩上轿，再将轿封好，做上记号，而后乘马“驰随其后”。《单父宰》中的两个儿子害怕父亲与继母生育子女，分去财产，竟将其父阉割致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在变态心理支配下发生的奇闻怪事，也是世风每况愈下的产物。蒲松龄笔下的世人真是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蒲松龄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但他的道德观念是孔孟之道。在讽喻恶劣世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宣扬了封建道德和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珊瑚》表彰贤妇甘受婆婆的虐待，以德报怨；《邵女》赞美小妾甘受大妇凌辱，“以分自守”。他们虽然也反映了某种真实的生活和人情，有着这样那样的价值，却又都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中提倡忍让，而不是抗争，其中不仅有时代的局限，也掺杂着个人和阶级的偏见。

【摘自：《<聊斋志异>》面面观 马振方/著 北京出版社】